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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诺奖”八年后,愿做一个“晚熟”的人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李菁  2020年08月04日14:14

2020年,距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过去整整八年,距离他出版上一部长篇小说《蛙》也已过去整整十年。有人说,莫言同样不能摆脱“诺奖魔咒”,即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埃斯普马克曾坚定地说:“我相信莫言得奖后依然会写出伟大的作品,他真的有一种力量,没有人会阻止他。”

是回应,抑或是回击。八年后,莫言再次推出了自己的作品集《晚熟的人》。这部小说集汇集了十二部中短篇小说,都是莫言说给大家的“故乡人事”。这些故事有喜有悲,有荒诞有现实,它们从上个世纪延续到当下社会,从历史深处步入现实百态,壁立千仞,气象万千。

7月31日晚,围绕自己的新作,莫言与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茅盾文学奖得主毕飞宇、央视主持人王宁一起进行了一场线上文学对谈。在直播间,莫言特意穿了一件30年前的衬衫,但是他说,这部书里的故事比30年还要漫长。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是他的小学同学,在这半个多世纪里,这些人物和莫言一起慢慢成长,不断长大,成熟或者晚熟。

“晚熟”是一个褒义词

何为“晚熟”?莫言给出的解释是:希望能够不断地超越自己,而不要过早的成熟、定型,使自己的艺术生命、创造力保持地更长久一些。在这部小说集中,“晚熟”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过去一般形容农村智力水平不太高的人是“晚熟”,等于间接说一个人是“傻子”。但莫言认为,有些人看似很傻,实际上是在装傻,甚至可能装几十年,直到能够表现自己才华的舞台出现,他会突然焕发出光彩。在不太正常的社会环境里,很多人的才华被遮蔽了,没有舞台、没有时机展示。随着社会进步,人们的自由度越来越大,社会能够为更多的人提供展示能力的机会,很多当年看似普通的人都干出了一番事业。在莫言眼中,“晚熟”是褒义词,代表的是一种求新求变,不愿过早固步自封的精神。

谈及为何要写“晚熟”的人,莫言认为一个作家要写什么,有时候不完全由作家自己作主。他曾经幻想着写天文、科幻、童话,但这些都无法让自己真正写出内心所想。《晚熟的人》系列故事中的很多原型都是他的朋友,甚至是像孪生兄弟一样的知己。莫言说,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角度才能把自己这七八年来的丰富感受表现出来。

莫言与“莫言”的对视

在书中,莫言将自己写进了故事里,毫不避讳地向读者敞开了获得“诺奖”后的生活。读者随着小说里的这位“莫言”,获奖后回到高密东北乡,发现家乡一夕之间成了旅游胜地:《红高粱》影视城拔地而起,山寨版“土匪窝”和“县衙门”突然涌现,“还有我家那五间摇摇欲倒的破房子,竟然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了牌子,成了景点”。书中“莫言”的种种困境、迟疑,以及他对世间的判断,是否就代表此时此刻作家莫言的看法?莫言又是如何看待书中的自己?

对李敬泽而言,书里最让他触动的是这个叫“莫言”的人。书中描写了很多人物和世间的故事,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个叫“莫言”的人的故事。当坐在直播间的莫言写一本书,其中每篇故事里都有一个“莫言”的时候,书中的“莫言”在被直播的莫言所打量,他自己变成了被书写、被打量的对象。恰恰在此时此刻,尽管他是一个已经被历史化甚至一定程度上经典化的作家,但是当他以作家身份活动于当下的时候,读者能够看到他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人生经验时候的迟疑、困难,以及对这个世界所怀有的迷惘和感叹。“所有的一切在过去老莫的小说中并不是很常见,我想熟悉莫言作品的读者,还是能够看到这本书在他的作品系列中的特殊地位。同时我们也看到书里的‘莫言’某种程度而言构成了坐在这里的莫言的镜像。”

莫言将书中的“莫言”当作自己的一部分,“我之所以敢把真实名字放到小说里,其实做好了接受一切的准备,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来解读都是可以的。正像敬泽刚才讲的一样,我跟小说里的莫言是在互相对视,我在看他,他也在看我。有的时候他在小说里的表现也是我控制不了的,因为我在生活中也许不会这样做,但是在小说里他这样做了。他在小说里不想做的事,我在生活当中也许做了很多,这就是书中的‘莫言’跟我的区别。一个是真实肉身的人,一个是文学形象,这样一种很复杂的,既像面对镜子的关系,也像一个实体对着一个影子的关系,更像一个人看到自己的分身一样。这也许更像孙悟空拔下一个毫毛变成一个猴子,有时候猴子自己跑了,孙悟空想让这个毫毛回来发现找不着了。”

