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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述、传奇、不可靠叙述与自传文本——《人生海海》的四重“召唤结构”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 | 陈思  2020年07月23日08:27

摘要:麦家时隔8年推出的长篇小说《人生海海》,讲述了英雄归来之后的故事,从情节、人物、叙述方式上都呈现出有别以往的特点。小说中隐含着四重“召唤结构”:转述性——悬疑元素的消失,传奇性——悲剧英雄的强弱辩证,不可靠叙述——复调与人心,自传文本——烙印与正名。《人生海海》是作家呕心沥血、苦心孤诣的产物,也旗帜鲜明地展现了其回望“纯文学”的姿态与光荣返乡的欲望。

关键词:《人生海海》 召唤结构 转述 传奇 不可靠叙述 自传文本

 

在《刀尖》之后,麦家时隔8年推出了长篇小说《人生海海》,讲述了英雄归来之后的故事。在浙东富阳附近农村,“上校”蒋正南(又外号“太监”)生逢乱世,初学木匠,入伍担任军医,历经抗日战争、国共内战、朝鲜战争等。“上校”一体多面,其身份始终笼罩在迷雾之中,他是挥舞金制手术刀具的传奇大夫,也是风流无度的好色之徒;他曾亲上战场,也领导谍报小组,出生入死,身陷囹圄,遭人陷害,化险为夷,最终陷入疯癫,令人扼腕。他周旋于国民党、共产党、日寇、汉奸之间,也生活在老保长、“我”父亲、“我”爷爷、小瞎子、“小上海”林阿姨和其他村民的生活与讲述之中。让人着迷的“上校”,有人说他是太监,有人传谣他是鸡奸犯,有人说他是英雄,也有人说他是汉奸——一切的谜底都指向他下腹的神秘刺字。小说的架构庞大,以主要叙事人少年“我”的成长和讲述为主轴,分成三部。第一部讲述“上校”从解放前到“文革”的身世遭遇;第二部以多声部分声口讲述“上校”之前的传奇经历;第三部以晚年“我”从西班牙返乡之旅为线索,带领读者踏上最后的探秘与和解之路。

以《解密》《风声》《暗算》成名的作家,在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摒弃谍战题材,将笔锋调转,为自己的故乡与文学起点留下一部传奇。这样一部作品无疑预留了巨大的阐释空间,并由此吸引了许多评论家的目光。熟悉麦家的读者会感到既诧异,又似曾相识。伊瑟尔认为,“文本和读者的相会使文学作品真正进入存在,但这种相会决不可能被准确地定位,当它既不等于文本的实现,又不等于读者的个别意向时,它总会留下有待填补的空白部分。”可以想见的是,擅长设密和解密的麦家,在《人生海海》当中为想象读者发出了“邀请”,并预留了让读者发挥想象力去填补的“空白”。文本的解码方式,已预先编码在小说之内,形成特定的“召唤结构”。转述性、传奇性、不可靠叙述和自传文本,是文本内在的四重阐释路径,也是作家预先对文本意义生产作出的规约。正是通过对这四重阐释路径的预设,小说家“召唤”自己的“隐含读者”,对于文本意义的“未定点”进行填空,以实现自身回归纯文学、在纯文学体系内获得“正名”的写作欲望。

一、转述性:悬疑元素的消退

初读小说的读者,首先会感到陌生。以谍战题材取胜的麦家,贡献了许许多多刀光剑影的情节,塑造了一系列出生入死的孤胆英雄,如《暗算》中的瞎子阿炳、《风声》中的“老鬼”、《解密》中的容金珍、《刀尖》中的金深水,等等。但是这一次,小说并未选择正面展示“上校”蒋正南波澜壮阔的一生。

小说设计了故事内的叙事者。开篇便是一派老式江南乡村,前有海龙山、后有老虎山,威风凛凛的祠堂,弯曲幽深的弄堂,屋密人稠,一年四季乡村充满丰富的气味与声音。这一切感受,都引出了故事的叙事人——一位11岁的儿童。他作为线索人物,串起对“上校”传奇人生的各类讲述。

