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实践证明，在出版经营中，精品的力量是巨大的。精品是出版文化品质的表征，是出版核心竞争力的源泉。真正意义上的精品，能够使出版企业占据优势竞争地位，获得良好社会信誉，并能使之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态势。文学出版也是一样，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高度统一，绝对离不开文学精品。

深刻理解文学精品的时代意义

什么是文学精品？文学精品就是那些“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文学作品。

文学精品至少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个性化。凡是文学精品都烙印着作者特有的审美个性。成为精品的文学作品，永远属于“这一个”。“这一个”有着不同于其他作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是人们对这一作品的排他性的意义认同。因此，富有审美个性的作品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即使面对内容高度同质化的作品，人们也会很容易从中把它辨识出来。二是创新性。创新是文学的生命。创新性规定了文学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是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精品的决定性条件。文学精品必然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的产物，代表着一个时代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三是时代性与史学性的统一。文学精品既是时代的产物，富有时代精神，又具有文学史意义。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文学精品。这些文学精品在这一时代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而在面向未来时，它们的意义还可以不断地被延伸、不断地被创造、不断地被发现。时代性与史学性的统一，正是文学精品的要义之所在。

文学精品是时代的印记、时代的回响、时代的旋律。王国维曾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天然的，一个作家无论是写实还是虚构，无论是表现当下还是回溯既往，都离不开对所处时代的呼应和表达。脚下的土地是作家写作的永恒主题，而时代的呼唤则是作家的文学责任和艺术使命。离开了时代，不能与人民的情怀同声相应，不能为社会的发展凝聚力量，文学创作就成了无源之水。只有为时代留声，为进步聚能，善于从时代潮流中呈现思想撞击心灵的感动，使精心创造的艺术形象对于时代表现出特殊的美学意义，作家才有可能创作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精品，文学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编辑眼光关乎文学精品出版能力

编辑眼光有两层意思：一是选稿标准。选择是编辑的本质特征。说到底，编辑所做的就是一种选择工作。选择属于人的主体活动，必然会有倾向性。清代沈雄在《古今词话·词品下卷·选词》中转述《梅墩词话》语曰：“文人选词，与诗人选词，总难言当行者。文人选词，为文人之词。诗人选词，为诗人之词。等而下之，莽卤者胜，更恐失村夫子面目也。”这里说的就是选者的倾向性。既然有倾向性，其选择标准也就寓于其中。萧统编《文选》，把“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作为入选标准，就具有很强的代表性。一般来说，文学编辑的选稿标准，一方面取决于对文学作品价值的主观性认定，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对可能存在的阅读需求的前瞻性判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选稿标准是由既是个体（编辑）又是群体（出版社）的文化道德体系来决定的。个体（编辑）与群体（出版社）在这一点上往往融为一体，相互影响，并相互成就。其实，这也就是文学出版品牌的价值所在。品牌效应确立的编选标准，是能够吸引优秀作家、推出文学精品的重要因素。

二是出版理想。上世纪30年代，巴金主持文学出版重镇——文化生活出版社，他把自己定位为“理想事业的实践者”，把文学出版活动当成“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一条途径。巴金晚年曾对自己在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作有过回忆，他说：“我们工作，只是为了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文化积累的事情。这不是自我吹嘘，十几年中间经过我的手送到印刷局去的几百种书稿中，至少有一部分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我国人民的生活。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从巴金的回忆中，很容易使人感受到他对文学出版事业的真诚热爱。更重要的是，他怀有“替我们国家、我们民族作文化积累”的崇高出版理想，所以才能推出一部又一部记录时代、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文学精品。

选稿标准是高还是低、是否怀有崇高的出版理想，决定着编辑眼光的高下，关乎文学精品能否不断生成。编辑眼光的敏锐性、前沿性很重要，编辑必须了解作家的最新创作情况，发现文学作品的时代意义，追踪文学发展的新动向，甚至能够预见文学发展的趋势，这是发现文学精品的基本功。但编辑也不能只盯着那些一味趋新求异的作品，艺术创新也要兼具思想的深刻性。我们要认识到，传统艺术表现手法置之于新的时代视角下，同样能够成就文学精品。

进入文学史是文学精品出版的目标

文学作品是否具有文学史的价值，应该成为文学精品出版的基本估量标准。这也是检视文学出版能力和水平的一个重要尺度。文学出版只有引入文学的史的维度，才能实现优中选优，形成一种倡导社会效益优先的正向激励效应。

文学出版不能只追求一时的短期效应，而应着眼于文学的发展，从整个文学史的长河中判定作品的价值。所谓具有文学史意义的文学精品，大致包括两类：一类是史诗性的经典作品，比如屈原的《离骚》、李杜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呐喊》《彷徨》、茅盾的《子夜》、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作品不仅能够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表现一代人的生活状况、价值观念，而且能够达到一种令人难以企及的思想高度，渗透着为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而执著探索的精神。一类是文学流派的代表作，如当代文学史上荷花淀派的孙犁、刘绍棠，山药蛋派的赵树理、马烽，伤痕文学的卢新华、刘心武，反思文学的茹志娟、张一弓，改革文学的蒋子龙、高晓声，寻根文学的莫言、张炜等，可以说这些作家的代表作进入文学史最早是通过文学流派的影响而实现的。从总体上看，二者的文学史意义各具特点，前者通常出自文学巨匠手笔，因缘际会而成经典，可遇而不可求；而后者来自于辛勤耕耘的文学追求，是经常可见的，也是文学精品出版最应关注的情形。