但是,这个“莫言”很复杂,有着太多的况味。莫言说,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以“知识分子返乡”这一视角观察生活,到现在将近40多年,依然在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视角本身正发生变化,莫言看问题的角度与三十年前不一样,与十年前也不一样,甚至跟八年前都不一样了。“我的年龄变大了,视野可能变广阔了,思想也在变得复杂。过去我仅仅是一个作家,或者说是一个知名作家,因为2012年获得‘诺奖’,使这个作家的身份又添加了一层更加复杂的色彩。在当今的社会里,这样一种身份的人回到故乡,他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会比过去要丰富得多。还乡的视角是旧的,但是因为人变了,时代变了,故事变了,所以这个视角又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夸张之后的真实故事

被问及书中所讲的故事是否是真实的,莫言坦承都是夸张后的故事,他说这是作家的“看家本领”。“作家可以把小小的舞台夸张成一个广场,将一棵树木夸张成一片森林,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夸张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完全可以把这个场景变掉,不叫做高密东北乡,而是称河北丰润、山西太原、江苏无锡等等。我没有这样做还是有一种惯性,感觉这样比较熟悉,小说里的人物可以找到原型,但肯定不是本人。鲁迅有段很经典的话,‘人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所以很多人物是加上作家的想象和感受后塑造出来的。”

而在毕飞宇看来,“书中的莫言角色带有相当程度的写实成分”。他认为莫言小说里面人的名字特别有意思。这部小说里的人物往往在本名之外又有一个名字,这两个名字出现的时候,读者会强烈感受到“莫言式”的幽默。“比如小说中的‘蒋二’,蒋二原本叫蒋天下,他姓蒋,怎么能叫蒋天下呢?所以改,蒋天。蒋天也不行,怎么办?把人去掉,蒋二;《等待摩西》里面,柳摩西改成柳卫东,给他爷爷改名字叫柳爱东,他爷爷赏他一个大嘴巴。这些细究起来很有趣。”

虽然书中的人物是夸张的结果,但莫言认为如果读者能够从书里面看到身边人,或者看到自己,这对一个作家是最大的安慰。作为一个读者之所以能够被某些书打动,甚至为书中人物的命运担忧、痛苦,说明他在这本书里看到了自己。

“老和尚”与“两个心脏、四个胃、八个肾”

谈及莫言的写作,李敬泽认为如今的莫言有“老和尚之势”。回想起自己第一次阅读《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李敬泽说他并没有看懂,他形容阅读的感觉就好像“文字在眼前哗一下,从来没见过的景观覆盖性的压过来,那种打开眼睛后的刺激,光彩夺目,为之目眩。”他由此谈到,这个世界并不是一目了然的东西、看得懂的东西,所见即所得的东西就一定是好的。但是,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追求。有一句老话叫做“真佛只说家常话”,一个和尚开始念经的时候云山雾罩,最后发现老和尚只说家常话,是因为老和尚终于悟到家常话就能把事说明白。

毕飞宇则夸张地说“莫言有两个心脏、四个胃、八个肾”。“从生理来讲自然是胡说,但是莫言小说给你的感觉是真有这么多的脏器在提供能量。”毕飞宇谈到,这本书中的《红唇绿嘴》《火把与口哨》是标准的莫言式作品,它们浓烈得犹如一幅油画。但另一些小说的文字则干净简练,完全靠线条勾勒走向。“莫言以前写小说不用线条,而是大色块往上堆。如今这种线条感像是老莫言之外跑出一个新莫言,很有意思。”

再谈“诺奖魔咒”

谈及“诺奖魔咒”,莫言坦言,“诺奖魔咒”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大部分的获奖作家很难再有力作出现。但依然有作家继续写出了伟大的作品,比如马尔克斯,在获奖之后还创作了《霍乱时期的爱情》。能否超越自己、打破“诺奖魔咒”,莫言直言现在不好判断,但是自己一直在努力。“这八年以来,尽管发表的作品不多,但是我一直在写作,花费在案头上的准备工作远比写这本新书的时间要多。”

至于直播中有人质疑他的新作并非长篇小说,而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是否因为中短篇创作起来更容易的问题,莫言坦言自己一直也很困惑。很多评论者、读者都认为作家只有拿出一部长篇小说,才能证明他的才华和能力。其实纵观中外,很多经典作家都没写出过长篇,如鲁迅、沈从文、莫泊桑、契诃夫等等。一个作家可以一辈子不写长篇小说,只写中短篇小说,但这丝毫不会影响他对文学的贡献。中篇、短篇和长篇这三种小说形式是互相不可替代的。同时,莫言也有创作长篇小说的构想,并希望在最近几年里写出一部好的作品。“假如要写一部长篇也不是特别困难,半年时间一定能写完,但是如果写肯定要和以前不一样。跟以前作品的艺术水平相比较是不是高?这个很难说,但是故事不一样,时代不一样,使用的语言也有变化,这些方面我有非常明确的追求。我在努力,希望未来能够拿出一部有点耳目一新的长篇小说吧。”

观众提问:

Q1:可以推荐一下您最近在看的书或者影视作品吗?