麦家之前的小说,这类“转述”往往让位于“展示”。小说直接以电影镜头的方式,“透明”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采取展示,会提供更多的细节描写,也会有更强的临场感和危机感。麦家小说的谍战与悬疑题材,天然需要设身处地、身临其境。这一点类似悬疑小说——以案件为核心,充斥抢劫、强奸、凶杀等暴力场面,而由案件又派生出复仇、凶杀等极富刺激性的情节,主人公位于阴谋中心,常有性命之忧。对于这类题材,展示是比讲述更好的写作方式,小说家让读者距离故事更近,以近乎1∶1的比例通过“第三堵墙”旁观乃至参与情节的进程,与叙事者同等地分享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同步进入解密状态。即使安排了叙述者,也会将叙述者的声音尽可能降低,避免干扰场景和人物的展现,分散读者的注意力。

然而到了《人生海海》之中,这种“展示”却无影无踪了。对真相的呈现,是“隔一层”的。这种“隔一层的展示”即为转述。少部分故事,由“上校”对“我”进行选择性、概括性的转述。大部分的故事,则由“上校”的身边人来进行转述。与“上校”真正近距离接触的人,只有老保长、“我父亲”和林阿姨,他们也是“上校”部分传奇人生的参与者,但小说家甚至并未直接采用事件当事人作为观看者(参考《福尔摩斯》中的华生医生)。小说不喜欢通过这些人物之眼来对“上校”的传奇经历进行直接“展示”,相反,必须加上人物说话的声口。原本我们也可以经过这些人物的“眼睛”,直接进入当时的场景,但一旦加入人物说话与主观意念,就对真相造成了第二层的隔绝。例如,“我”关心的事情“上校是不是太监”就由爷爷来转述。加入声口之后还不够,他们的叙述时而中断,并时常掺杂个人的加工,甚至变成“谣言”,“谣言”是距离真相最远的转述,例如小瞎子对上校的审问(第八章,35节)、村中关于上校是鸡奸犯的流言(第八章,46节)。

“转述”对真相的隔绝,还来自“我”的理解水平。尽管“我”是书中最为“真诚”的转述者,但依然有着年龄、阅历的限制。故事开始,“我”作为故事内的叙事人,带着11岁儿童的懵懂。“我”的年龄设置,本身就是对真相的隔绝。比如:“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看到上校的眼睛,果然是明明亮亮的,比洁白的月光还要亮,一点不像个祟的鬼,像个英雄,堂亮得很。这是我重要的一个经历,我开始对上校生出好感。”(第二章,第9节)为了达成合理的“转述”,小说甚至安排了不少偷听、邂逅、旁听的情节,使“我”这样的少年儿童得以参与到故事里,例如老保长讲述“上校”在上海40年代的风流往事与被鬼子刺字的真相。在故事推进中,“我”不断成长,从11岁儿童到“文革”时的少年,再到第三部故事中回乡的老人,随着“我”的心智成长以及对“上校”关心程度日益加重,对真相的隔绝逐渐取消,“上校”身世的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

正是通过不断的“转述”,“上校”的身世作为本部小说的终极谜底被不断隔绝于读者。这一真相不断被接近与被延宕,不断被确认又被否定。如果把“解密”作为麦家创作方法的核心,那么“转述性”则是这一解密方法在《人生海海》中的最新发展。谍战题材、悬疑小说的元素,在这种“转述性”的使用中被舍弃了。如果无法亲临现场,那么惊心动魄的感官刺激将大为逊色。相应地,小说文本的情节性、类型小说的色彩下降,象征性和传统“纯文学”的意味相应提升。

二、传奇性:悲剧英雄的强弱辩证

《人生海海》从整体气韵上虽有别于麦家赖以成名的《暗算》《解密》《风声》等,但依然保留了作家所擅长的传奇性书写。麦家笔下擅长塑造“孤胆英雄”,尤其是“残缺的孤胆英雄”。这一点,可上溯到中国传统的小说脉络。

