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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从影”到“从文” 黄宗英有太多“偶然”值得被谈

来源:藏书报 | 韦泱  2020年07月28日07:40

黄宗英出生于1925年,今年7月13日是她95岁生日。

人们谈论黄宗英时,多谈她的从影经历和她的黄昏恋情,但实际上,她还有太多的“偶然”值得被谈:偶然被请去当替补演员,成了影剧观众的偶像;偶然认识了生活中的几个“他”,使她的婚恋生活丰富多彩;写作,她也是随“偶”而安,并不刻意追求。她曾说,自己是一不小心成的作家。

2019年,黄宗英获得上海文学艺术终身成就奖,颁奖词中说:七十年漫长的跨界文艺生涯,带着表演艺术的灵动才情,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创作散文化的报告文学作品。可见,这个荣誉主要是表彰她在文学事业上的贡献。

《和平列车向前行》背后的故事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黄宗英开始转换角色,由影剧演员逐渐转变成上海作协的专业作家。

1950年,对黄宗英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她和赵丹合演的《乌鸦与麻雀》在全国公映,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一天,她和赵丹正在摄影棚商量着下一部电影《武训传》的表演,忽然听到有人在远处大声喊道:“宗英啊,快去办公室,有你的会议通知。”她三步并作两步奔向厂部大楼,因为那从北京发出的通知是告诉她,她将作为上海影业界的一员,赴波兰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

10月底,代表团成员乘上国际专列,从北京到莫斯科,与苏联和朝鲜代表团一起奔赴波兰华沙。中国代表团共17人,团长是时任政务院副总理、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团员有张澜、马寅初、盛丕华、金仲华、刘良模、巴金等,时年25岁的黄宗英,是团里最年轻的一员。那次会议上,黄宗英拍了一张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与巴金一起在会场拍的,两人并排坐着,戴着同步翻译的耳机,凝神聆听着大会的发言。巴金视线平直,双手轻握。黄宗英头略低着,左手按住耳机,似乎想听得更清楚些。

“到华沙已经是晚上,下着小雨,水银灯照耀着,好像天上洒下小珠子一样。多少的红旗,多少的白鸽……”这是华沙给黄宗英最初的印象。第二天,她就随代表团去参观华沙市容。华沙是一座苦难而英雄的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创伤,大部分建筑被战火炸毁,且130万华沙人最后只幸存了70万。然而,经过战后5年的建设,一座新华沙耸立在世人眼前。80余个国家的1700多位客人共聚此新城,召开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共商反对战争侵略与保卫和平大计。

看着眼前的一切,听着解说员的介绍,黄宗英心潮起伏,她感受到了波兰人民在战争中所受的灾难和痛苦,更看到了他们保卫家国的勇气和建设美丽家园的毅力。黄宗英不能平静,她觉得自己有责任把这一切记录下来,于是她拿起笔,写下了《初到波兰》。“我要一篇篇写下去,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告诉世界上一切热爱和平的人们。”

按照大会的安排,各位代表可以利用会议间隙,分赴波兰各地,去感受当地人民的生活。黄宗英去了波兰的一座工业城市——克城。她来到一家工厂参观,受到工人们的欢迎。她还参加工人们组织的晚会。晚会上,黄宗英作为中国电影界的代表,被推举到台上。“他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我微笑着走上台讲了话,事先没有准备发言稿,所以没有人能为我翻译,我热情地说着,他们就热情地听着连一个字也听不懂的话。于是我们大家都笑了。是的,热爱和平的心是不需要翻译的。在他们的掌声中,最后我用刚学会的波兰话喊出了:‘谢谢!和平万岁!’”这是黄宗英在《克城一日》中的记述。

会后,黄宗英又随中国代表团访苏十余天,后乘坐火车回国。回国后,组织上没有布置过写稿任务,而她却交出了一摞文章,即《和平列车向前行》书稿。出版社紧锣密鼓地排印,次年2月,由巴金任总编辑的平明出版社出版了该书。该书是黄宗英平生第一本专著,被列入“新时代文丛”第一辑(文丛的主编是巴金的两位好友潘际坰和黄裳)。当月,该书首印的3000册一售而空,3月又再版印了3000册,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率性又自信的作家

《和平列车向前行》是一本诗文集。黄宗英在书前写有《前记》,这是一篇极其简约、朴实,文字短得不能再短的序文, 只有97个字,照录如下:“我这次很荣幸能随着中国和平代表团远走苏联、波兰两个国家,我有责任要把我所看到的传达给大家。我刚在学习写作,这些作品都是非常幼稚的,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好让我在做一个演员之外还能用我的笔,多多少少地为人民做些事情。”

