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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记性是如何炼成的? 漫说作家的博闻强记

来源:北京晚报 | 汪兆骞  2020年07月22日08:56

博闻强记,亦作“博闻强志”或“博闻强识”,意思就是腹中诗书见闻多,而且记忆力惊人。《三国志·魏志·杜袭传》载:“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到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第四十回,亦载:“粲博闻强记,人皆不及。尝观道旁碑文一过,便能记诵。”证明“建安七子”之一、以写《七哀》《登楼赋》而名扬天下的王粲天赋异禀,博文强记。

《晋书·苻融载记》则载苻融“耳闻则诵,过目不忘,时人拟之王粲。”苻融,十六国时前秦国王苻坚之弟,有文才谋略,精于骑射,尤善审案断狱,后拜车骑大将军,淝水大战中亲领前锋,交战中马倒被杀。此公记忆极好,凡过目者皆不忘。冯梦龙《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也说苏轼“过目成诵,出口成章”,苏轼记性好,一动笔,文章即流传千古。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爰古爰今,代不乏才,天公抖擞,多降奇贤。自民国至当下,学者作家,博闻强记、过目不忘者,亦不胜枚举,仅举三例。

辜鸿铭:受刺激倒背典籍如流

上个世纪初是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新旧过渡,中外文化碰撞,一个个鲜活的学人,意气风发走上新文化舞台,在乱世中呈现出一段文化传奇。辜鸿铭原本对中国和世界文化有过重大贡献,却被历史漏记。笔者在拙作七卷本《民国清流》中尽力复原其历史真相,以为辜鸿铭正名。

以往太多强调在东西方文化碰撞中,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拿来主义,生吞活剥,大行其道。殊不知,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也产生过重要影响。辜鸿铭将《论语》《中庸》等经典著作及自己写的《春秋大义》(又名《中国人的精神》)译成外文,推向世界,在西方世界于一战后反思自身只注重物质而缺乏精神等问题时,及时送上东方哲学智慧,如干旱之际送上甘霖喜雨。列夫·托尔斯泰很谦恭地写长信给辜鸿铭,深表钦佩。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特赴中国拜会辜鸿铭,二人交流之后,毛姆写访问记,向世界介绍这位留着辫子、戴着黑缎小帽、精通九国语言、满腹经纶,在洋人面前极为自信傲慢的中国小老头。当“五四”运动在中国肇始,一些人高喊打倒“孔老二”,宣传中国文化历史只有瞒、骗和吃人,甚至提出废除中国人精神图谱的汉字时,辜鸿铭的《春秋大义》和《论语》等已走进德国大学的哲学系,成为必读的教材,大学里许多研究组都与辜鸿铭有关。

辜鸿铭生在南洋,学在西洋,仕在北洋,教在东洋。十岁随义父布朗去欧洲,在英、德读书,精通西学,熟谙九种语言,可惜多年在外,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研究。一日,两广总督张之洞做寿,府中大宴宾客,在张府充任洋文案(外文翻译)的辜鸿铭,发现同是幕僚的沈曾植对他有不屑之色,辜忙问其故,沈曰:“我一肚子国学,你要赶上我,还须读二十年中国古书。”此语对他刺激甚大,国学系他的短板,于是在张之洞支持下,始苦读四书、骚赋、诗文,二十年坚持不辍,再加上他记忆力超强,许多典籍倒背如流,真的满腹经纶了。某日,又见沈曾植,他让人将张之洞所藏众多线装书搬到沈面前,沈笑问“这是做什么?”辜躬身施礼后道:“请老先生任抽一部书,晚生莫不能背诵。”

他常到北京六国饭店,给洋人讲《春秋大义》,梅兰芳唱戏门票一块大洋,为戏票价格之最,而辜每讲收大洋二块,洋人趋之若鹜,一票难求。他讲座从不带稿,信马由缰,妙语连珠,所引资料数据脱口而出,背诵经典滔滔不绝。他的演讲,常常是一个关涉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总体性的论说场域。

汪曾祺:戏文都装在脑子里

第二位,说说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时,他师从沈从文,师徒情深,得沈从文小说之真传,成“乡情小说”高手,以风俗画的手法表现故乡高邮地区的旖旎景物和风土人情。其新时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受戒》和《大淖记事》,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凝思昨日与今天之间,追忆故乡独特习俗,以清丽散淡的笔墨,呈现诗意之美。其《故里杂记》等,又将笔触转入市井生活的描绘,其间寄寓与文化相关的悠长恬淡的人生和质朴的人性。不错,汪曾祺的小说避开了当代主流文化,但呈现出了普通劳动者对健康美好生活的追求,肯定他们美而恒久的人性价值。在当代文学语境中,无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八十年代文学,汪曾祺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如他自己所说:“我守住了‘京派小说’的遗风流韵。”

汪曾祺也是位博闻强记的作家,他曾到我家四合院做客,见我书房除落地窗外,三面书柜堆满了书,他问,老弟藏书这么多,读透过几部?在我踌躇如何回答之际,他很认真地说:“我家藏书不多,但都认真研读过,不少我可通本背诵。”说着,不紧不慢地背诵起他恩师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那是沈从文第一次回乡时,重温“那个业已消失的童年梦境”、在对人生和历史的思索之下构成的散记。船上站着的鱼鹰、石滩上走着拉纤的人,“历史对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汪先生背诵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我读过,也能记住些,但汪先生背诵之精准,令我望尘莫及,惊为天人。