神话传说、寓言故事是中国古代小说的萌芽阶段;魏晋六朝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初期阶段;而唐传奇的出现,则代表中国古代小说走向了“成熟时期”。鲁迅将小说追溯至神话传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亦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自此文人开始有意创作小说,且小说的虚构性和娱乐性得到重视,教化功能被逐渐弱化。在这条脉络之内,从魏晋南北朝志人志怪传统到唐传奇这一“小说”本体地位的确立过程中,承担娱乐功能的“传奇性”,始终居于重要地位。这种传奇性到了明清小说,乃至民国章回体小说中不断被继承和延续。甚至,到了20世纪50—70年代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这种传奇性也所在多有、屡见不鲜。无论是《铁道游击队》(刘知侠),或是《林海雪原》(曲波),乃至《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无论是《沙家浜》中有勇有谋的阿庆嫂,或者《小城春秋》(高云览)中的市井好汉吴七,乃至《红日》(吴强)中的神枪手王茂生——这些忠肝义胆的英雄人物,或韬光养晦、传递情报,或力大无穷、武艺纯熟,或枪法如神、身手不凡,正是这种传奇性的当代文学化身。

《人生海海》的传奇性主要体现在英雄人物“上校”身上。首先,“上校”具备超人的智慧和传奇的技能。他学木匠,两年即出师,壁橱碗柜、脚桶脸盆,样样学得快;一当兵就被送到福建龙岩前线追剿红军,成为十枪九中的神枪手,立下战功;旁观医生手术,随即自学成为妙手神医,小说中第一次正面展现医术,是用灌肠催吐方法救活服农药自杀的小爷爷“门耶稣”;1940年在苏北皖南地区,深夜救活戴笠手下一名女特工,并救下她腹中7个月大的男婴。

其次,急公好义、快意恩仇、视钱财如粪土的精神气质,也与传奇小说中的侠客具有相似性。“上校”在村里救人,救活以后只要一碗肉丝面作为酬劳。他视钱财如粪土,用病人送来的金条混入合金打造出一套金色手术器械:“剪子、镊子、切刀、尖刀、挑刀、长针、短刺等,一应俱全,亮出来,排满一桌面。金器在打制过程中掺了合金,又抛了光,显得更加细腻锃亮,鬼祟的金光追着人的眼睛钻,刺得人睁不开眼”;救活小爷爷“门耶稣”以后,专门托人从杭州买回了新的耶稣像送给他。“上校”快意恩仇,1943年遭到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劳改挖煤时遭遇矿井塌方,“上校”为了救一名素不相识的狱友殚精竭虑;年轻时睡了老保长的女人,作为回报,他带老保长到上海寻欢作乐,并帮老保长还了巨额赌债。

同样重要的是,“上校”有别于常人的光怪陆离的人生经历。围绕他的故事情节,都具有浪漫传奇的色彩。他当军医前在前线打仗,对面的日军遭遇马蜂袭击大批中毒身亡。与此同时,“上校”父亲在家中扛鬼子的炮弹中毒身亡,仿佛冥冥中为儿子做了牺牲。到了上海,“上校”担任女特工的部下,以开诊所为掩护组织情报工作,他手下能人辈出,有外语专家,也有精通武功的女无线电专家。1948年被绑架到解放军营地为大首长做手术,取出了一颗卡在首长心肺之间的子弹。他与女护士在战火纷飞中心心相印,却因为自己的刺青而屡次推脱逃避。

除了“上校”外,小说中依次露面的还有其他具有传奇英雄气质的人物。观德寺的老和尚和北平看守院落的断手佬都有辉煌的过去。观德寺住持方丈在抗日战争期间以一柄笤帚击败鬼子武士,保全寺庙;断手佬曾是飞行员,到过美国和缅甸,在与日军的空战中失去半条胳膊。最后登场的麻醉师“林阿姨”,毋宁说同样是一位传奇英雄。她与“上校”相识于解放战争,共同奋战于抗美援朝。因为“上校”的逃避,她参与了对“上校”的报复,又付出后半生照顾疯癫的“上校”,像菩萨一样对待全村人,并最终通过刺青技术帮助“上校”与自己的身体和解,在“上校”离世后以麻醉剂自杀,完成了对英雄的最终救赎与自我救赎。

