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小白对越界筑路地区和西区歹土的描写符合历史事实。但他百密一疏，不知道愚园路大部分属越界筑路，惟包括百乐门及对面的这一段其实是划在租界里的，219号这个门牌也正好轧进租界里。

读过两篇题为《封锁》的小说，一篇是张爱玲的，写于1943年8月。

小说讲的是上海沦陷时期，碰到“封锁”的电车上，一个戴玳瑁眼镜，西装革履，拿着在摊头上买的用报纸包着的菠菜包子的中年油腻男，无聊地读着从报纸“转载”到包子上的文字。因为无聊，中年油腻男开始搭讪挑逗一个涉世未深的女教师，开始一段暗示性的语言告白，让向往婚姻的女教师想入非非。

但随着封锁开放，电车摇铃的虚线，“切断时间与空间。”

男人又回到了现实的家庭。封锁期，张爱玲关心的仍然是男女私情。

另一篇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封锁》，上海作家小白所写，2016年8月发表于《上海文学》。

小说讲述孤岛时期的上海，汉奸头目丁先生在愚园路寓所的爆炸中身亡。为追捕刺客，日军封锁了甜蜜公寓，林少佐展开一场封闭式的恐怖调查，饥饿和恐慌笼罩着所有住客。鸳鸯蝴蝶派作家鲍天啸为了自救，将笔下的神秘女人作为诱饵，和日本人“捣”起了“浆糊”，却不料越陷越深，最终不得不接受一场真正的人性考验，完成第二次爆炸。

张爱玲从亲历（起码是共时性的经历）中获取灵感，小白从文献档案中获取灵感，但无论是张爱玲分析电车中两性的微妙爱情心理，还是小白刻画公寓里极限人物的跌宕心理，“封锁”都是小说叙事的重要时限。

回到历史的真实场景，“封锁”也确实是上世纪40年代初上海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愚园路恰恰是频繁发生“封锁”之地。

一位原住民对此曾有过口述回忆：

沦陷期的愚园路668弄地区发生过一桩因封锁而起的惨案。伪政府上海市长陈公博在开纳路（今武定路）金屋藏娇，和姘妇幽会时，日本人会派宪兵站岗。某天两个乞丐背着席子走过，席子里藏了枪。不知为了什么目的，把两个宪兵杀了。随之逃逸。日本人恼羞成怒。把这里封锁起来，只进不出。但是由于圈进封锁区的段祺瑞家人、汪伪高官梅思平、大中华橡胶厂老板，和一个雅好收藏的房地产商孙伯绳，联合提出抗议，封锁区缩到了镇宁路405弄。封锁圈内的钱家巷都是穷苦人，家里的存粮只有三四天。陆续开始有人饿死。孙伯绳的母亲信佛，组织了一批人，从篱笆外向封锁区内投掷大饼，伪警察也眼开眼闭。

如果说民间传说年代模糊未可确认，当时报纸的记录却证实了许多次真实的“封锁”。1940年10月18日，一名日本宪兵在愚园路608弄被人击毙，该弄19日被日军封锁围困，禁止出入。21日一度开放，嗣又续被封锁，据《大晚报》报道：

至24日已有六天，封锁区内数千居民无法觅食，贫困居民，已有老妪及小孩在早晨饿毙。被封锁区域之路口，东为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严家宅，西为忆定盘路开纳路，南为愚园路688弄及608弄、田庄等弄；北为极司非尔路马路桥口。每一口子，由日本宪兵一名及“警察”三名武装驻守。居民中亦有外侨，尤以南通织布厂内工人共100余人受困，饥饿情形最为严重。区内青菜贵至每斤一元二角。大饼售至半元一个。

1940年第18期《电影生活》杂志刊登的题为《愚园路出惊人命案，连累天涯歌女停拍三天 原来因为吴村导演被封锁在封锁线内》的报道，也佐证了这一次封锁：

不久前，大同摄影场天天在赶拍一部国泰公司第二部作品：天涯歌女。该片是吴村导演，最近特为周璇女士而编，适合她个性的一部音乐歌唱巨片。上月18日中午12时左右，愚园路上突然发生了一件惊人的命案，起了一阵骚动。那条马路被戒严起来，不准任何人随意进出，吴导演的私邸就在这条路上。（查《上海人名录》：吴村导演住愚园路608弄145号）