坊间传说,汪先生能将他写的《沙家浜》剧本只字不落地背下来,这件事《十月》副主编张守仁也跟我说过。我曾向汪先生求证,先生淡然一笑说:“自己写的东西,岂有背不下来之理。”接着他轻描淡写地说,他一生很喜欢京剧,且把京剧的儒雅、趣味乃至语言风格带到了小说里。他与京剧众多名角甚为熟悉。“文革”前,《芦荡火种》(《沙家浜》前身)的导演迟金生和主演赵燕侠找到他,希望他帮助写几段有分量的唱词。写了几段后,大家都非常满意,后来他成了《沙家浜》主创编剧。一天正要排戏,不料打印的剧本不知所终,大家十分着急,汪先生说没啥,都装在我脑袋里。他给大家把剧本流畅地背诵一遍,排演中有演员唱词忘了,他脱口说出。这让导演、演员见识了老头儿的捷才和超强记忆力。

汪老总说自己是个略有小才的人物,古今中外,博闻强记的名人还有不少,比如说陈寅恪就是其中翘楚。陈老晚年目盲,仍做学术研究工作,目不能视,凡需文献资料,他皆能记住在哪部书中的几页几行,每让助手惊叹不已。1959年中印边界争端恶化,印方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中央政府派人征询陈寅恪关于中印领土争端方面的意见,陈寅恪沉思片刻,即表示四十多年前由英国人策划的“麦克马洪线”已让中国领土主权遭到损害,中国吃了大亏,如今再提出“领土要求”很不合理。然后,以口述形式向中央政府提供了有关清朝官员的日记、朝廷奏议等史料线索。我方用大量事实证据,有力驳斥了印度政府非法的“领土要求”,也让世界了解中印边界真相。陈寅恪的博闻强记发挥了作用。

王蒙:重写小说不在话下

最后说说我的老师王蒙。在王蒙自传《半生多难》中,王先生写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首都师范大学教书的情景,其中还有一段写了与我“谈得来”,一起去香山春游等文字。相处日久,我发现年轻的王蒙不仅深谙小说之道,有真才实学,而且博闻强记。他讲鲁迅散文《雪》,浸透了鲁迅的悲怆与伤痛、孤独与奇绝,说那是鲁迅以雪自况自喻。讲课时引经据典,特别是不断背诵鲁迅相关的文章,让听者莫不豁然贯通领悟。闲聊时,中外名著的片段,都会如泉涌般流淌出来,我说先生记性真好,他会以王蒙式的幽默说:“抱歉,一不小心,它们就溜达出来了。”

一次,我们到农村参加劳动,同住一间大炕。这盘能睡半个排人的大炕,成了类似文学会所的地界儿,大家休息或傍晚时都聚在这儿,听王蒙背诵他尚未出版的《青春万岁》的片段。至今我还记得,他扬起手,朗声背诵:“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把我们带进充满阳光的青春岁月。他背诵自己的诗《错误》,用诗阐述黑格尔“杂多与统一”的命题;有同学没读过给那篇他带来苦难、几成齑粉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他会一字不落地背出来,大家听得出,小说以清雅委婉的笔墨,表达了一个内涵严肃的主题。

“文革”结束,“放逐”十年新疆的王蒙回到北京,重返文坛,继续孜孜于探索人心的秘密,其作品构成了一部知识分子的“心态史”,大放异彩。我有幸在《当代》编发了他集中反映知识分子命运史和心态史的“季节系列”四部长篇小说。这一百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实际上带有自传色彩,与他的《王蒙自传》互成犄角、相映成趣,成为他四十年生活命运的写照。但神奇的是,王蒙一生从不写日记,所有纷繁丰富的生活素材,都依靠记忆。王蒙说,这些烙印在大脑中的记忆,曾是痛苦战栗的折磨,然而他将之变成一种宽恕、一种温存。他说,记忆是“对生与不生的唯一证明,是对自我和存在的唯一证明,是对苦和甜的唯一回应的抚平”。

王蒙的博闻强记是有了名的,我亲历的不少。“文革”前,王蒙的《青春万岁》交给我社。一九七九年要出书时,书稿却找不到了,百般无奈,王蒙只好重写,写了几万字,我兴冲冲告诉他,书稿在仓库找到了。拿重写的与三十年前的原稿相对照,几乎完全一样,见证者莫不惊骇。一次我让王先生写个短篇,先生兴致勃勃用当时时髦的电脑写了,我去拿时,先生焦急地说,小说让电脑吞了。见我着急,安慰我说,我重写,不会影响《当代》排版。第二天我拿着重写的文稿到印刷厂去排版,过了一天,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说,在电脑丢失的那篇又莫名找到了。我取回,与排出的清样一对,天哪,一字不差!

更有奇者,有一天与先生同去美术馆看画展,我特别喜欢一幅写意画上的长题跋,于是准备抄写,先生拉我就走说:“我只要瞄上一眼,就记住了。”果然,到先生家,他把那题跋顺手写给我。第二天又陪秦兆阳去看画展,顺便核对,竟一个字不差。就博闻强记来看,王蒙不就是当代的王粲么?正所谓,真名士自风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