小说着力营造英雄的同时,也为其赋予了悲剧性的色彩。麦家一贯善于塑造残缺的英雄。无论是孤僻脆弱的容金珍、乖戾冷漠的李宁玉,或者是黄依依的风流放荡、瞎子阿炳的憨傻痴呆,这些擅长解密、推理、破案的英雄,都从某些方面强于普通人,却又在某些地方有明显缺陷。《人生海海》则着力将“上校”的弱,体现在他的逃避与无能上。他面对战争和性是胆大无畏的,但面对自己的过去和他人的爱,是怯懦逃避的。他付出巨大的牺牲,以身体尊严为代价试图获取情报,却成果不明;面对被日本女人在隐私部位刺字的事实,他拼命隐瞒,却始终无法将其抹除。“汉奸”身份的肉体铭刻,是这位英雄最无能为力的地方。

更进一步说,在《人生海海》中,英雄的弱,其根源体现在对世界/历史的不确定性的把握上。在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上,主体凭借行动为其所是奠基。“主体的所是就是他的一系列行动。”主体如果没有行动,就不成为主体。既然行动是在复杂的世界中展开,就面临“发而不中”“行而无果”的结果。诸神退隐,世界复杂多变,行动主体处于巨大的不确定性之中。这种不确定性在中国近现代史中,有非常丰富具体的落实和体现。“上校”作为英雄的悲剧性,就体现在被历史所左右的逃避与无能。他曾经为国民党服务,为共产党服务,甚至也曾为日本人服务,从国共内战、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从战士、军官、军医到地下党,从反革命分子、英雄人物到批斗对象、在逃犯人,他面对历史的不确定性无能为力。当然,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主体来说是不幸,也是他的 “一种权利”,是“本真意欲的一种定是(Dasein)”。主体从黑格尔哲学上,因其行动性和不确定性而是悲剧性的,并由这种悲剧性确证自身。如果说“上校”这一悲剧英雄,其特征是逃避和无能,那么这种逃避与无能归根到底是对历史的逃避与无能。这样,小说的“传奇性”就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历史哲学意味。

三、不可靠叙述:复调与人心

对于熟悉麦家的读者来说,《人生海海》的阅读快感源于始终如一的“解密”过程。“麦家在紧要关头对叙事的有意打断,比如老保长说故事的中途,又去撒尿,又去拿烟,这种延宕,一来给读者以节奏感,避免阅读的倦怠,二则和‘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有同工之妙,刺激了听故事的欲望。”批评家早已注意到了作家对于解密过程的精细控制。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注意到的是,小说“解密/设密”过程所呈现的复调结构和最终谜题的所指——幽暗的人心。

“上校”的身份在英雄/汉奸/太监/鸡奸犯等等之间游移,锚定这一切的最终真相,在于他下腹的刺青。小说为了不断趋近这一秘密,设计了不同阶段的解密过程。小说的解密,是由不同人物对“上校”过往经历的转述展开的。

“上校”“自己说”的故事寥寥无几。对于“我”所关心的,“上校”一概不讲:“不过我最想听的事他一向不讲,比如他是不是睡过老保长的姘头;有没有跟他们师长老婆偷过相好;他是怎么当上军医的——爷爷讲的对吗——最后又因什么被解放军开除的,等等。请他讲,他总是生气,有时不理我,有时骂我。”

