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弋舟，1972年生于西安，著有长篇小说《蝌蚪》《我们的踟蹰》，中短篇小说集《刘晓东》《丙申故事集》《丁酉故事集》等多部。获得鲁迅文学奖、郁达夫小说奖、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百花文学奖等奖项，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

《瞭望》：你写了不少关于成长的小说，似乎为你们那一代人画像，为什么选择这样的主题？

弋舟：成长的过程是时间的踪迹，而对于时间的敏感，在我看来算是一个好作家根本的能力。如果要我细数启发过我的作家和作品，我会发现，原来都能以“时间”的名义确立——《麦田里的守望者》是不折不扣的成长小说，它写成长，写时间，《红楼梦》何尝不是呢？同样是写成长与时间，甚至《西游记》也可作如是观——一只猴子的成长史。当代作家中的余华写过《在细雨中呼喊》，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这部作品就刺激过我的文学冲动。

我有一个个人的看法：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有着过不完的青春期，这个青春期不仅是人生的，也是文学的。

《瞭望》：你的三个中篇《等深》《而黑夜已至》和《所有路的尽头》主人公用了同一个名字：刘晓东，从标题看这三篇小说似乎就构成了某种完整性，结集出版时直接用了“刘晓东”作为书名，也成了你的代表作，这是有意为之吗？你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写这些小说的？

弋舟：三部中篇同一个主人公，显而易见，这是“计划”的产物，结集时以“刘晓东”来命名，大致表达出了我创作时的企图，那就是要写“人”，写时代中的“人”。这种命名集子的方式不那么讨巧，刘晓东——一个司空见惯的中国男人名字，当时几乎遭到所有人的反对，朋友们和出版方都有异议，但我顽固不化坚持用这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名字。

我们对世界的想象和体认，最终都要回到对“人”的塑造上。写作刘晓东这个系列时，正是基于这样的冲动，这个名字的普通和平凡，多少兑现了我想要写出某种普遍性的愿望吧，他泯然众人，却成为了你我。

聚焦于“人”，感同身受的写作心境会尤为突出，这本集子里的主人公，有着一个鲜明的精神特质，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审判，不粗暴地将诸多疑难杂症推诿于时代，推诿于社会，而是自觉地推己及人，先从个体做出自我拯救的努力。或许与我自身的精神状况也有些关系，当时心里充满了自我否定，通过写作，我也的确得到了内心的治愈，觉得内心某些隐秘的东西得到了部分的清算，身心于是获得了相对的安宁。

《瞭望》：你的“刘晓东”带着鲜明的标签：他是中年男人、知识分子、教授、画家和自我诊断的抑郁症患者，你塑造这样一个人物是否带有对自己或者说自己这一代人的审视与自我批判的意味？

弋舟：首先，这类人物是我相对熟悉的那部分人，更何况，有一句现成的说辞：“所有的创作，都有着自传的意味”。每个人大约都会有着相似的情感冲动，追念青春，祭奠逝去的年华，但文学一定不会仅仅限于清浅的喟叹，它要在追念与祭奠之中达成沉思与反省——哪儿错了，哪儿对了，为什么错了，如何才能正确，即便不能够找到一个确凿的答案，作者也要表达出文学性的深刻的认识包括困惑。

刘晓东这个人物身上所披挂的那些社会属性，在我看来，恰恰是指向应当自我省察的那部分人。自省也许是任何人都应当具备的美德，但我在这里宁愿将之特定为这个人群——年龄不算大，被称为社会中坚力量的这些人的“义务”，所以，说小说表达了“自我批判”也是成立的。

《瞭望》：你的小说喜欢用“憔悴”“踟蹰”“徘徊”“蹉跎”这些词汇，当然还不仅仅是词汇，你在描写人物生活状态的同时也非常注重描摹人物的精神状态，复杂而且迟疑，你是如何从个人经历和思考中提炼写作资源的？