在这天发生了命案后，就被圈路封锁线内，不准进出。吴村在摄影场上的工作往往是日间二时左右开始的，如果是赶工的话。那么便要继之以开夜车了，这一天正在拍天涯歌女。到了一时左右。吴导演准备赴厂中工作，却得了一个不准通行的回答，这一来使他吃惊不小。他提出摄片的理由，向戒严者说明，但是绝对无用。吴导演真是急得没有办法。屋里厢的电话不断的催着。一直到深夜，戒严令还未撤，吴导演只好电话通知摄影场，改期明天再拍，一大批技术人员只好呆了一天，没有法子工作。第二天到了午刻，仍无法通过这一重封锁线，午后夜间，仍然如此。这种情形一直到20日下午五时，才撤销戒严令，这一天仍旧没有拍，到了21日下午二时，国华摄影场上才继续天涯歌女的工作了。

发表于1941年第19期《金声》杂志，题为《被摒弃在愚园路外的一群》的文章，对另一次发生在愚园路的“封锁”情形记载綦详。这篇难得的纪实散文和前述传说、报刊报道可以互相印证：1940年10月18日或19日，愚园路镇宁路口608弄和钱家巷一带曾遭封锁；1940年11月30日，愚园路和汪家弄一带也被封锁。

有许多本质是虚构的小说，为了增加叙述的真实性，表层会有许多真实的地名，张爱玲的《色·戒》、金宇澄的《繁花》、王安忆的《长恨歌》，直至小白的《封锁》皆然。如何看待这些真实的元素，要不要较真，较真有多大意义，是文学评论中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视角。小说家的创作和他实际生活的场域和经历之间往往会有一个联系。只要是具有现实主义特征的小说，小说家的创作必然与他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空间有某种直接、间接或者隐曲的反映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个性的小说，这一点反而越是明显。当然，比现象更重要的是小说藉此烘托故事的氛围和气息。历史小说，小说家为了可信度，更会选择一些真实的场景和标志，藉此体现所述历史真实和场域特色，碰巧的是，张爱玲 （寓所爱丁顿公寓在愚园路东头一转弯的常德路上，就读的圣玛利亚女中在紧邻愚园路西头的长宁路上，小说散文中多处出现愚园路的地名和景观，最典型的是《色·戒》结尾，王佳芝上了三轮车后要去的是愚园路，电影中被李安改成了“福开森路”）、王安忆（与父母同住过愚园路上的愚谷邨，《长恨歌》的灵感来自美丽牌香烟壳上的美女蒋梅英被害案，蒋即住在愚园路江苏路街道）、金宇澄（《繁花》中写陶陶和潘静到愚园路私会吃饭后到长宁电影院二楼舞厅咖啡吧小坐，恰遇失火险些丧命）、小白（《封锁》故事发生的公寓即在愚园路上），甚至还有茅盾（在愚园路259弄连生里和瞿秋白一起酝酿《子夜》写作）、林语堂（寓所近愚园路，在愚园路1283号公寓内的《天下》英文月刊当编辑）、周瘦鹃（曾住遭封锁的愚园路608弄94号）、施蛰存（寓所北山楼即位于愚园路1018号岐山邨弄口），他们的文艺创作都与愚园路有某种奇特的关系，甚至充满了愚园路的味道。“弄堂四通八达，人员五方杂处”，主要地处租界越界筑路地区的愚园路，其复杂性注定它要成为一条受作家酷爱的“文学中的马路”。

我们不妨再以小白的《封锁》来做一番分析。小白为了写他的《租界》和《封锁》，对上海史是下过一番真功夫的，据说在上海市档案馆翻过所有的工部局档案，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进行博尔赫斯迷宫式的精彩虚构和想象，完美地融会了历史真实和想象佳构，《封锁》获奖名至实归。但既然讲历史的严谨度，且有“小说中出场的任一元素无不与读者阅读期待中的‘历史真实’丝丝入扣”的评语，我们就不妨再严谨一些，探究一下小说的历史真实性。《封锁》故事发生的时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这个时候日本人还没有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还没有爆发。汪政府中人还踌躇满志，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要给自己找一条退路。而且，因为南京中央储备银行“中储券”发行不顺利，跟军统正打得不可开交。两方面今天你枪杀两个钱业大亨，明天他朝银行扔一颗炸弹。