“爷爷讲的”对吗?除了当事人的隐瞒,其他转述者显然提供了不可靠的叙述。如上文当中“我”隐约感觉到的,“爷爷讲的对吗”,这是故事一开始,隐含作者对“不可靠的叙述”这一写作机制进行的提示。“不可靠的叙述”这一概念源于韦恩·布斯。如果小说中的“叙述者”和“隐含作者”出现了距离,那么叙述者则为不可靠叙述者。例如,康拉德《黑暗的心》中的马洛,就等于隐含作者的“可靠的叙述者”;福克纳《喧嚣与骚动》则采用了“不可靠的叙述者”,小说前三章并未让隐含作者(可靠的叙述者)出面进行叙述,而是用三个不可靠叙述者将其自身不堪的一面展现出来——比如白痴班吉,叙述周围的环境和自己的内心世界总是颠三倒四。在韦恩·布斯这里,“不可靠叙述”主要发生在事实描述和价值判断两个维度上。无论是对事实描述错误或者价值判断偏差,都可视为叙述的不可靠。

小说不断以“某人讲”的形式展开,其内在肌理就由一段又一段的“不可靠叙述”构成。第一部第9节是“我讲”主人公救活服毒的小爷爷的事迹。第二部开始,第15节是“我爷爷讲”“上校”当上军医、外号“金一刀”的故事,第16和17节是“我父亲讲”他养猫、救活解放军首长的事迹,第28节换成了批斗会上“老保长讲”,否定了对“上校”是“太监”和“反动派”的指控。第35节是小瞎子对“上校”的审问,“审问”也是一种特殊的转述形态。第46节、48节,关于“上校”是鸡奸犯的谣言开始流传,小说以“小瞎子讲”/“表哥”的方式来讲“上校”的过去——小瞎子、表哥自然也属于“不可靠的叙述者”。第52节,为了破解村中谣言,老保长约了“我爷爷”“我父亲”,开始讲述20世纪40年代自己在上海与“上校”周旋于日本女人之间的故事,隐隐将下腹刺青的谜底揭示出来。“老保长讲”看似是最接近真相的讲述,但故事的讲述一度因“上校”被捕中断,随即出现了“公安局公告”,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否认了“鸡奸犯”的指控,却又反过来强化了“汉奸”的身份。“公安局公告讲”,同样也是不可靠的。第72节,“老保长”将“上校”的故事从蒙姜太公解救出狱讲到阴差阳错加入解放军,踏上朝鲜战场,获得“金一刀”美誉。这一段讲述,留下了最后的谜题,“上校”又犯了何罪,为什么被解放军开除返乡?

小说第三部,“我”年事已高,返乡之后,对“上校”的故事念念不忘。第81节,轮到“父亲讲”审判当天“上校”在众人逼迫下如何疯癫。时隔多年,父亲早已看过“上校”下腹的刺青,但他却做出了某种程度的隐瞒:“其实我看也是涂过的,涂过两处,但没涂掉,也许是太难吧。”从父亲的话中,“我”了解到林阿姨的存在。林阿姨接“上校”出狱、并委身于他,是故事最后一个转述者。第86—92节是“林阿姨讲”,两人相识于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营,一起加入解放军并踏上朝鲜战场。“上校”始终逃避林阿姨的追求,林阿姨羞愤交加状告“上校”强奸,“上校”拒绝和解,被开除军籍。事后林阿姨才醒悟原来跟自己过夜的并非“上校”,甚至自己可能陷入了针对“上校”的阴谋。是谁在暗中强奸了林阿姨已无法考证,或许,与“上校”的身世相比,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罢。第99节,小瞎子在QQ上阴魂不散,对“上校”和“我父亲”制造了最后一波谣言,一方面他强调上校刺青上的字是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另一方面则宣布“我父亲”才是鸡奸犯,这“小瞎子讲”无疑对“我”产生重大打击。到了故事结局处,当“我”在为去世的“上校”擦洗之时,终于看到了那至关重要的刺青。只是,此时的刺青已经被林阿姨的妙手重新绘制,日语和川岛芳子的名字被一幅风景画替代。真相已被彻底掩盖,从此只活在“我”的想象之中。

小说众声喧哗,各种声音彼此交错、接替、覆盖和辩论。小瞎子讲、表哥讲、老保长讲、林阿姨讲、“我”自己讲乃至村中谣言、公安局公告,也都各自承担了一部分转述的任务。每个人出于自己的身份、认知、欲望和意图,都参与了“上校”身份的解密和重新设密。