弋舟：写小说即是写语言，这话也是教科书中的金科玉律。千百年来，中国人那些复杂难言的个体经验，那些一咏三叹的生命感悟，就是被这些美好的词汇准确而具有审美意味地附丽，它们概括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成为了民族精神世界内在的况味与密码，这些词汇大多不是斩钉截铁的，它们有犹豫感，有不确定性，却饱含着中国式的分寸与体面，这些都非常符合我对小说这门艺术的理解，它们惆怅，但哀而不伤，有智性之美。当我从个人经历和思考中提炼写作资源时，正是在我们伟大的词库中“找词儿”的过程，我得找到那些准确的词汇，这样的时刻，我就是身在那种藉由语言赓续的伟大而神秘的传统里，也是在落实一个小说家规定的工作方法。

我对音韵有着特殊的敏感，常常凭借一个词的读音便生出写作的冲动。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我在武威街头看到一座雕塑，塑造成钱币的形状，被称为“凉造新泉”，那其实是当地出土的古钱币的名称，但“凉造新泉”这四个字却在一瞬间打动了我，一个新的短篇小说构思也由此产生。

《瞭望》：你的小说写年轻人的情感有着不一般的创痛，“我在求生，你在游戏”，写出了时代和社会的多元化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有人称之为“时代气质之下的个体忧伤”。在小说中如何将个体与时代形成映照？

弋舟：没有任何个体的悲欢可以逃脱时代给出的基本限定，“普世的况味”是文学作品产生共鸣的条件，也是衡量文学作品品格的前提，但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常识，我们竟常常罔顾。写作者的确存在这样的风险，过度沉浸在某种不能被人理解的自我之中，拧巴，封闭，沾沾自喜或者自怨自艾，在自说自话中完成自我的神化。但我们又不能以此忽略时代之下个体的精神吁求，所谓见微知著，正是文学的要求。

如何将个体与时代形成映照，这挺考验一个作家的能力。我有一部分作品，在命名上就做着努力，譬如《我们的底牌》《我们的踟蹰》《所有路的尽头》，这些篇名以“我们”和“所有”的名义书写一个个具体的人，至少是在给自己一个暗示：你写下的张三和李四就身在你所在的这个时代里，他们是与你休戚与共的，是与你共同构成那个“我们”中的一个。

我觉得尤其是男女的情感方式，是能够折射出每个时代的不同气质的。今天我们已经不会像汉朝人一样谈恋爱了，与革命时期的爱情肯定也不相同，那种对于爱情的基本相信与持守，可能也在动摇，但人类对于爱情的盼望、对于那种爱情理想本身的向往仍未消减，于是在恒久的盼望与追求理想的落差与张力之间，涌出了苦恼的源泉。这种创痛性感受，基于人性，又与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我们没有更大的感知力，可能终究都不会弄明白自己的那点儿难过和伤心是因何而来，你爱着的人为什么不爱你了，你不爱的人为什么还是要在一起，这里面有家长里短、油盐酱醋，其实也有时代的内在律动。

《瞭望》：你如何看待“生命本身的事”和“文学本身的事”？

弋舟：不是被问到，这两件事可能真的不会被我专门去放在一起想。就我的理解，“生命本身的事”更加具有规律性吧，它几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文学本身的事”，也许多多少少被赋予了些微的自由意志。之所以不会将这两件事专门放在一起想，显然，是因为我可能常常将这两件事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混淆起来。我得提醒自己：“文学本身的事”，是不能够替代“生命本身的事”的，生而为人，你是不能够仅仅依赖写小说去获得更为宽阔的生命感的，生命的练达与洞明，还有赖更为复杂的生活本身。

《瞭望》：看见评论文章里说“弋舟的小说把锐利的思想埋藏得很深”，你如何看待小说的思想性？你在小说中最想表达的是什么？

弋舟：当思想性介入小说，这门艺术才有了其不可替代的荣誉。我其实很难讲清楚自己究竟想要在小说里“最想”表达什么，如果非要有一个答案，那么我想，我想表达的终究还是人永恒的困惑，生命永恒的困惑。这种困惑首先是基于我自己的感受吧，当一个又一个小说的世界被塑造出来，我才会从中看到自己的局限以及偏见，当我努力想要最大化地理解自己笔下的人物时，我才发现自我的专断是多么不可避免。

