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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鲁迅研究前沿的启示:名师名家学思历程”论坛在线举办
来源:中国作家网 |   2020年10月17日08:57

2020年10月10-11日,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主办的“来自鲁迅研究前沿的启示——名师名家学思历程”学术论坛在线举办。此次学术论坛分为两场,分别由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北二外教授赵京华和中国鲁迅研究会理事、北二外教授李林荣主持。北京鲁迅博物馆常务副馆长、《鲁迅研究月刊》主编黄乔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洁宇,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主任姜异新,中国鲁迅研究会副秘书长、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主任李浩,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室副主任乔丽华,上海鲁迅纪念馆副研究员施晓燕等嘉宾应邀担任主讲。

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南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宁夏大学等高校的师生近400人参与了此次对话讨论。

深耕广拓中的鲁迅文献学建设

黄乔生在论坛首场主题演讲《从〈鲁迅全集〉编纂看鲁迅文献学的建设》中,从1938年中国第一套《鲁迅全集》到2005年注释本《鲁迅全集》的编纂谈起,强调了著作编辑和注释等文献基础工作对文学研究的重要性。1938年民族生存危机中完成的《鲁迅全集》为现代文学家文集的编纂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范本,也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建设树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80多年来,随着鲁迅研究的拓展和深入,《鲁迅全集》编纂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编年、类编等体例的全集的出现,丰富了读者对鲁迅文化遗产的认知,而对文本做详尽注释,更是承接传统、因应时代要求、服务当代读者的必要举措。

黄乔生认为,现行的2005年注释本《鲁迅全集》在体例、收录标准特别是注释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有必要汲取新世纪以来鲁迅研究成果,在未来几年内对其进行全面修订。“《鲁迅全集》的编纂,离不开丰厚的文献资料和精深的学术研究;鲁迅文献学的建构,也将有力推动鲁迅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赵京华、南开大学教授刘运峰,分别就鲁迅译文和外文作品的编纂形式,以及鲁迅辑校古籍和图书校样是否作为手稿编印等话题,与黄乔生进行对话探讨。

大时代转折中的鲁迅道路再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洁宇以《从“野草”到“且介亭”》为题,回顾了她长期从事现代诗歌和鲁迅研究的心得,以文本细读为样例,分析了鲁迅的散文诗究竟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以及与此相关的“波德莱尔与鲁迅”和“鲁迅弃教从文”等问题。张洁宇说,之所以将“从‘野草’到‘且介亭’”确立为一个讲题,主要是指鲁迅在大革命时期在写作和思想上发生了深刻转变,包含了文体与艺术风格的转变,以及文学观念与思想的转变。

她认为,“如果说《野草》是鲁迅自觉地以散文诗充满紧张矛盾和晦涩抽象的形式对应现代人复杂的经验与心理的话,那么,鲁迅杂文则是以其复杂激烈而直接的形式对应了‘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历史现实。鲁迅是以‘有骨力’的杂文所特别具有的真实、热情、严肃、重大的特征,及其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实践精神,树立起‘“大时代’”特有的美学风范。”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徐仲佳、宁夏大学教师郑鹏飞,在对话环节就鲁迅和左翼文艺运动关系以及鲁迅著述和思想中的“大时代”意味,和张洁宇进行了问答交流。

图像、文献和历史叙事中的多维鲁迅

姜异新讲题:《多维鲁迅:图像互视 文献对话 历史叙事》

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员姜异新以《多维鲁迅:图像互视•文献对话•历史叙事》为题,通过对“‘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印入《坟》了吗”这个问题的考证,阐释了她对图像互视的思考:互视既是互证和互鉴,同时也是文学和历史的相互照见。之后,她又提出了“让文献自己对话”的观点。她强调这种呈现历史的方式,在有限的讲述中摒弃传统历史叙事的逻辑论证模式和全知全能视角,不引入编者的观点,零注释、零评论,让读者在探索中直接进入文献的生命之流。诗性的而非唯科学性的编排,有利于使文献成为象征与隐喻,以一种美学情境照亮现实与历史之间的距离。姜异新还从语言工具、现代主体意识、文学场域三个层面,阐发了她对“《狂人日记》作为现代白话小说史叙述端点”的思考。

鲁迅要保存的是怎样的中国传统?