爷爷是故事里出现的第一个不可靠叙述者。“上校”与他的儿子(“我”父亲)形影不离,令人对两人关系浮想联翩、议论纷纷。他因为对“鸡奸犯”身份的怀疑与不安,于是试图用另一个谣言掩盖这一传闻,亲口捏造“上校”的另一个外号“太监”。最后,这一举动被瞎子父子识破,反被利用。最终,他通过制造“上校”另一个身份“汉奸”,来完成对“鸡奸犯”身份的澄清,导致“上校”身陷囹圄,最终疯癫。他的主观意图介入,造成了对故事讲述的歪曲和情节走向的变化。

“小瞎子”是故事里最后结束讲述,也是最重要的不可靠叙述者。他的存在,使得小说结局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可以说,这一最异质性的声音,构成小说的复调色彩。巴赫金借“复调”一词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的基本特征,“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当他用QQ化名“可怜虫”从网络那端继续抛出“瞎话”的时候,我们却并不能从故事结局处简单回应他的问题。的确,“上校”的下腹刺青正是川岛芳子的姓名,那么,“上校”的情色交易究竟是虚与委蛇还是乐在其中?这样的“牺牲”又换取了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他英雄的成色究竟几何?更让“我”万分焦灼的是,“鸡奸犯”疑问的焦点从“上校”转移到了“我父亲”身上,究竟父亲是否鸡奸了小瞎子?而这一点却已无法澄清。“小瞎子”最后的陈述,构成了对小说结局试图营造的“真相”的釜底抽薪式威胁。

最接近隐含作者的叙述者是林阿姨。然而,林阿姨又是对“上校”产生最大伤害的直接推动者。如果没有林阿姨的控告,“上校”或可平安无事甚至平步青云,而不至于被开除返乡、沦为乡村异类。那么,林阿姨的讲述,既是对自我行为的忏悔、自白,同时又是掩饰和辩护。她的叙述,又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代表真相?或者,随着“上校”的疯癫,唯一掌握话语权的林阿姨口中的真相,如何能代表最终的真相?

小说在不同人物的声音之中走向结局,自身的“复调性”又将秘密锁定在了人心。小说的复调性在于文本的未完成性。小说人物各有各的生命,从而无法容纳进统一的总体论解释之中。“在他的作品里,不是众多性格和命运构成统一的客观世界,在作者统一的意识支配下层层展开;这里恰是众多的地位平等的意识连同它们各自的世界,结合在某个统一的事件之中,而互相之间不发生融合。”如果说,此前麦家的创作,将人心的秘密集中于主要人物身上,那么到了《人生海海》,对人心的追索推而广之。有论者注意到麦家笔触的位移。《人生海海》的舞台,“上校”这样的“神”让位于“我爷爷”、小瞎子、林阿姨这样一个个的“人”,从而进一步将“人性”的复杂矛盾和异质性呈现出来。小说在最后,将“秘密”从“上校”一个人物身上撒播了出去,其他人又何尝没有自己的“秘密”?叙述的不可靠,造成了小说复调色彩,并为文本的未完成性和深刻性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自传文本:烙印与正名

《人生海海》中隐藏着第四层召唤结构:关于作家身份的自传文本。麦家最终要讲一个大故事:为国“牺牲”的英雄,在返乡之后并未得到认可与尊重,反而因为身上的“烙印”而被误认为“汉奸”,幸而他的传奇经历召唤出了合格的读者,在“解密”中帮他完成了“正名”的故事。这个故事超越以往的人性与历史,并抵达从未达到的高度:它是一个关于作家自我形象的叙事。