《瞭望》：你在随笔中反复提到“小说之美”，你理解和追求的“小说之美”是什么？

弋舟：小说家很难“说一不二”，因为“说一不二”差不多就是小说之美的反面，他们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多少都有些犹豫，当他们对铁律一般的世界做出犹豫的描述时，就是在兑现“小说之美”。丰富人类的生命经验，为那些能感到却说不出的灵魂代言，这大约就是我所能理解并且意欲追求的小说之美。

《瞭望》：通过写作你发现和找到了什么？你自认为你的小说比别人多出来的是什么？

弋舟：可能通过写作我 发现了生命之中那些混沌与商兑未宁的情感，让我知道了理解他人的重要，以及理解他人会有多难，知道了zs理解自己原来并不比理解他人更简单方便，这无疑扩张了自我有限的生命。但相较于生命本身的浩瀚，我岂敢盘点自己“比别人多出来”了点儿什么，倒不如说，写作这件事在源源不断地令我感到匮乏，感到“比别人少出来”了点儿什么。这不是矫情，写作时常令我羞愧。

《瞭望》：你专业学的是美术，是什么促使你放下画笔专注于小说创作？最初的写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弋舟：如今我越来越难以十拿九稳地回答这样的问题。就我的经验，个人生命的轨迹，实在是难以给出某种“自我决断”的路线图，就是说，那不是“选”出来的，更像是“被选出来”的结果。究竟是什么促使了我们成为了今天的我们呢？好吧，这是命运的选择。

如果将写作这件事以“个人书写史”的自大追根究底，那几乎可以追溯到童年了。我在小学获得过市里作文比赛的奖项，这可能给了我某种能力的暗示；大约在十三岁的时候，向《收获》投过稿，这个经历在《收获》六十年的庆典上我还坦白过，坦白之时，竟也略感唏嘘。若以“严格意义上的写作”计，这些都是不能作数的。

在将近而立之年我才投入严格意义上的写作，彼时一个重大的事实是千禧年即将来到。这完全是一个“时间”的事实，于是有一个现成的答案就出现了：是时间，是天性里对于时间的敏感，敦促我写起了小说。而将一件事情的缘起交由时间之因，这本身就像是在诉说命运吧。

《瞭望》：你出生和成长于西安，但却并不能把你归为“西部作家”，你写的也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西部文学”，地域这个对于许多作家都难以忽略或者说难以逾越的框架对你似乎影响不大，你是如何突破地域特征的？

弋舟：如实说，这里压根不存在“突破”，我只是囿于自己的局限。我的祖籍在江苏，父亲一辈才来到西北，举目无亲，这导致我完全没有乡土与故园的经验，自然也无从依循“乡土逻辑”。我尊重那些具有自己特殊经验并且有能力充分表达出来的同行，我也尊重自己的“局限”，恰是这样的“局限”，才丰富着我们文学的边界。一个生长于西部的作家，不再能够被“西部文学”简单地框定，这已经是在彰显着文学版图难以被物理化丈量的无限性。

《瞭望》：中国作家以写农村居多，或者说绝大部分都是在书写农村经验，而你的作品写的几乎都是城市经验。作为一个城市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你是如何看待城市文学的？

弋舟：这首先也是基于我自身的经验所限，我没有在乡村生活过的经历。如今城市的兴起，之于我们国家已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城市文学的兴起，也当是题中应有之义。世界范围内这样的文学经验已经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简单地移植与套用，风险巨大。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感受中来，回到我们的“特殊性”之中。

作为一个中国人面对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真的是经验匮乏，一切刚刚展开，所谓数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一定不仅仅是指城乡物理性的逆转，如何给出我们的叙述方案，如何准确地书写出中国人的城市心情，这里面有着太多太大的思想命题、文明命题、情感命题考验着我们。

