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读张札记
来源：《随笔》 | 陈子善 2020年07月29日08:53
略说《天才梦》单行本
1939年9月，林语堂、黄嘉德、黄嘉音创办的上海《西风》月刊为纪念创刊三周年，举办以“我的……”为题的有奖征文活动，来自上海（三名）、昆明（二名）、桂林、广东梅县、云南保山、重庆、厦门等地的十名作者荣获前十名，得奖者颇具广泛性。来自昆明的吴讷孙以《结婚第一年（我的妻子）》获得第八名，他后来以“鹿桥”之名行，所著长篇小说《未央歌》享誉海内外。
因参赛文将近七百篇，“可用的佳作实在不少”（《西风三周年纪念征文揭晓前言》），故又增设“名誉奖”三名。当时正在香港大学借读的张爱玲以《天才梦（我的天才梦）》获“名誉奖”第3名，作者身份标明“香港”，现代文学史上，应是来自香港的作者首次在全国性比赛中获奖。因此，如果说张爱玲是在香港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应可成立。
虽然张爱玲自初中一年级起，就在上海圣玛利亚女校的《凤藻》年刊和《国光》半月刊等刊发表小说、散文和书评（包括英文作品），但《天才梦》的问世毕竟是她在全国性刊物上首次亮相，她认可此文是她正式的文学创作处女作，也就不无道理。她后来同意将此文收入1976年3月（香港）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的《张看》。直至晚年的绝笔《忆〈西风〉》中，她还在回忆此文得奖“风波”，为此我还专门写过考证文字。
《西风》此次征文获奖作品十篇并“荣誉奖”作品三篇，陆续在《西风》刊载。1940年8月，《天才梦》在《西风》第48期刊出后，连载告一段落。《西风》编辑部深谙出版经营之道，马上趁热打铁，于同年10月又编集所有得奖作品推出单行本，书名为《天才梦：西风三周年纪念得奖征文集》，由上海西风社发行。此书小32开本，平装，封面由“黄嘉音设计、蔡振华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西风》编辑部将张爱玲《天才梦》一文题目选为征文集书名，可见对此文的青睐。《天才梦》因是“名誉奖”最后一名，所以在书中也排在最后一篇，成了名副其实的压卷之作。
《天才梦：西风三周年纪念得奖征文集》一经问世，即得到读者的欢迎，不是一般的欢迎，而是大受欢迎，深受欢迎。且看《天才梦》的版次：
民国二十九年十月上海初版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上海再版
民国三十二年十二月桂林三版
民国三十四年四月重庆一版
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上海七版
民国三十七年九月上海八版
这是《天才梦》一书最后一版，即1948年9月上海西风社第八版版权页所示的六个版次。查《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下册（1992年11月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版），《天才梦：西风三周年纪念得奖征文集》还有1942年7月“成都西风社初版”。那么，所有八个版次中，仅缺一个还不明了。尽管如此，《天才梦》在八年之中竟印行了八版之多，也充分说明了此书吸引读者的程度，这里面张爱玲的这篇《天才梦》所起的作用应不小吧？
《天才梦》一书并非张爱玲个人的文学著作，但却是首次以她的作品题目作为书名，也首次使国人知晓了这位年轻的新文学作者的大名，在张爱玲文学创作和作品出版史上有特殊的地位。
邵洵美说张爱玲
凡读过张爱玲长篇小说《小团圆》的，大概都会记得小说中写到的老作家向璟，研究界一般认为“影射”邵洵美。《小团圆》中“影射”的人物邵之雍（胡兰成）、汝狄（赖雅）等与张爱玲关系密切的自不必说，汤孤鹜（周瘦鹃）、虞克潜（沈启无）等，张爱玲也都见过面。那么，张爱玲见过邵洵美吗？
邵与张至少有一面之缘，这已由另一位与张爱玲见过面的前辈作家施蛰存的回忆所证实。1943年12月至次年3月，任教厦门大学的施蛰存回沪省亲。他后来回忆道：
我从内地到上海去拜访柯灵和傅雷，他们都提到了张爱玲，认为她的小说写得非常好。有一次我到朋友家吃饭，遇到了张爱玲和胡兰成。当时她非常年轻。（张英《访上海作家施蛰存等》）
这里所说的“朋友”不是别人，就是邵洵美。1999年6月8日，我陪同李欧梵先生访施蛰存，他老人家明确告诉我们：
与张爱玲见过二次面。一次在沦陷时期回上海，邵洵美请客，张爱玲也来，穿中国缎子的绣花旗袍，很特别。
也就是说，邵洵美当时设家宴请客，施蛰存和张爱玲等均在座。施蛰存、邵洵美都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文坛名家，后起之秀的张爱玲这次赴宴，是有点象征意义的。但施蛰存并未写到邵洵美对张爱玲有何具体看法，事实上邵洵美对张爱玲有过评论，只不过一直不为人知，过了七十多年之后终于揭晓。