“上校”是谁?首先,我们应当留意作家在访谈中有意无意留下的自传性线索。《人生海海》的故事灵感源自作家的家乡,“上校”是作家童年时曾有一面之缘的悲剧人物。“上校”之外,其他人物也多有原型。“麦家多次谈起他备受煎熬的年少。爷爷是基督徒,外公是地主,父亲是‘右派’和反革命分子——这几顶来自家庭成分的‘黑帽子’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不断发酵,成为他最深切的痛苦与负累。时代的毒打令仇恨没有对手,父亲成了他的假想敌。”这一部作品被视为作家与故乡、童年、家庭的和解之作。《人生海海》的书名由此解释为“这是一句闽南话,是形容人生复杂多变但又不止这意思,它的意思像大海一样宽广,但总的说是教人好好活而不是去死的意思。”“世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读者在陪伴“上校”经历了不公、阴谋、谣言、迫害种种历程之后,在作者引导下,与生活和故乡和解。我们亦在回味这一故事的过程中,将注意力回返到作家身上。

“上校”不仅是作家童年接触过的人物,似乎还有别的形象与其重叠。自传性指涉不仅仅关系到家乡,还不可避免地将作家形象作为超文本纳入小说的指涉链条之内。这种情况不乏先例。海明威创作的《老人与海》,其中的老人圣地亚哥不仅有其挚友、船长、救命恩人富恩特斯的影子,亦有其自身文学形象的自我书写——其时海明威刚推出失败之作《过河如林》,坊间评价他已日薄西山,于是圣地亚哥某种程度上也可视为不甘失败的文学老英雄的形象。那么,“上校”是否带有作家自我书写的印记呢?

有经验的读者会不由自主回望麦家的创作经历。与身负耻辱刺青的“上校”相似,在国内外市场的狂飙突进中,作家身上也不可避免地被坊间打上了两类“烙印”。

一类是“通俗文学作家”或曰“类型文学作家”的烙印。麦家的《解密》《暗算》《风声》《风语》《刀尖》五部长篇小说因其描述了抗战时期一批不为人知的英雄,在隐蔽战线上为国家民族的生存和统一作出巨大贡献而闻名,因而常被学界称之为“新智力小说”“间谍小说”“谍战小说”或“特情小说”。这些名称无疑都带有一定的通俗文学、类型文学的色彩。以上小说不同程度地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获得了市场的广泛追捧,也加剧了批评家对其身份的认定,例如雷达就潜在地将麦家视为“通俗/类型文学作家”。最具症候性的是,《暗算》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引起了批评界和媒体界的热烈讨论:显然小说神秘的谍战题材、通俗演义的叙事和中短篇小说的结构与茅盾文学奖传统的评审标准有所抵牾。吴义勤曾提出:“在一个大众传媒时代,‘茅奖’已不可能仍然局限在文学层面被讨论,‘茅奖’逸出文学边界后对其认知必然会打上大众文化的印记并成为当今时代复杂畸形的社会文化心理的一种折射。”一旦《暗算》的获奖被认定为“茅奖”在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下对“开放多元”的评审标准所做出的努力,那么就反过来强化了对麦家“通俗文学作家”“类型文学作家”身份的铭刻。

第二类是善于与其他场域政治经济媒体资本打交道的“经营者”。在十月文艺版《人生海海》封二,特别突出麦家作品的海外传播效应:“作品译为30多种语言。其中《解密》《暗算》入选‘企鹅经典’文库;2014年《解密》被英国《经济学人》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2015年获美国CALA最佳图书奖,2017年被英国《每日电讯报》选入‘全球史上最佳20部间谍小说’。”据2014年12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2014年在海外出版的中国文学翻译作品有100多种,其中麦家的《解密》共被686家图书馆收藏,高居图书机构收藏影响力第一位。伴随着海外传播的成功,亦有论者在肯定的同时,承认出版渠道的运作成效。“《解密》英译本由英国企鹅兰登集团和美国FSG出版公司两大出版巨头联合出版,前者是英语文学界最大的出版商,后者则拥有22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作品版权,这使其能够很快进入西方的主流发行渠道,得到有效的传播,为其赢得西方读者打开了市场。从《解密》这一成功案例可以看出,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国门,走近世界读者,需要文本以及非文本因素的共同作用。”