《瞭望》：有评论说你的写作和所处的时代保持着有温度的关系，那么，你怎么看待文学和互联网时代的关系？

弋舟：互联网是这个时代最大的现实之一，它所能带来的巨大冲击也许仍未完全显现。相较于它对文学创作、文学传播所造成的技术性改变，我更关心它终究是否会对人性的某些基本面构成挑战。随着技术的跃迁，至少，我们已经感知到了人性的某种变化，比如时间感与从前的异同，互联网让一切都在加速，变得飞快了，那么，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时间感的人类情感将会怎样呢？以爱情为例，古典爱情那种“缓慢即永恒”的准则，可能已经遭到考验。当艰难因为速度而变得轻易，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也许都要重新定义。但文学应对技术巨变也不是第一次了，我所能理解并且忠于的那个“文学”，从先民的劳动号子刻在了龟背兽骨上，刻在了竹简上，印在了纸张上，敲在了屏幕上，它也一路这么过来了。

《瞭望》：在你文学生涯中受到哪些作家作品的影响比较大？

弋舟：那是一条漫长的谱系，我实在难以只认《红楼梦》而不追溯《诗经》，只认曹雪芹而无视卡夫卡。但一个人的阅读脉络还是有迹可循的。我的父母都是学中文的，从小家里就不缺书，并且以古代汉语方面的书籍居多，小学阶段我囫囵吞枣地读了《史记》，在母亲的威逼利诱下背诵《唐诗三百首》，这些可能都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影响，司马迁和李白，当然可能已经对我起到了教化。

由于住在大学校园，图书馆的存在给我带来很大的阅读便利，少年时期开始自发地阅读，我的兴趣就转移到了西方现代小说上，马尔克斯和大仲马带给人的震撼是不同的，值得庆幸的是，我在那时就学会了区别他们的不同。

还要说到的是我对当代文学期刊的阅读，这也要拜图书馆所赐，我对小说这门艺术萌生出操练之心，完全要归功于对文学期刊的阅读。很奇怪，少年时期的我捧着一本书时的心情总是近乎“瞻仰”，而捧着一本刊物，竟能生出跃跃欲试的蠢动。

《瞭望》：你所寻找和追求的文学的“来路”与“归途”是什么？

弋舟：那也许就是人的来路与归途。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我们到哪儿去，困境是如何克服的，幸福是怎么达成的。

《瞭望》：你的短篇小说《出警》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这样的大奖给你带来什么？

弋舟：获奖消息传来的当天，我正在给母亲扫墓，这无论如何对我个人都是一个有意义的时刻。我的母亲一生怀有写作的梦想，尽管没有明确表示出要将我培养成一个作家，但自己的儿子写出了被人认可的文学作品，一定符合她的美好憧憬。获奖在这个意义上就几近“私事”了，算是我对于母亲养育的一个报偿，更多的，我也愿意在这个意义上鼓励自己，写作的路那么长，怀有一些切己的“私意”，自己可能就会更有韧性一些吧。

《瞭望》：作为一个风华正茂的写作者，你的文学理想是什么？

弋舟：风华正茂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词，我愿意将这个词想象为一种美好的人格，它不仅仅攸关年岁与体魄，它更是良善的精神面貌。如果我真的有幸还具备如此的面貌，我想，落脚在文学上，我愿意让其向着真善美哪怕是靠近微弱的一小步。

作家简介

弋舟，《延河》杂志副主编。入选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西北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历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第三、第四届郁达夫小说奖，首届中华文学基金会茅盾文学新人奖，第二届鲁彦周文学奖，第六、七、八、九届敦煌文艺奖，第二、三、四、五届黄河文学奖一等奖，首届“漓江年选”文学奖，2012年《小说选刊》年度大奖，第十六、十七届《小说月报》百花奖，第三届《作家》金短篇小说奖，2015年《当代》长篇小说年度五佳，第十一届《十月》文学奖，以及《青年文学》《西部》《飞天》等刊物奖。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排行榜、收获文学榜等重要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