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陈仓的中篇《再见白素贞》中，白素贞其实是故事的“配角”，而她的母亲“丽妈”才是核心性的，相较而言作为叙述者和故事参与者的“我”也为此退居其后，成为了串连故事和帮衬“丽妈”性格呈现的“背景因素”。巧妙的是，小说中“丽妈”出现的场景也并不多并且集中于后半段，她是被勾勒出来的，却令人印象深刻。“丽妈”，成为《再见白素贞》中最为显赫的耸立。

这多少出乎意料——我是说，我在兴致勃勃地读着“我”在绿皮火车上遇到美女白素贞并与她搭讪，她对“我”的拒绝和种种犹疑的时候，绝没想到陈仓会在随后“话锋一转”，将故事更多地引向白素贞的母亲“丽妈”——它出乎意料，我发现所谓的“爱欲”只是陈仓在大门后面竖起的屏风，当我随着故事进入，绕过屏风之后才知道内院的幽深和不同。在这里，我必须要谈及另一重的“出乎意料”，它关涉“丽妈”的形象和形象塑造：这是一个让我出乎意料的陌生人，一个在以往的小说中不那么常见的陌生人，一个我不太容易用旧有的理论观念套用就可以滔滔不绝地指认的陌生人。当然，她，也像鲁迅小说中的阿Q那样令人熟悉，在我和我们的身边在着。

她来自生活，来自对生活的某种发现，当然她也是记忆、想象和理念设计的综合体。我猜度，作为报社编辑的陈仓充分利用他得天独厚的优势“采访”到这样的一个人，两个人，一群人，他发现着他们（她们）身上的某些共性，然后一点点萃取，就像鲁迅对我们的国民性、巴尔扎克对“巴黎”所做的那样。当然，我猜度作家陈仓不会满足于只写下生活也不会满足于萃取出理念，他还需要将理念、想法和感受重新组合，让“演变、着色和组合的各种效应在他们身上完成，从组合的元素里又生成新的中和物”——于是，一个有着强烈独特性的“丽妈”得以饱满地呈现出来。

陈仓强化（甚至是夸张地强化）了“丽妈”身上的征质，让她的行为溢出我们的日常正常，但依然保持着它的合理和自恰。当过知青、在造纸厂下岗、后来单身带女儿“白素贞”来上海的丽妈，开始持续地向各单位、部门和个人写投诉信——“我”和她持续的关联也在于她的投诉信，在这个设计上，陈仓做得极为巧妙，它既构成着故事前行的要素，又是“丽妈”形象塑造上很重的一笔，同时，它也为“我”持续不竭地关注和参与整个故事提供着充分理由。在阅读中，这一巧妙设计也许会被忽略，但它对小说的建构来说却是重要的，是对小说家的“智力考验”。

在我们的习惯理念中，“丽妈”无事生非，甚至多少有些寻衅滋事。是的，这是一个拧巴的人，她的“严肃认真”让所有的杯水微澜都变成能绊倒人的鸿沟，她过敏过激的反应让自己和所有人都不舒服，甚至厌恶……在我们的习惯理念中——且慢，我们是不是可以暂且不那么顺从“习惯理念”？“丽妈”的林林总总、层出不穷的投诉中有无合理诉求，而一直被我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地忽略着？我们所认可的、不加审视和思虑的这个“习惯理念”，是不是全然的合理呢？

不止一次，我重复地谈及我所希望读到的“理想小说”，我认为它会向我们发问，让我们思忖：生活一定如此？非如此不可吗？有没有更好的可能？埋伏着如此诘问的小说在我看来属于好小说，因为它有问题意识，因为它能提供的不仅是一个简陋的、只有传奇性的“愉悦”故事。

《再见白素贞》中“丽妈”的种种行为是曾让我不适，在阅读中暗发嘲笑，她身上精神病症式的反应也让我生出距离，她的那些“无事生非”的认真让我小有厌恶。但是，我需要让自己停下来想想：这样人物的存在。她何以如此？她对自己的家庭和他者的影响又在哪儿，她身上是否具有某种的普遍性，而如果有，当我们要面对这一普遍性的时候又应做什么？在我们的生活中生活着两类基数众多的人，一类是事不关已、得过且过型的，就像鲁迅笔下的那些看客和张爱玲《封锁》中的吴宗桢。另一类则是“长刺的人”，他们没有理解和宽容，只有自我的主观和强烈的怨怼……无疑，“丽妈”不属于他们，但她的行事方式也并非完全的独特，也如同鲁迅笔下的孔乙已、阿Q、祥林嫂那样，是“一类人”。她的行为如果剪去其乖张、偏执和精神问题的一面，我们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其实有无数的“丽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说中的白素贞即是削减了乖张、偏执和精神问题一面的“丽妈”。我把这一设计也看作是陈仓的精心，他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孤独的“丽妈”并不孤单，在她们的身上都有着同样的DNA；他用这种方式提醒我们，程度不同的“丽妈”或因生活、境遇的近一步逼仄而变化，这里包含着一个“社会问题”和问题的可能。

需要说明的是，“丽妈”行为的向度是复杂的，你甚至很难简单地认为是对是错，或者简单地判断它“出于”什么心理；需要说明的是，《再见白素贞》是复杂的，它有诸多的浑浊之处，而这些浑浊之处更耐人寻味。

（《再见白素贞》陈仓/著，刊于《十月》2020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