读者不难看出,黄宗英的创作,写的都是她身边普通人的普通事,这些人甚至没有具体的姓名,因为他们太平凡了。然而,正是这种平凡,体现出了人性的善良和人格的高尚。无论是写人叙事的散文,还是带有故事情节的小叙事诗,黄宗英都在告诉读者:中华民族是一个心灵美的民族。这种写作理念,黄宗英一以贯之。后来,她先后写出《小丫扛大旗》《大雁情》《小木屋》,并连续三届获得中国报告文学奖。2017年,她获得“徐迟报告文学奖”,成为报告文学创作领域的佼佼者。

写作上,《和平列车向前行》并不是黄宗英的第一次尝试。1946年,21岁的黄宗英在北平拍摄完电影《追》后,受邀来到上海,在国立上海戏专进行义演。空闲时,她就看书、读英语,还练小楷《灵飞经》,但更让她投入的还是写作。她把自己写的文章投给上海《文汇报》,文艺副刊上有以“寒窗走笔”为题的散文连载。她的写作笔法,便是从那时培养并逐渐成熟的。她曾写道:“虽然昨夜两点钟入睡,今晨很早就被一阵鸟声唤起,住的地方很近,信步走去,有水,有小堤,有茅屋。有人在钓鱼,有两个捡煤核的小孩在打架玩。你想不到在这闹市附近有这么清丽的地方,我轻踏过带露珠的小草,顺着河边往前去,找着一张翻睡在岸上的大船,坐下来晒初升的太阳。日来熙熙扰扰,今天静下来,反觉若有所得。”从那时起,“天马行空、不拘一格”就成了她的写作基调。

黄宗英以女性的细腻和散文抒情的笔调来创作散文化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便是她从散文到报告文学的路径。鲜见有人研究过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写作个案,其实,她是无技巧的写作,因为一提起笔来,文字就顺着她澎湃的情感自然地流淌了出来。她的文字富有原生活力,如她夸奖一个人执着时写道“一旦决定要做什么,就立刻全身心扑上去做,一根筋地去做,龙门吊车也拽不回来”,表示对一个人印象至深时写道“毕生不忘,像颜色掺在了酒里,捞也捞不出”。她的文字,正如著名画家黄宾虹所说,“无作家气”,即从不刻意地遣字造句、一本正经地写作。诗人、传记作家姜金城(写过黄宗英、张瑞芳、赵丹等人的传记)先生曾说:“她(指黄宗英)写文章没规矩,随心所欲。不知她怎么开头就开了头,不知她怎么结尾就能结尾,看得人像着魔一样。”也有人说,她是“率性又自信的作家”“不按常理出牌的作家”,从题材、结构到文字,都体现出她的写作特色。

在生活的深水里

黄宗英一生有过四次婚姻。第一任丈夫叫异方,是剧团里会作曲的指挥,因病早逝;第二任丈夫是南北剧社的社长程述尧,她不喜欢,离婚了;第三任丈夫是才华横溢的电影演员,她亲热地唤作“阿丹”的赵丹;第四任丈夫是80岁来到她身边,早年把海明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出版家冯亦代。除了前两次短暂的婚姻,她后来五六十年的生活伴侣,主要是演员赵丹和作家冯亦代,这也契合了黄宗英从演员到作家的人生轨迹。

黄宗英说:“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的演员生活渐渐淡出,作家生活渐渐淡入”。她刚下乡来到浙江山区时,分不清稻谷和麦穗,不认识马兰和苦菜,但却是真诚地走向生活。后来她到河北宝坻(今属天津),见了司家庄的邢燕子、小于庄铁姑娘队的张秀敏,以及史各庄的侯隽,和她们同甘共苦,写出了《小丫扛大旗》《特别的姑娘》等报告文学作品。新时期到来后,文艺的春天催人奋进,黄宗英一头扎进陕西山村,采访一生痴迷植物研究的科学家秦官属,写出了《大雁情》。没几年,她又奔赴西藏,写出《小木屋》,讴歌从事高原生态研究的徐凤翔。

一直到2017年,学者李辉主编了四卷本《黄宗英文集》,洋洋洒洒100多万字。有人问黄宗英:“你怎么成的作家?”她不知如何回答,有点答非所问:“作家,应该在生活的深水里,在激流中。”70年来,黄宗英就是这样成为作家的,从浅水走向深水,由小溪汇成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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