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21世纪已经过去20年。这20年里，我们越来越多地使用“高速”、“加速”、“剧烈”、“骤变”、“创新”、“多样”来描述世界的变化、生活的变化。文学也一样，从创作思潮到门类、题材、风格、群体，包括文学与生活、文学与读者、与科技、与媒介、与市场的关系等等，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何认知、理解这些变化，对于我们总结过往、思索未来都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中国作家网特别推出“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对本世纪20年来的文学做相对系统的梳理。

我们希望这个专题尽量开放、包容，既可以看到对新世纪20年文学的宏观扫描、理论剖析，也可以看到以“关键词”方式呈现的现象或事件梳理；既有对文学现场的整体描述，也深入具体研究领域；既可以一窥20年来文学作品内部质素的生成、更迭与确立，也可辨析文化思潮、市场媒介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交互共生；既自我梳理，也观照他者，从中国当代文学延展至海外华文文学和世界文学，呈现全球化加速的时代，世界文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异同。

从文学史意义上来说，20年看文学或许略短，难成定论，难做定位，但文学行进过程中这些适时的总结又非常必要，它是回望，更指向未来。

（中国作家网策划“21世纪文学20年”系列专题文章将陆续推出，敬请关注）

 

 

“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这一概念，实际包含了时、空两方面的含义：时间（新世纪）是指自新世纪以来——也有二十年了；空间（海外）则涵盖了除中国（包括台港澳）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可谓无远弗届。除了时、空意味，这一概念的另一个关键词就是“华文文学”——用中文/汉语/华文书写的文学。

两大板块：东南亚华文文学/“新移民”文学

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从格局上看，主要是“两大板块”：一是东南亚华文文学——以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为代表；一是“新移民”文学—— “新移民”文学以改革开放以后从中国大陆“走向世界”的“新移民”作家为主，目前散枝开叶，可以说已遍布全世界。在这“两大板块”中，东南亚华文文学虽然略呈疲态，不少作家在创作上显现突破的困难，而且后继乏人，令人堪忧，但黎紫书、李天葆、龚万辉、英培安、梁文福、温任平、小黑、朵拉、潘正镭、翁弦尉等作家——如果把“马华旅台/旅港作家”也算作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则还有李永平（已逝）、张贵兴、黄锦树、钟怡雯、陈大为、林幸谦等——依然活跃。小黑《结束的旅程》、温任平《戴着帽子思想》、张贵兴《猴杯》、英培安《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黎紫书《告别的年代》、李永平《大河尽头》、黄锦树《雨》、钟怡雯《听说》、陈大为《靠近-罗摩衍那》、李天葆《斜阳金粉》、林幸谦《五四诗刻》、龚万辉《隔壁的房间》、朵拉《弥补春天》、梁文福《越遥远·越清晰》、潘正镭《再生树》、翁弦尉《游走与沉溺》等，可谓新世纪东南亚华文文学的“标志性成果”。这些“新世纪”创作，主题以反映东南亚华人的文化来源、历史进程和现实处境为主，许多作品都渗透着作者对东南亚华人文化根脉、政治地位、生存境况等问题的深入思考——这些思考有许多是此前马华文学中即已存在的，只不过到了新世纪，创作环境有所改变（本地政治环境改善或作者移居他处），作家的思考和表现更加宽广。

与东南亚华文文学比较起来，“新移民”文学不但存在范围广——覆盖了东北亚（日、韩）、北美（美、加）、欧洲（英、法、德、荷、卢、比、捷、匈、西）、大洋洲（澳、新）等众多国家和地区，而且创作势头猛——大有“来势汹涌”之姿。当然，“新移民”文学虽然呈全球分布态势，作家作品众多，但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其成就也并非等量齐观——表现最为突出、实绩最为耀眼、形态最为活跃的，当属北美华文文学。虽然在新世纪，东北亚华文文学中有李长声《哈，日本》、陈永和《一九七九年纪事》、姜建强《十六个汉字里的日本》、华纯《丝的诱惑》、弥生《那时彷徨日本》等；欧洲大洋洲华文文学中有虹影《上海王》、林湄《天望》、章平《飘雪的世界》、余泽民《纸鱼缸》、刘瑛《不一样的太阳》、穆紫荆《战后》、老木《新生》、谢凌洁《双桅船》、胡仄佳《晕船人的海》、抗凝《天黑之前回家》、张奥列《家在悉尼》等重要作家和作品，但比起北美华文文学庞大的作家阵容、突出的文学表现、整体的文学实力、活跃的展现姿态，它们或整体实力尚欠齐整，或相对比较沉静内敛，影响力和声誉度都还一时无法与北美华文文学相抗衡。

