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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在列。

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的徐则臣，在念书期间便萌生了“到世界去”的愿望。从村里的小学到镇上的初中，从县城的高中到省会大城市，到最终在北京大学接受研究生教育，通过读书这条路，徐则臣实现了自己最初的愿望。之后囿于工作生活的压力，被义务和责任捆成粽子的徐则臣，在现实世界的继续“出走”停滞了。但是让人欣慰的是，他选择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到世界去”。那就是他在自己的小说领域内开辟了一片精神圣土，让自己笔下的小说人物继续向世界进发。

这首先表现在他写作生涯之初的腹稿小说《到世界去》中。按照当时徐则臣的构想，故事主人公裤子是一个一年到头站在故乡边缘，看着火车奔向远方的年轻人。他想到外面看看，看什么不知道，怎么看不知道，为什么要看同样不知道。但是，裤子就是想看，他的欲望无条件地指向远处，他把故乡之外看不见的地方统称为“世界”，他要“到世界去”。虽然这一小说胎死腹中，但是“到世界去”的这一主题，却被徐则臣一直延续了下来。这之后，不论是想要扒火车、逃离现实的陈木年（《夜火车》），还是逃离家乡、一直在路上的离异宅男（《这些年我一直在路上》），甚或是离家进京的慧聪（《如果大雪封门》），他们都在选择“到世界去”。面对这一叙事主题，徐则臣自我解释说：“所谓到世界去，指的正是，眼睛盯着故乡，人却越走越远。在这渐行渐远的一路上，脚腿不停大脑和心思也不停，空间与内心的双重变迁构成了完整的‘到世界去’。”[1]之后，在写作小说《耶路撒冷》时，徐则臣猛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回乡之路”同样也是“到世界去”的一部分，也是由此，他更新了自己“到世界去”的主题内涵。在他看来，长久以来，“我们总认为世界在故乡之外，但当我们心智成熟到一定程度，我们的阅历和见解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对故乡，尤其是心灵之故乡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后，世界为什么就不能在故乡之中呢？于坚守故乡者而言，世界在故乡之外；对身居世界的游子，故乡可能就成为真正的世界。”[2]也是由此，对小说《耶路撒冷》中的初平阳来说，远离故乡渐行渐远，是“到世界去”，回首故乡、返回原点，同样也是“到世界去”。正是秉持着这样一种信念，徐则臣在自己的小说《北上》中，为我们讲述了一个全新的“到世界去”的故事。

乍一看，小说《北上》的结构有些碎片化，因为很多小故事被作者有意打碎后安插在不同章节。但是整体而言，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脉络，《北上》可被视作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是1901年开始的小波罗“北上”寻亲之旅；第二部分是纪录片《大河谭》的申遗之途。具体而言，第一部分讲述了1901年，意大利旅行家保罗·迪马克（小波罗），假借文化考察名义，来中国寻找失踪弟弟的经历。为顺利沿河北上，小波罗沿路召集了翻译谢平遥、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这一行人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他们沿着大运河溯流而上的过程，其实就是“到世界去”的过程。很显然，对意大利人小波罗而言，他是远离平静祥和的故土，不远万里、跋山涉水来到世界的另一端中国；而对于挑夫、船老大等人而言，离开江南水乡，去到完全陌生的北方，同样也是“到世界去”。在这个意义上，这一行人北上的过程，还是对徐则臣叙事主题“到世界去”的续写。接下来再来看小说的第二部分，纪录片《大河谭》的申遗之途。2014年，中国各界展开了对大运河功能与价值的讨论，为完整呈现大运河的全貌，电视制作人谢望和筹备制作一档电视节目《大河谭》。在这档电视节目的制作过程中，摄影师孙宴临、收藏家周海阔、船夫邵秉义、考古学家胡念之等被聚集在一起。在对大运河的历史追溯中，他们各自勾连出祖辈的人生经历。原来祖辈在百年前便已沿运河北上，抵达通州。在这个意义上，于谢望和等人而言，通州也成为他们遥远的故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谢望和、孙宴临等追溯祖辈历史的过程，就是重新北上的过程，也是返回心灵原点的过程，更是回首故乡的过程。而这，正是“到世界去”的另一重维度。概而论之，在小说《北上》中，借助书写小波罗北上寻亲，徐则臣为我们展示了“到世界去”的一重维度；借百年后各自后代对祖辈人生经历的追溯，徐则臣为我们展示了“到世界去”的另一重维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小说《北上》延续了徐则臣“到世界去”的叙事主题，同时也刷新了“到世界去”这一主题。

长久以来，中国人都有着到世界去看看的愿望和动力。前有《西游记》中唐僧师徒四人跋山涉水到西天求取真经，后有《镜花缘》中唐敖、多九公乘船经过女儿国、无肠国。如果说这些是国人将自己的“到世界去”的愿望，投射在小说作品中，那么鸦片战争失败后，国人想要真正走出国门去看看的愿望，愈加强烈。因为他们想要知道，自己和那些说着“鸟语”、长着红胡子的西洋人，究竟差距有多少。在丢掉了自信力的几多年里，最早有徐继畬游列朝鲜、日本写成《瀛寰志略》，梁启超游檀香山写成《夏威夷游记》，后有“五四”一辈争相去到英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接受教育，这包括但绝不限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郭沫若。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一代的“世界”更多指的是“西方”。而这样的“西方”，代表着先进、文明与现代化。可以说，以现代性为准绳，以西方现代化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在五四文学革命后的多年时光里，中国人跟随着西方的脚步，亦步亦趋。但是，近些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强盛，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之林不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事实。在此历史语境中，我们再重新审视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中国与西方，我们会发现，我们不再仰人鼻息，我们的，也是西方的，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这个意义上，“到世界去”，不再只意味着到西方去，同时也意味着回到原点、回到中国。由此，我们再来看徐则臣的小说《北上》，我们捕捉到的就是：大运河是中国的，同时也是世界的。它于小波罗、马德福、大卫·布朗等西方人而言，是朝圣；它于谢平遥、谢望和等中国人而言，是认祖归宗。可以说，这样一条属于世界的大运河，真正是沟通了古与今、中与外。在这个意义上，徐则臣的小说《北上》，当之无愧于用一条河流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秘史，同时，我们更要说的是，这部小说也是用一条河流，展现了中华民族重新崛起于世界的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