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李浩在《鲁迅与〈古小说钩沉〉》的讲题下,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鲁迅要保存的是怎样的中国传统?鲁迅1909年8月从日本回国后,即开始着手辑佚《会稽郡故书杂集》《古小说钩沉》,这与日本时期的鲁迅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状态。其中的原因,“一是爱国主义的,一是喜欢魏晋文章”。不过,李浩认为,鲁迅的这种变化这也可能和其在日本时期建立的文化理念有关,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说,中国的现代文化建设需要“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事实上,《古小说钩沉》的辑佚工作不仅是他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小说史》课程的机缘,也是他进行中国小说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资料。五四之后,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持有谨慎的态度,从“不读中国书”到“拿来主义”。鲁迅在《看镜有感》和《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答文学社问》等文章中,提到汉唐时代的文化所呈现的海纳百川的自信,六朝文章的真诚。“由此,我们可以窥见鲁迅对中国传统的择取条件以及他整理古代文献的文化取向。相关研究的开展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发现并厘清鲁迅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所作出的思考、实践及贡献。”天津师范大学教授鲍国华、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王晓霖对李浩的问题做了回应。

鲁迅藏书中的《红楼梦》

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乔丽华以《鲁迅藏书中的〈红楼梦〉》为主题,考察了现存鲁迅藏书中跟《红楼梦》有关的书籍,其中《红楼梦》刊本有三种:王希廉评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清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二十四册(双清仙馆本);王希廉评本《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清光绪三年(1877)刻本三十六册(翰苑楼藏板);王希廉等评本《增评全图足本金玉缘》,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十六册(求不负斋石印本)。

乔丽华讲题:《鲁迅藏书中的〈红楼梦〉》

乔丽华认为,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藏《红楼梦》的三个刊本均为王希廉点评本。王希廉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红楼梦》评点家之一,根据鲁迅日记,1928年他还购买了双清仙馆本。“而我们知道,1927年程乙本由亚东图书馆出版,这被认为是比程甲本更好的本子。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基本上是赞成新红学派的,然而同时却依旧搜购旧红学代表人物王希廉的点评本,这让我们看到,在鲁迅这一代人身上有更多对传统的‘因袭’,由此我们也得以来追索鲁迅这一代人阅读古典小说的姿态。”随着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旧小说的阅读方式被西方小说的阅读方式所取代,就《红楼梦》而言,自从新红学崛起,清代的评点派退出历史舞台,王希廉等人的评点本也就逐渐被淘汰和遗忘了。而鲁迅藏书中《红楼梦》评本,以及《水浒》《三国演义》《聊斋》等等其他古典小说的评点绣像本,则提示读者历史上曾经有过另一种阅读小说的方式和姿态。乔丽华认为,不同于胡适等小小年纪就在洋学堂接受教育的一代,鲁迅生于晚清,在私塾接受了较完整的教育,也正是在这期间“不务正业”阅读了《西游记》《水浒》等古典小说,而他所读的显然是清代流行的带有绣像的点评本,即一边读小说本文的同时借助点评和图像来咀嚼、体会和理解。“这样一种阅读方式到了现代基本已经被摒弃,但在晚清是非常普遍的。从某种方面来说,评点家的文字可能比小说本身更有趣味和启发性,加深和拓展了对小说内涵的理解,也使受四书五经桎梏的幼小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放。”此外,乔丽华谈到,评点于鲁迅杂文写作的影响,也是值得深入探索的命题。

鲁迅在上海,居住条件怎么样?

上海鲁迅纪念馆副研究员施晓燕有关《鲁迅在上海的居住》的讲题妙趣横生。她通过一幅地图,细致地梳理了鲁迅在上海居住地的变化轨迹。从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的日常生活出发,重点描述和分析了鲁迅的居住状况,考察鲁迅所租住的景云里、拉摩斯公寓、大陆新村的生活设施及周围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探究了非常时期上述地点对鲁迅生活和工作的影响,体察了鲁迅面对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中的难题诸如房屋漏水、光线昏暗、空间狭窄以及治安混乱时的心理状况,从其搬新居驱虫清理的亲力亲为、除夕与海婴在楼顶放烟花的温馨喜悦等日常生活点滴中,一窥文学大师的人间烟火气。

施晓燕讲题:《鲁迅在上海的居住》

李林荣在总结中对鲁研界新生代和中生代学人的学术风采充分肯定,认为此次总时长8个小时的在线论坛把跨学科和多视角交叉的学思路向和问题意识简约而又精到地呈现了出来。李林荣认为,新一代鲁迅研究者已经通过星星点点的重要个案研究,做了起步扎实、开掘深广的努力,日益清晰地拓展出探察论证鲁迅思想、文学和文化人格与民族传统深切紧密关联的全新学术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