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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赐》，陈先云/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20年7月第一版，30.00元

十岁的农村孩子天赐，生下来就被母亲抛弃，父亲常年在外打工，跟爷爷奶奶及同父异母的弟弟相依为命。

两次不幸婚姻的打击，使原本孝顺能干的父亲自暴自弃，酗酒成性。面对多病的奶奶、木讷的爷爷及年幼的弟弟，敏感、懂事的天赐，过早地扛起家庭的重担，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早熟。正当天赐一家刚经历醉酒父亲的“洗劫”时，下乡扶贫的“第一书记”常老师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为天赐的家及整个村子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快，留守儿童问题日益突出，引起广泛关注。近十年来，涌现出了一批留守儿童文学，影响较大的有《上种红菱下种藕》《空巢》《蜻蜓，蜻蜓》《穿过忧伤的花季》《水边的仙茅草》《当着落叶纷飞》《如画》《摘臭皮柑的孩子》《天赐》等。其中既有知名作家如王安忆、殷健灵等，也有新面孔如《天赐》的作者陈先云。

以往的留守儿童文学，虽不乏充满温情的故事，如《蜻蜓，蜻蜓》《上种红菱下种藕》《如画》等，但大多是以成人视角关注留守儿童的苦难遭遇、畸形成长，或迷失堕落甚至走向犯罪的血淋淋现实，留守儿童几乎成了问题儿童的代名词。在这些作品中，留守儿童是被评判的对象。

《天赐》则另辟蹊径，冲出贩卖苦难的文学藩篱，主人公、留守儿童“天赐”以平视的眼光打量着成人世界。对幼弟的呵护，对同龄小伙伴的依恋，对大人的体谅与包容，对艰辛生活及不幸遭遇的坦然接受，对复杂喧嚣社会的懵懂……一步步呈现出生命最本初的状态：即使是弱小的儿童，在面对苦难和困境时，也并非任命运宰割的羔羊，与生俱来的生命力，使他们不轻易妥协，倔强又用力地成长。

其实，没有童年是完全无忧无虑的，成长的烦恼非此即彼，与他人、外界环境的磨合永远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环。留守儿童是社会性问题，但小说并没有停留在浅层的抱怨、揭露和谴责上，而是突破了以往对“留守儿童”的社会认知，拒绝“概念化”“问题化”“污名化”，不再一味地关注外在表象，转而挖掘儿童内在的成长机制，开启了社会文化心理的深层探索。

生活艰辛，被母亲抛弃，与父亲疏离，跟随爷爷奶奶住在村外简易房里的天赐，并没有心存怨念而变成问题儿童，他用忍耐、包容、无条件的爱来守护着这个岌岌可危的家。

这是个话少却很温暖，聪明但不狡猾，自尊而不虚荣的男孩——他会因早起没顾上洗手洗脸，在初次见面的常老师面前羞赧地把手藏在身后，但当老师被村霸威胁时，又毫不畏惧，挺身相护；他会因爸爸没回家过年而难过地躲在被窝里，也很享受跟着好人缘的爷爷上街受人尊敬的感觉。安静懂事的他，在无意中得知爸爸有可能已不在人世的消息后，噩梦连连甚至大病一场，也闭口不对人言。小小年纪的他，知道疼惜大人的不易，在奶奶住院期间，照顾弟弟，喂猪娃，收拾院子，俨然一家之主。

尽管比同龄人自立，天赐仍保留着这个年纪的男孩应有的天真烂漫与顽皮：他会同玩伴们避开大人的监管，偷跑到池塘戏水，上岸之后，到别人家菜园里摘几个黄瓜西红柿垫饥；他会仗义地藏起不愿跟爸妈返城的晚生；过年了，见弟弟拿着自己得的两张十元压岁钱还眼巴巴地盯着自己那张五十的，就逗他：“你两张，我一张，你的多！”……

同为留守儿童，与以往的很多文学形象相比，天赐是一个有血有肉、立体的人。对自身不幸的挣扎、对自我的悦纳、对美好未来的渴望形成了一股看不见的张力，让人揪心的同时又深感欣慰：尽管生活不易，但“他”在好好长大。面对命运的不公，他摒弃恶意的揣摩与反击，选择用最大的善意来与这个并非完美的世界握手言和。就像岩石缝中的一株植物，倔强又顽强地努力生长着，渴望开出明媚的花。