文学出版不能单纯追求图书的销量，但文学作品毕竟具有商品的属性，是消费时代文学出版经济效益的来源。消费时代的文学当然也有文学史的意义，只要理性地看待文学的商业性,就会拓宽我们对文学精品含义的认识。美国学者泰勒·考恩在他的《商业文化礼赞》中告诉我们：“伟大的文学常常在低质量的畅销书高居排行榜首时得到蓬勃发展。我们认为18世纪的英国小说就是亨利·菲尔丁、塞缪尔·理查森和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然而，畅销书作家——爱德华·金伯、亨利·麦肯齐、理查德·谢里丹以及理查德·坎伯兰——的声誉那时至少不在他们之下”；“同时也不能忘记，今天的商业性题材常常提供了明天的经典。塞缪尔·理查森的《帕美勒》和《克拉丽莎》是书信体言情作品，这种题材遭到了同时代人的嘲笑。”我们要知道，“伟大的文学”和”低质量的畅销书”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却能够共生共存；我们也不能认为凡是畅销的就是低质量的，凡是商业性题材的作品就不可能成为文学精品。泰勒·考恩举出《帕美勒》和《克拉丽莎》的例子，我们也可以举出金庸《射雕英雄传》和《笑傲江湖》的例子。商业性题材对文学的价值认定提供了新的历史样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和我国古代的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样，虽然它们在当时都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但当后来的人们要从此前的历史中寻觅文学精品的时候，这些作品便成为被认定的对象。由此可以说，文学精品出版将作品能否进入文学史作为目标，其基本的出发点应该在于，出版者要坚守对于文学价值的公共评判标准，但也要坚守自身的文化立场，相信自己的价值判断，对那些融合新质的文学探索持包容态度，这不仅是尊重文学多样化的要求，也是具有文化品格的出版者推动文学发展应有的态度。

作家出版社文学精品出版的实践

作家出版社历来重视文学精品出版，作为中国作协下属的文学专业出版社，紧跟时代发展，引领文学风尚，出版了大量文学精品，为我国文学发展、社会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上世纪50年代建社之初，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文学名著。80年代推出的“当代小说文库”“文学新星丛书”“作家参考丛书”等，曾引起广泛关注。90年代出版的韩少功的《马桥词典》、莫言的《檀香刑》、王安忆的《长恨歌》、余秋雨的《霜冷长河》、曹文轩的《草房子》等获得重大社会反响。进入21世纪，王蒙的《尴尬风流》、贾平凹的《秦腔》、张平的《国家干部》、周梅森的《绝对权力》、李佩孚的《生命册》、陈彦的《主角》等相继出版，也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曾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各类重要奖项近百个。今天活跃在中国文坛的著名作家，他们的第一本书或代表作，大部分是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作家”品牌受到作者和读者喜爱，在国内外有口皆碑。

近年来，为进一步鼓励文学精品出版，作家出版社出台了一系列政策，鼓励编辑团结广大作家，积极策划不负时代的文学精品。2019年底，《关于加强“双效”原创文学精品图书出版的意见》颁布。2020年初，年度第一批“双效原创文学精品”出炉，8部名家新作榜上有名：贾平凹的《暂坐》展现新时代女性的独立风采；王蒙的《笑的风》盘点新中国70年的历史发展和风云际会；冯骥才的《俗世奇人》通过众多的奇人异士，展现天津卫的市井百态；王松的《烟火》打开百年天津的文化画卷，是津味小说的又一里程碑；刘庆邦的《女工绘》以诗意、崇高、华美的笔触，塑造了后知青时代丰富多彩的女工群像；周梅森的《人民的财产》是继《人民的名义》之后，聚焦国企改革的现实主义题材新作，将于近期与同名电视剧同步推出；张之路的《吉祥的天空》细致描摹了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男孩吉祥的中学生活，切中时代脉搏，反映时代变化；蔡骏的《春夜》围绕一个工厂的历史和两起悬案，展示了大上海众生相。6月，又遴选出年度第二批“双效原创文学精品”，贾平凹、曹文轩、张平、何建明等名家的新作入选，也将成为作家出版社本年度文学精品出版的又一亮点。与此同时，余秋雨、关仁山等多位名家的新作也将陆续亮相。

当前，我国在国家治理、经济发展、社会管理、文化教育等多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广大作家正在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新灵感，用自己独特的艺术感知来深刻反映我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谱。2020年是脱贫攻坚决胜之年，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贫困问题即将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作家出版社积极回应时代要求，特别策划了“脱贫攻坚报告文学系列丛书”（10种），包括李迪的《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吴克敬的《耕梦索洛湾》、蒋巍的《国家温度》、任林举的《出泥淖记》、哲夫的《爱的礼物》等。这些作品将在今年9月全部出齐，为我国决胜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献上一份厚礼。

今天，作家出版社已全面实现公司化运营。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创新经营管理机制，作家出版社一定会向人民群众奉献更多文学精品，使“作家”这个著名文学出版品牌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