北美华文文学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曾经出现过以中国台港地区留学生为创作主体的“留学生文学”，然而自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由中国大陆“新移民”为创作主体的“新移民”文学，逐步取代了过去的“留学生文学”，成为新世纪北美华文文学的中坚和主流。前行代的“留学生文学”代表於梨华、白先勇等虽然在新世纪仍有创作，但能代表新世纪北美华文文学的，显然已是卢新华、严歌苓、查建英、张翎、陈河、薛忆沩、陈谦、张惠雯、凌岚、施雨、王性初、苏炜、朱琦、薛海翔、刘荒田、沙石、宇秀、秋尘、余曦、江岚、叶周、黄宗之、陈九、陈瑞琳、少君、周励、施玮、孙博、曾晓文、吕红等“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这些作家以他们旺盛的创作动能、不凡的创作成果、积极的介入姿态，成为全球性的“新移民”文学中最为光彩照人的存在。

说这些北美华文“新移民”作家创作动能旺盛，是指他们创作速度快，创作数量大，尤其以严歌苓、张翎、陈河等最为突出，这几位作家在新世纪的创作以长篇小说为主，他们的长篇一部接着一部出版，令读者有目不暇给之感，有研究者戏言“阅读的速度赶不上他们写作的速度”。大致说来，这几位作家在新世纪出版的长篇小说，即有严歌苓的《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心理医生在吗》《无出路咖啡馆》《老师好美》《补玉山居》《金陵十三钗》《花儿与少年》《寄居者》《小姨多鹤》《陆犯焉识》《妈阁是座城》《赴宴者》《霜降》《床畔》《芳华》；张翎的《金山》《劳燕》《流年物语》《阵痛》；陈河的《布偶》《红白黑》《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甲骨时光》《外苏河之战》等，如果再加上卢新华的《紫禁女》、余曦的《安大略湖畔》、施雨的《刀锋下的盲点》、叶周的《丁香公寓》、黄宗之的《藤校逐梦》、陈谦的《无穷镜》、薛忆沩的《空巢》、江岚的《合欢牡丹》、施玮的《故国宫卷》、吕红的《美国情人》等（这些作者中，许多都著有不止一部长篇小说），且不说北美“新移民”文学中数量庞大的中、短篇小说，光是这些长篇小说，就足以显现出其厚重分量和熠熠光彩。在这些长篇小说中，北美“新移民”作家们不但写北美生活（《安大略湖畔》《藤校逐梦》《无穷镜》《刀锋下的盲点》），而且写中国故事（《一个女人的史诗》《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床畔》《芳华》《丁香公寓》《阵痛》）；不但写北美与中国的关联（《金山》《劳燕》《甲骨时光》《狂流》），还写更为复杂的国际风云（《红白黑》《沙捞越战事》《米罗山营地》《外苏河之战》）……北美的“新移民”作家，确乎以自己丰沛的创作，为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树起了一座文学的丰碑。

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丰硕成果，在世界范围内的华文文学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但众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而且严歌苓、张翎、陈河等还在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港）频频得奖，如严歌苓就获得过《当代》长篇小说2004—2008年五年最佳奖、第十六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以及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奖”、香港《亚洲周刊》短篇小说奖等，并多次位列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排行榜榜首；张翎则三度荣获“十月文学奖”、第八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还获得过中国小说学会颁发的首个“海外作家特别奖”；陈河除获得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外，还获得过郁达夫小说奖、“茅台杯”人民文学奖等。此外，北美“新移民”作家中获得过华侨华人“中山文学奖”的还有洛夫、薛忆沩、陈谦、陈九、刘荒田、王性初、苏炜、朱琦、陈瑞琳、周励、孙博、曾晓文等小说家、散文家、诗人（1） 。虽然得奖并不能完全代表作家的创作水平，但一再地、反复地获奖，起码从一个方面证明了作家的创作实力。如果再考虑到严歌苓、张翎、陈河现在都是高校硕、博士论文选题的大热门，就足以表明，北美“新移民”作家们凭借着他们出色的文学成就，受影视界青睐、在评比中获胜、得青年学子聚焦，已实际成为全球性的“新移民”文学的“排头兵”。

不可否认，北美“新移民”文学能成为全球“新移民”文学的“排头兵”，除了作家们坚持不懈地奋力创作出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学作品，也与他们自觉的“经营”意识不无关系。北美“新移民”作家较高的创作水平固然使他们深受国内期刊、出版社乃至电影公司、著名导演的欢迎，但经常在北美和中国大陆之间来往交流，同时受到北美文学创作“行销”观念——强调市场经营和注重自我推销——的熏陶乃至训练，也是他们得以“成功”的重要原因：这使得北美“新移民”作家在与中国文学界/学术界接触之时，相对东北亚和欧洲大洋洲等地区的“新移民”作家，更具有自由度、主动性和经营意识，也使得北美“新移民”作家对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当代学界的介入程度最深、最活跃，同时，很重要的一点，他们的“成功”，也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当代学界对他们的欢迎、接纳、拥抱甚至“中国当代文学化”密切相关。