莫言:这两年,我一直在大量阅读地方志,譬如我老家周边的十几个县市编写的文史资料,因为这是很多人对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回忆,让我仿佛回到那个时代。所以最近两个月我跑了周边的十几个县市,除了高密,我还去了诸城、胶州、平度、莱州、青州、潍坊、昌邑、长乐、安丘,去年又去了蓬莱、龙口、牟平、乳山、海阳、莱阳,整个胶东半岛,我每到一个地方就先搜集这个地方的地方志,然后再看当地的博物馆、名胜古迹。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既阅读文字,也阅读自然景观,会让你真正深入一个地方的历史深邃之处。假如要写历史小说的话,我想这些工作是必须要做的。

李敬泽:这个事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也特别喜欢到处搜集文史资料,现在已经装满一书柜。从历史资料里,你能在看到中国那种深厚的同时也看到无穷无尽的多样性。有的时候你在那里能看到无数的怪事和有意思的事情。至于老莫,他花费这么大功夫,我们肯定可以期待他要写一个大东西,而且一定是和胶东半岛那一带有关。

Q2:我想成为一名网络小说家,但是父母很反对,认为写网络小说没有稳定的收入,请问当初您写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家人有没有支持,您又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莫言:我一直反对不把网络文学当文学来看。把纸质的书当做严肃文学,把网络文学当做通俗文学,这种划分是不准确的。网络文学无非是因为科学技术复杂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载体或者新的书写方式。网络文学也要遵循文学最基本的规则,不能因为在网络上发表就可以不遵守最基本的文学定律。我想你可以把“网络”两个字去掉,难道拿着笔就不会写了吗?难道在网络出版就不能出纸质书吗?两者都可以同时进行。至于写作中的困难,你写的时间越长,遇到的困难越多。我写了四十多年,难道没有困难吗?我现在举步维艰,比八十年代初写的时候困难多得多,那时候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几乎不考虑任何读者,更不考虑读者看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反映,写作全凭心意。现在肯定没有那么自由了。

随着了解的文学越来越多,我已经知道很多人曾经怎么样写过,起码不应该重复别人用过的创作方法;其次,我自己的作品积累也越来越多,我的最低要求就是不再重复曾经写过的东西。但是能不能完全做到这点很难,就像一个人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以后突然改变,最终还是走回曾经的老路。我记得一个老书法家曾经说过,当你年龄大的时候,年轻时候的毛病会回来找你的,你以为当时千方百计努力地克服了,但是年龄大了它还是回来了。所以写作的时间越长,面临的写作难度越大,你们这么年轻,有困难就克服它。

Q3:怎么理解文学最大的用处是没有用处?

莫言:文学跟科学不一样,科技发展可以带来新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但是文学几千年来的发展变化比科学的发展小得多,科学的任何一个变化都会直接改变人们,比如过去疟疾很难治好,屠呦呦发现青蒿素后问题就解决。文学对人类、对社会的作用不是这样发挥的,所以看起来没有用。我说的意思是,它的用处也许就是它没有用。

李敬泽:在中国文化中,文学传统几乎是一个支撑性的精神构造,它对我们是起支撑作用的。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不管我们对文学的具体理解是什么,我们永远是要在文学中解决 “晚熟的人”的“人”字。对于热爱文学的人而言,一生要面对的是如何成为一个人,可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说起来好像有点空洞,但落实到每个人身上,是影响一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文学不管怎么变,在中国不会失去它的意义和作用。

Q4:对于很多人,“当下”这个词是很难说出来的,因为当下太复杂,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的环境、处境,每个人的境遇都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大家都希望从三位身上得到,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生活中的困境,然后走出去做勇者,继续生活下去,无论面对什么样复杂的环境,我们只能本份的活出自己的人生。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面对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面对世界?这可能也是一个永恒话题吧,有没有给大家思考的空间或者启示的地方?

莫言:一切历史都曾经是当下,所有的当下也都会变成历史,所以我们不妨把历史当当下,也不妨把当下当历史。说着绕来绕去,但是很深刻。当你意识到一切当下都会变成历史的时候,也就说明你的所有作为都是要留下印记的,你要负责任的。一切的历史同样是当下,我们温故知新,就可以从以往的当下里面来汲取教训,取得经验,获得智慧。

李敬泽:我们要把当下过好,当我们谈论未来的意义、历史的意义,最后都要汇聚到当下,一个人对当下不能负责,我们不能相信你是对历史或者对未来负责的。你对当下的自己不负责,我们也不相信你是对过去和未来的那个你负责的。所以把当下,把今天晚上过好,挺好。

毕飞宇:在疫情之前,到晚上我直接躺到床上睡觉。疫情之后我多干了一个小事情:躺下之前小坐一会儿。以前不是喝水就是抽烟,或者看本书,现在睡觉前不喝水、不抽烟、不看书,就坐一会儿,我才知道我是活着的。以前真的没做过这个事情,现在就觉得多么幸运,终于逃出来这一天,晚上睡一觉,第二天还有一天。我对当下的想法就是,别老是想在书房里面驰骋想象,多(去生活中)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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