1944年7月，徐州《淮海月刊》革新版出版，该期发表了张爱玲的散文《谈画》，以及沈启无、沈宝基、南星、路易士、傅彦长、林徽因等在沦陷区的新文学作家的诗文，胡兰成也写了《记南京》（文中引用了张爱玲评流行歌曲《毛毛雨》的短文，我在九年前已撰《张爱玲说〈毛毛雨〉》介绍）等文。但是，直到最近，我才注意到该期《淮海月刊》还发表了编者倪弘毅以“房紫”笔名发表的长篇散文《徐州·南京·上海》。文中详述了他从徐州到南京和上海拜访文坛名家组稿的经过。他到上海后曾两次拜访张爱玲，第一次见面结束时，“我请她写稿，请她指教，出乎意外的她都应允了”。那就是后来在《淮海月刊》刊出的《谈画》。他又由胡兰成引领，拜访“现代派作家”邵洵美。邵洵美“说到写文章的事，他说有好多时不写了。他并不以老作家来倚老卖老，语句多豪爽不羁，有他好的一面”。接着，话题就转到张爱玲：
邵忽又说到张爱玲的文章，他口口声声说张的文章比他自己还要写得好，说她有前途，有无限止的材料可以写，可以与中国的名作家“共人不朽”。他搬出许多外国作品，外国作家来与张比较，我不懂西洋文学，所说的名字都记不起了。
倪弘毅虽然外国作家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但我想邵洵美应会提到张爱玲喜欢的毛姆和斯特拉·本森吧？邵洵美虽然没有留下关于张爱玲的文字，但倪弘毅记录的这段谈话已颇为传神。虽然只有三言两语，邵洵美对张爱玲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他把张爱玲置于中外文学史的大背景下加以考量，不吝赞美之词。
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登上上海文坛后，老一辈作家对其有所肯定的并不多，除了旧派的周瘦鹃、新文坛中的傅雷和柯灵等屈指可数的几位，大概就是邵洵美了，十分难得。
杨绛说张爱玲
汪荣祖先生的《槐聚心史：钱锺书的自我及其微世界》2020年1月由北京中华书局推出简体字版。此书书前有汪先生长篇《弁言》，详述他数次登门拜访钱锺书杨绛夫妇的情景。1986年7月8日和2003年10月16日两次拜访时，杨绛先生都说到了张爱玲。第一次拜访时，杨绛主动提到张爱玲：
杨绛颇关心张爱玲近况，我说相传她有病，深居简出，夏氏兄弟颇捧她，杨先生说夏志清乃张之“admirer”（仰慕者），钱先生笑说，凡女士志清都 admire。
第二次拜访时，钱先生已谢世，交谈时杨绛又主动提到张爱玲：
杨先生说，夏捧钱锺书却又捧张爱玲，张在沦陷区上海曾参与东亚共荣活动。夏志清称杨绛为“大姐”，因他曾court 小妹杨必。
这两处记载均寥寥数语，却很可注意。杨绛第一次评论张爱玲时，张爱玲的名字才重现中国内地文坛不久。《读书》1985年4月号发表柯灵的《遥寄张爱玲》，四个月后，上海书店影印张爱玲中短篇小说集《传奇》，去国多年的张爱玲才重新进入中国内地读者的视野，大概杨绛也注意到了，以至向汪询问张在美国的近况。抗战时期，她们都在上海，一以小说和散文名，一以戏剧名。杨绛早知道张爱玲，此时对张爱玲表示“关心”，自在情理之中。而且，杨绛想必也已读过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在书中以显著篇幅“捧”了张爱玲，故她特意点到夏是张的“仰慕者”，但还只是点到为止。
十七年之后，当汪先生再访杨绛时，张爱玲虽已谢世，却已如日中天，著作在中国内地不断出版，还被尊为“祖师奶奶”。杨绛再次重提张爱玲，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她明显流露了对夏志清的不满，“夏捧钱锺书却又捧张爱玲”，“却”字用得很妙，或可理解为钱锺书是应该“捧”，也值得“捧”的，而张爱玲却不可，因为“张在沦陷区上海曾参与东亚共荣活动”。这当然是严重的误解，张爱玲拒绝出席1944年11月南京“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她在《传奇》增订本代序《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中已解释得一清二楚。遗憾的是杨绛一直这样认为。
杨绛的这种看法，在2010年1月20日致钟叔河先生的信中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亚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痘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略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湘江副刊》2016年5月27日）
杨绛虽然承认张爱玲“文笔不错”，虽然也承认“我对她有偏见”，还是对张爱玲火气十足，大批一通，不但仍把张视为“大东亚共荣圈中人”，还议论她长得“很难看”云云。而张爱玲20世纪80年代读到杨绛的《干校六记》后，是这样评价的：“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种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丘彦明：《张爱玲给我的信》，《人情之美》，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7年5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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