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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增人:亦师亦友徐迺翔

来源:济南时报 | 刘增人  2020年07月29日09:42

前几天匆匆忙忙草拟纪念张恩和先生的文章,没有想到自己身心俱疲,读书写字都成为难题。这几天总算好起来了,翻看朋友们发表的纪念张恩和先生的文章,无意中发现了徐迺翔先生也已经去世的不幸消息,真是震惊不已!当时不敢相信,连忙向北京的朋友打听,不幸竟然确有此事!

我有幸结识徐迺翔先生,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人们无不深深感到失去的时光太多太多了,我们的国家民族、我们的文化文学,遭受的损失太多太多。比较早地感受到这种危机并起而努力抢救的,我认为是我们的现代文学界。教学科研必需的资料大多流散已尽,许许多多知情人、亲历者也都或者含恨逝去,或者表达困难,抢救现代文学史料,于是成为现代文学界的共识。应和时代的呼唤,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率先召唤全国各有关大专院校、科研机构,迅速启动、共同编纂一套“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该“汇编”的乙种,即是后来享誉全国的《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丛书》的“例言”第七项指出:“本丛书为全国文学学科重点规划项目之一。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室发起,全国有关科研单位和高等学校分别承担编选,丛书编辑委员会全面负责编审(马良春、张大明、徐迺翔、沈承宽、张晓翠担任日常组织、编务工作)。”

另外,每本书还有固定的责任编委:《王统照研究资料》(后来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臧克家研究资料》(后来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责任编委是徐迺翔、沈承宽,《叶圣陶研究资料》(后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责任编委是徐迺翔。

我的老师冯光廉先生分得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位作家之研究资料专辑的编写任务,携带我也加入了这一后来被称为“世纪工程”的宏伟事业里,并且由此结识了不少热心于现代文学史料整理和建设的前辈学者和同代朋友。范伯群、曾华鹏、陈子善、王自立等南方学者,大都是相遇在图书馆,因为负有相同的使命而成为互通有无的“学术性”朋友的。

我参与的三本书的责任编委都有徐迺翔先生,由此我们也就成为徐府的“常客”。沈承宽先生是著名小说家张天翼先生的夫人,我们也就有了拜访张府的正当理由,有了和著名的小说《华威先生》的作者对话的机缘。可惜张天翼先生那时已经重病在身,只能在轮椅上见客,言语也完全不由自主矣。徐迺翔先生那时还正是精力弥漫的时期,虽然胸椎、颈椎都因为风湿病变而显得有些僵直,回头、转腰都不太自如,但笑容可掬,亲切有加,于是成为我们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时最常寻求帮助的“根据地”。

冯先生那时是山东师院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教学科研任务都非常繁重,而我在泰安师专中文系,一般每学年只有一个学期的教学工作,因此有较多的时间从事作家研究资料的编写。冯师出差一般都从山东师院的经费解决,而把社科院提供的经费大部分留给我使用。开始的时候,总是冯先生带领我一起跑图书馆,怎样办证,怎样填写索书单,怎样翻阅报刊书籍查找我们所需要的史料,都是冯先生教我。到后来,为了锻炼提升我的独立科研能力,就指点我自己去克服困难,寻找亮点。

徐迺翔先生给我们提供的加盖“中国社会科学院”公章的介绍信,除去上海徐家汇图书馆略有障碍外,在全国各地图书馆都是一路绿灯。

那时的国家图书馆,还叫北京图书馆。期刊在国子监,报纸在西皇城根,平装书在北海,多年以来我们都是那里的常客。国子监里穿着厚厚的蓝色棉猴的管理员阿姨,和我们也都渐渐熟悉起来。中午舍不得出去吃饭,总是一块面包解决问题,阿姨总是谆谆告诉我们开水在何处,到哪里可以稍事休憩。图书馆里实在找不到线索,就每每造访徐迺翔先生。他是有求必应,总是让我们感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东四八条叶圣陶先生花木葱茏的旧居,赵堂子胡同15号臧克家的四合小院,北京农业大学王立诚(王统照哲嗣)的联系方式,乃至皮库胡同常君实先生那座酷似狄更斯《老古玩店》格局的旧房子——暗红色的灯泡和四壁矗立的书报架子之间侧身才能通过的狭窄通道——也都是徐迺翔先生指点我们一一找到,一一拜访,解决了不知多少疑难问题!

1986年,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四卷《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王瑶先生做顾问,阳翰笙先生题写书名,徐迺翔先生主编。他约我写的是《臧克家评传》,大概就是因为我参与了臧克家研究资料专辑的编写工作,对有关情况还比较熟悉的缘故。该文收入他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评传》第三卷。此后我风尘仆仆,辗转奔波,就很长时间没有与徐迺翔先生联系了。

2006年,忽然接到徐迺翔先生长信,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主持的“中华文化史料学会”要从中开辟出一家“近现代文学分会”,与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分家”,专门从事近现代文学史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他愿意推荐我担任该分会的副会长。我自然乐于向各位史料学的前辈和同行学习,立即回复他。不久就得到在河南大学召开分会成立会的通知。到那时,才知道分会会长是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先生,刘福春先生任常委副会长,我和陈子善、祝晓风、宋益乔等是副会长。由此,我开始结识了刘福春、祝晓风两位史料学专家,以及不少这方面的著名学者。那次会后,分会还在西北大学、聊城大学开过两次会,徐迺翔先生没有出席指导。询问有关朋友,说他受到风湿病纠缠,外出非常不便,闻之许久不能平静。但实在没有想到,开封一别,竟然就是我与亦师亦友的徐迺翔先生的永诀,真是天道无常,多妒英才!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谨以此拙文,略记徐迺翔先生之功业于万一,同时表达我对于这位宽厚有加的长者的深情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