地点正是愚园路。小说一开始就交代：

林少佐命令封锁大楼，直至抓获行刺者。抓到，当然不可能。爆炸声一响，整个街区都乱了。愚园路转到忆定盘路，一过诸安浜，不要说三两刺客，一整支军队都能跑了。

在审问主人公鲍天啸时，更证实了故事发生地在愚园路上：

鲍天啸。男。三十二岁。籍贯苏州。昭和十年间来上海，现居愚园路贰佰壹拾玖号甜蜜公寓二楼202室。

这里明确了被封锁的甜蜜公寓的确切门牌是愚园路贰佰壹拾玖号。

作者对历史细节真实性的重视和事出有典的考证耐心令人感佩。也因此，才让本文起了较真之心。

小说中描写到的被炸弹炸死的汉奸丁先生（有丁默邨的影子，丁的实际住处是愚园路1010号，岐山邨施蛰存先生故居隔壁），主人公鸳鸯蝴蝶派小说家鲍天啸（谐音包天笑，鸳蝴派干将周瘦鹃即住愚园路），忆定盘路（今江苏路）、诸安浜路（今仍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惠尔康娱乐场（曾设愚园路1457号）等都是愚园路上的真实存在。既然小白令人钦佩地很认真地考证史料来进行写作，我们也不得不认真地来指出小说中一处不合适的失误，即将甜蜜公寓的地址设定为愚园路219号。因为愚园路上这个门牌号码的位置应在百乐门（218号）对面静安笔店（219号）。小说描写道：

巡捕几分钟后赶到。架设拒马，清查路人。又半小时，日本兵蜂拥而至，将大楼团团包围。巡捕房英国人起先还要争一争，劳斯莱斯装甲警车开过来，到底也犟不过日本人——他们派来了坦克。越界筑路地段，管辖权争执由来已久。从前日本人没打进来时，租界工部局一段一段租买地契，一段一段往中国地界修路。修好路就造房子。造好房子就有租界居民住进来，租界再派驻警察管治安。国民政府有心争，无力抢。终于达成默契：工部局修成道路上治安归租界巡捕房管，道路两侧治安归中国政府。但这一片发生刑事案件，中国警察向来不管不顾。工部局正好步步蚕食。

等日本人打进来，南京政府逃到重庆。租界当局就硬不起来。母国打仗自顾不暇，在租界，能维持体面就不错。越界筑路地段发生治安事件，租界偶尔也要争两下，弄到最后往往是丢光面子。西区就此变成外国报纸上所谓BAD LAND——歹土。

显然，小白是想将故事地点设计在越界筑路地区，且以此来营造小说的整体叙事场景。他对越界筑路地区和西区歹土的描写也符合历史事实。但他百密一疏，不知道愚园路大部分属越界筑路，惟包括百乐门及对面的这一段其实是划在租界里的，219号这个门牌也正好轧进租界里 （可参阅1938—1941年间出版的《大上海新地图》《最新上海市街图》《袖珍上海分区村里图》等）。根据各种历史学家的研究资料，以及历史上所发生的真实事件梳理，虽然《上海租界史》也记录了几次因针对游行经过租界的武装日军进行袭击或爆炸而进行的封锁，但总体说来，在当时属租界的地区（尽管日本人已进入了工部局警务处，且有日宪常住租界协力维持租界治安，北区犹甚），按照小说发生的年代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由于工部局的竭力抵制，日本宪兵是不大可能因为一个中国汉奸在房间里被暗杀而大举动作的，更不用说随意长时间封锁一幢公寓了。219这个愚园路路南门牌号码的公寓背后也不是布满棚户区的诸安浜路（该路过镇宁路，但未到地丰路，离219号尚有距离）。所以更合理些，倒是可以将甜蜜公寓的门牌设定为乌鲁木齐北路(当时的地丰路）以西大一些的门牌号码，那里确实有许多居住过汉奸的弄堂和建筑，也是真实发生过“封锁”的区域。比如668弄，它背后有钱家巷。比如749弄，它背后确实是诸安浜路，哪怕丁默邨的实际住处愚园路1010号，背后也有棚户区，都吻合小说中所需要的棚户区场景，且1010号与汪伪高官云集的1136弄靠近，从安全起见，丁先生居此也更为合理。要设定为公寓，附近即有与甜蜜公寓环境相似的1054号久安公寓。虚构一个子虚乌有的门牌也没有问题，但租界地区与越界筑路地区的情况对于小说故事发生的真实性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正如小白《封锁》中自陈的：

汪政府中人偏偏就喜欢他，丁先生刚到上海，日本机关曾在四川北路替他找过房子，旁边就是日本兵营。他们几个一商量，婉言谢绝。因为在日本军队卵翼之下，等于自承是汉奸。却又不能住在租界，抗日地下组织密集，安全不能不顾。况且，说起来是打算组府，难道把政府开在外国租界？

直至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开进租界，12月10日，“维持会”性质的工部局才布告取缔政治恐怖事件的8条办法：其中2、3条言明，对出现政治性暗示的地段，予以无限期封锁，完全禁止出入；上述地段周围地区，同样禁止通行。日本人把过去在越界筑路地区的那一套完全搬进了租界。陶菊隐先生《天亮前的孤岛》“政治性的大恐怖”一节，对永安公司遭封锁一类事件有大量叙议。顺便说一句，小说结尾将真正的日本人林少佐之死定为意外而轻轻放过，其合理性也可再设计。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