天赐的眼睛，像是摄像机，将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呈现在读者面前，但又并非是对现实生活的照搬照抄——孩童纯洁、仁慈的天性，本能地过滤掉太多成人世界的不堪、焦虑和功利，为整部小说罩上了一层柔和的光晕。人性之美、节序之奇、乡野趣事遍布在字里行间，为寻常的乡村生活平添一种田园牧歌式的宁静与美好。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曾是先民们最熟悉的日常。曾几何时，已经走出大部分人的生活，辅助农耕生产的节气也变得无足轻重，与此相关的风俗习惯亦趋式微，我们与自然渐行渐远。这也是作者念兹在兹，不能释怀但又匠心独具的地方——章节暗含的节气与故事情节的相契并非巧合：开篇之大暑“高温酷热，雷暴频繁”之际，恰是天赐父亲大闹一场、第一书记进村引起轩然大波之时；结尾之立春寓意着“万物生长，欣欣向荣”，而“美丽乡村建设”在此时初见成效，村子焕然一新。除了节气的暗线，书中还描写了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比如清明“斗蛋”、寒食“打柳”；挖荠菜做粥、撸榆钱蒸窝窝头；六月六，吃羊肉；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十五晒半干。

两年吃住在村里，与孩子们的亲密接触，使作者近距离地参与了留守儿童的成长。共情式的写作，又赋予了小说鲜活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细节。

作者将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渴盼，写得具体而微又令人心酸。当天赐为躲避醉酒后拎着斧头六亲不认的父亲，在玉米地里藏了一夜时，心里想的仍然是“不管怎样，爸爸还是爸爸，我们已经没有妈妈了，不能再没有爸爸”；非常想爸妈时，天赐就闭上眼，催着自己赶紧睡着，“睡着了就是另一个世界了”，在那里能看见“他们牵着我的手，把我高高举起来”。

书中很多生活经验的描写，富于乡土气息，非亲身经历者不能形容：天赐烧土灶，“我朝锅底下塞着麦秸，晚上露水重，麦秸太潮，浓重的烟从锅底下窜出来，熏得我直流眼泪。不一会院子里都是烟，弥漫着烟熏火燎的味儿”；一凡抱着爆了皮的足球，在大街小巷窜，“把球踢在土墙上，黄土簌簌往下落；砸在木窗棂上，房上的瓦都要震掉了”；池塘边上的枣树大丰收，很多枣子掉落水里，“奶奶早有准备，在一根长竿子上绑上笊篱，一点一点把枣子捞上来，漂到远处的，就用笊篱慢慢搂过来”；“麦子打成了捆，像卷起的棉被，一行一行排在田里……奶奶用棒槌一下一下捶干净麦粒，捶下来的麦子和麦皮混在一起像小山一样。趁有风，爷爷用木锨扬起来，天空中划出一道弧线，麦皮飞扬出去，麦粒像雨一样，唰唰落下来”。

这本小说值得读至少两遍：第一遍可囫囵读过，粗粗了解故事梗概；第二遍则需细细地读，否则那些隐在文字缝隙里的美好易被错过。它像一块璞玉，经得起读者的一遍遍“琢磨”；又如一枚苦菜，咬一口立马滋出令人心悸的苦涩，但细细咀嚼，就会慢慢回甘。整部小说建立在丰富的生活情感体验之上，但并没有为凸显生活的真实性而放弃文学性。

作为曾经冲在脱贫攻坚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作者亲眼看到过留守儿童父母身不由己的艰辛与无奈，也深切体会到国家反哺农村的决心及力度，看问题的角度、思考的深度自然异于芸芸看客——留守儿童是牵涉多方的社会性问题，家庭并非根源所在。最近一二十年社会的飞速发展，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加之政策供给的不均衡、各方力量的不匹配、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等才是主因。由此，作者致力于还原当下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乡土裂变的价值伦理之殇，揭示时代变革中凸显出来的复杂人性、人们被时代裹挟不能自主的伤与痛，借以唤起更客观更理性的思考。

当学界还在忙着对留守儿童进行无休止的“问题化—问题化解构—再问题化”研究的时候，作者已踏出了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改善乡村人文、生态环境，切实帮助农民致富，留住想要外出的，吸引在外务工的；改扩建学校，实现就近入学，吸引优良师资，提高教学水平；对家长普及正面管教，对孩子加强心理疏导……这一系列措施，也许并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但至少是行之有效的，小说中梦丽爸妈的离城返乡就是有力的回响。

这种对问题根源性的探索与试图解决的努力，恰是现有同类题材者通常所忽略甚至漠视的。这篇小说为留守儿童文学的书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尝试仍显青涩，也还未能更深入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