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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童年风景的再发现
来源:文学报 | 杜传坤  2020年10月30日08:52

“童年中国书系”勾画出五彩斑斓而意味深长的童年新风景,跃动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生命动力——对于儿童及其童年的再发现。

一百年前,冰心的《寄小读者》以行云流水般“不造作”“不矜持”、清丽典雅的诗化语言,在浓郁的情感与理性哲思中抒写、歌讴“童心”“母爱”“自然美”,并将其上升到“爱的哲学”,成为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第一部儿童散文集,滋养了无数少年儿童的心灵世界,它的美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都是不容低估的。

冰心散文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浪漫主义天真纯洁的儿童想象,是五四时期现代儿童观主导下的代表性文本。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又拥有了这套“童年中国书系”——“清新纯美的散文作品”,“带给读者澄澈感受的美文”,这可视作对冰心所开创的美文风格的承继,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也以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艺术创造,勾画出五彩斑斓而意味深长的童年新风景。在这新的童年风景中,跃动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展的生命动力——对于儿童及其童年的再发现。

儿童文学关乎我们的儿童想象,如何看待儿童,赋予童年何种意义,无疑会影响儿童文学的主题意蕴和艺术表达。因此,反思儿童文学中的现代童年观念,对于儿童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极为重要。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界于1980年代末开始聚焦儿童观问题,而且对童年的思考逐渐超越心理学意义上的“年龄特点”,融合了哲学、美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视野,这也为儿童文学的现代性反思奠定了理论基础。

现代儿童文学的前提假设:儿童/成人具有本质差异

通常认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发轫于五四时期,它与现代儿童观的确立密不可分。现代儿童观的核心在于: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成人不仅要把儿童当作完全的个人,而且要把儿童当作“儿童”,尊重其特有的身心需要,包括文学需要。这不但颠覆了传统社会“父为子纲”的儿童观,也奠定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基调。

儿童的发现者们致力于把儿童与成人相分离,使童年越来越远离成年,确保儿童待在“适合”他们的地方,做“适合”他们的事,包括读“适合”他们的文学。同样,现代儿童文学也参与了表现、制造、合理化甚至加剧成人与儿童“二分”的话语实践。

可以说,当成人发明出“儿童文学”这个概念时,就意味着它是区别于“成人文学”的,而区别就在于其“儿童性”。虽然儿童文学也是文学,但当且仅当文学同时对儿童性有足够的理解和表现时,它才成其为儿童文学。在现代性话语体系中,无论“儿童性”的内涵如何定义,都必然是迥异于“成人性”的,二者的“异质性”构成现代儿童文学的理论前提。

儿童文学的现代性隐忧: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然而,片面强调儿童与成人的差异而忽视共性,可能造成两种文学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尤其在商业文化的裹挟之下,儿童文学对出版者、购买者、评论者等成人消费者所持儿童假设的刻意迎合与强化,极可能导致童年书写的单薄、失真以及同质化。

若将二者的差异性推向极端,还可能制造出成人/儿童两个界限分明的阅读世界,使得儿童文学成为极具特殊性的文学类型,而且儿童文学内部也将不断分化出次级的特殊类型。这种差异是从程度到性质的不同,从而使阶段之间的过渡成为一个问题,由此导致我们必须去研究各种“衔接”,各种“桥梁”式的阅读。这就意味着在孩子的阅读中设立起越来越多的隔断,更加有年龄的针对性,也就更加有年龄的限定性。悖论的是,逐渐分层细化的儿童文学在强调尊重差异的同时,却可能使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相同。因为他们与同龄人在阅读相同的内容,而且会随年龄增长去重复年长儿童的阅读轨迹。

当儿童文学被划归到儿童阅读的专属领地,它通过从内容到形式的独特媒介代码,将儿童与成人隔离在彼此的阅读场景之外,从而可能把儿童文学变成“儿童唯一能阅读”的文学以及通常“只有儿童才阅读”的文学。

前者表明儿童没有能力阅读“复杂深刻”的文学,后者意味着儿童文学简单贫乏无法吸引成人。当我们以尊重儿童性的名义,把几千字的经典文本删改成几百字讲给孩子,儿童的阅读会是怎样的一种贫乏?此类儿童文学的“弱智化”和经典儿童文学的“非经典化”现象,难道与我们过度强调儿童区别于成人的幼稚、非理性、脆弱、无知等所谓“本质特点”无关吗?

有关现代儿童文学的话语总是以它不同于成人文学为前提,儿童文学在不断建构和维护一个有差异、有界限的合法化身份时,经常是通过与成人文学相比较来作为立论的基础。或者说,儿童文学的存在和本质依赖于成人文学来确立,但成人文学却从不依赖儿童文学来界定自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儿童文学既是独立的又是依赖的。它越是强调自身的差异性,就越是无法摆脱对成人文学的依赖关系。

儿童文学的生命力所在: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

对于创作而言,以这样的对立来想象儿童及其童年,就可能在作品中将儿童或成人的世界“他者化”来突出儿童与成人的差异性而拒斥共性与互融,无论是以成人的睿智理性来映衬儿童的幼稚无知,还是丑化教师与父母形象而凸显儿童形象的美好,最终塑造出的概念化人物和“伪童真”都会大大削弱儿童文学的艺术魅力。我们永远无法仅仅根据一个孩子的年龄确定适合其阅读的书,也很难像教科书那样根据年龄精准创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文学作家不应关注“儿童性”,而最理想的状态大概就如曹文轩老师所说,“孩子就在你的灵魂之中”,不需要刻意迁就。

因此在尊重儿童差异性的同时,我们或许应该接受另一种可能:“不再以儿童的身份捍卫儿童自主和儿童特殊世界的不可侵犯性,而是以人类的身份来捍卫儿童自主。儿童和成人都扎根在唯一的和相同的世界里。”(《西方儿童史》)进一步融合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将儿童从隔离的“秘密花园”中解放出来,共同来理解、参与、建设这个“美丽新世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现代儿童文学预设的二元对立。超越简单的对立与封闭,尊重差异,也认同共性,关于生命、死亡、苦难、爱、文明等这些人类大主题才能理直气壮地延续,以艺术的方式去表现深度与厚度,与孩子分享那些大美、大爱、大智慧,也才能“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曹文轩)。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童年中国书系”显示出它的独特意义。它所呈现的童年风景超越了狭隘的童年观念,以成人的“第二次天真”在“更高的阶梯上”升华了童年经验,童年话语与成年话语交织,建构起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之上的“第三的世界”。它们首先是好的散文,同时又是好的儿童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