两个关键词： 离岸流/外省书

在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两大板块中，东南亚华文文学或隐或显地弥漫着一股焦虑情绪——不少中生代和新生代的马华作家颇为担心马华文学会被强大的“文化中国”所覆盖和遮蔽，一些实力派作家/学者力图通过文学创作和理论阐述，强调马华文学的“主体性”。不过在我看来，这种焦虑其实毫无必要，因为马华文学作为用华文进行创作的外国文学，对其“主体性”的强调并不必然与“文化中国”相冲突，而只要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创作媒介是中文/汉语/华文，它事实上也难以摆脱“文化中国”的影响（2） 。有意思的是，当东南亚华文文学在强调“主体性”，追求与“文化中国”、“中国文学”区隔的时候，“新移民”文学却在有意无意间向“中国（当代）文学”靠拢，面对着中国当代文学具有的巨大诱惑力/吸引力（市场、得奖、影视改编、评论、影响力、知名度、接受感、认同性），北美“新移民”作家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积极参与和深度介入，就与中国当代文学对海外“新移民”文学的欢迎、接纳、拥抱甚至“中国当代文学化”，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对接。

东南亚华文文学力图强化“主体性”并试图挣脱“文化中国”的影响，“新移民”文学则从主、客观两方面都有着向“中国当代文学化”趋近的可能，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两大主要板块截然不同的“运行方向”，形成了当今海外华文文学的基本特点。虽然东南亚华文文学难以摆脱“文化中国”的影响，但作为外国文学，它不是中国文学的“外省书”。就此而言，同样作为外国文学的海外“新移民”文学，它的“运行方向”则颇为耐人寻味：究竟它是应该像东南亚华文文学那样，去追寻自己的主体性/独特性呢，还是在自觉不自觉间逐步走向“中国当代文学化”？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在当今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不断崛起并开始产生世界影响之际,当中国大陆的文学期刊、出版社和各种文学奖项向着海外华文文学开放、拥抱的时候,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事实上对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对‘新移民文学’)产生了巨大的磁吸效应。当此时也,海外华文文学是不断地被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吸引’并最终‘融入’其中,成为其‘海外支流’？还是保持自己的‘海外特色’并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离岸流’文学之路?这是每个海外华文作家(尤其是‘新移民作家’)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

改革开放之初以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新移民”文学曾以他们“海外题材”的新鲜感和陌生化打动过读者。到了新世纪，由于中外交流的频密、网络科技的发达，以及大量国人走出国门看世界，这种“海外题材”的新鲜感和陌生化开始迅速消失，风光不再；表现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新移民”文学中的爱情故事也所在多有，可是如果在表现爱情时，只涉浮层现实，而无人性挖掘，则不但格局有限，而且也行之不远；历史是“新移民”作家们颇为关注的领域，可是如果在表现历史时没有渗入哲理的思考，那历史也只不过是故事的背景罢了；文化冲突也是“新移民”作家们经常涉猎的创作领域，可是文化冲突的内在动因要比其外在表现复杂百倍，如果只是表现文化冲突的外在形态而缺乏对之深刻的思考，那这样的文化冲突书写最终也只不过是文学“浮雕”；由于不少“新移民”作家是在国内接受的文学教育，传统现实主义是他们常用的创作手法，虽然这对于描画世情和刻画人物颇为“顺手”，可对于接受新一代文学教育的读者来说，也稍显单一和陈旧（虽然有些作家也吸纳了一些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尽管“新移民”文学特别是北美“新移民”文学已经取得了不俗的成就，可“新移民”状态给这些作家提供的独特之处，在我看来还没有全部发挥出来：在“新移民”状态下，除了拥有海外题材的优势（正在逐步衰退）、笔下人物经历的复杂（毕竟还是外在的呈现），他们在开拓题材、人性挖掘、哲思历史、艺术创新等方面，还可以有更加出色的表现（3）。

当代作家张炜有部长篇小说《外省书》，北美华文作家凌岚有本小说集《离岸流》，本文借用这两个书名，拿来作为对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形态描述的两个关键词。如果把“中国当代文学”视为是认知“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的参照，那么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东南亚华文文学这一板块，很明显是拒绝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外省书”的，是一股“离岸流”；至于另一个板块“新移民”文学，究竟是想/希望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外省书”，还是以有别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华文文学”为追求，并进而成为另一股“离岸流”——在题材、主题、人物、思想、艺术形式等各方面，都能形成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性，而不是与中国当代文学同质化。这个问题，我提出来，留给身在海外的“新移民”作家们来回答。

新世纪海外华文文学至今已经走过了二十个年头，下一个二十年它会怎么走？让我们拭目以待！  

 

注释：

（1）北美以外地区“新移民”作家中获得过此奖的还有赵淑侠、李永平、山飒、虹影、李长声、陈永和、郁乃、华纯、林湄、余泽民、章平、谢凌洁等。

（2）参见刘俊：《“南洋”郁达夫：中国属性·海外形塑·他者观照——兼及中国作家的海外影响与华文文学的复合互渗》，《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

（3）刘俊：《海外视野与中国故事——序<离岸芳华——海外华文短篇小说选>》，《中华读书报》2020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