麦家对于这两类烙印都是抗拒的。首先,他始终坚持自身具备“纯文学”的一面。麦家说:“作为小说家,我希望能发明一种新的小说,它既是好看的也是耐看的,既是通俗的又是深奥的,既直通故事又直通心灵。”他在多个场合强调自己的纯文学记忆,强调博尔赫斯对其创作的影响力:“这是我阅读人生中的一次洗礼,全然改变了我对文学的认知,甚至改变了我人生的道路。”他愿意将自己的文学启蒙归功于对《小径分叉的花园》的阅读:正是从博尔赫斯“制造怀疑”的技艺里汲取灵感,才有了自己文本里“神秘又精致、遥远又真切的新世界”。通过执着于这样的“起源”表述,作家努力将自身书写为一名被误解的、乔装改扮渗入通俗文学内部的纯文学卧底。

其次,对于海外市场的成功,作家反复从国家形象、民族形象方面强调其历史意义。对此,季进、臧晴、王迅、陈香、闻亦的文章多有论及。麦家在接受采访时特别强调:“整个中国文学在国际上传播都是很微弱的,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一是因为文化隔阂,二是东西方本身的差距造成的。这些年一直是整个东方仰视西方,虽然中国崛起了,这种仰视的角度在发生变化,但整体还是仰视。而西方被仰视之后,它有它的傲慢,傲慢导致一种偏见,直到今天,西方人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傲慢和偏见还让人沮丧、愤怒。”相对其他中国作家而言,麦家在国外市场/战场的成绩,无疑在世界类型小说中独树一帜。

小说作为一种言语实践,总是具有某种溢出其叙述性的行动性。《人生海海》则可视为作家麦家为自身“正名”的文学实践或曰言语行动。作家真实“身份”其实是一名孤独的“纯文学作家”,他在海外和资本市场的成功只是某种拓宽“纯文学”边界的权宜之计,在经历漫长的“卧底”之后,英雄返回名为“纯文学”的故乡,应当受到故乡父老的理解和尊重。恰如“上校”需要林阿姨用刺青技术来覆盖其耻辱的“烙印”,通过小说创作/实践,作为文化英雄的作家最终得以将自身被迫携带的“烙印”清洗和覆盖掉。

结语:回归“纯文学”的努力及其虚无

综上所述,本文对麦家新作《人生海海》预设的四重解读路径作了揭示。第一,小说的转述性特征凸显,导致紧张刺激的悬疑元素的退隐;第二,小说试图保留麦家创作的成功经验,一定程度地保留了传奇色彩;第三,小说采纳多种不可靠叙述,形成文本多声混响的复调效果,并造成了文本内部富有生命力的解构点;第四,小说主文本之下叠化了一个潜文本,这一潜文本指向作家的纯文学作者身份,可视为一部为作家正名的自传文本。

文本总是充满各种意外的场所。世界、作者、读者彼此角逐,将力量投注于文本之内。一方面作家试图在文本中营造种种召唤结构,预设小说的解码过程和结果,另一方面,他总会难遂所愿,文本总有少于或多于他意念的部分,来自世界与读者的种种神秘力量亦不断生成新的文本与阐释路径,挣脱来自作者的哪怕多么精心的设计。

无疑,《人生海海》是小说家呕心沥血、苦心孤诣的产物,也旗帜鲜明地展现了作家回望“纯文学”的姿态与光荣返乡的欲望。小说家展现了对文本的全面控制,只是这种控制最终引发了新的疑问。我们不禁想问:“纯文学”就只是博尔赫斯、卡夫卡提供的范本吗?回归,会不会成为一种保守?“纯文学”本可以是不断生成的反经典的文学,甚至说更应该是不断容纳异质因素的少数文学。许多时候,以“纯文学”面目出现的文学,恰恰丧失了纯文学内涵的不断开拓进取、不断狂飙突进的创新性和异质性。

“纯文学”的“故乡”不在后方而在前方。也许无须高调回撤,也许无须刻意自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