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问东与西：关于中西方传记创作异与同”学术论坛举办
12月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和研究生院中国语言文学系联合主办了一场题为 “要问东与西：关于中西方传记创作异与同”的学术论坛。论坛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斯日主持。赵白生、刘佳林、张立群、梁庆标、张元珂、帅雯霖等来自全国高校研究机构的二十多位专家学者就此展开深入探讨、交流。
会议现场
与会专家认为，中国是传记古国，也是传记大国，传记在中国古代形成了自身完整的历史。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则是在借鉴西方传记传统基础上，经由梁启超、胡适、郁达夫、朱东润等学者的倡导和实践下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新文体。它与西方传记传统关联甚深，但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在理论与方法上也并非完全“西方化”。然而，由于中西方传记在历史渊源、文化观念、具体实践上都存在重大差异，从而生成了各具民族特色的传记景观。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主任斯日在致辞中从缘起、意义、现状三方面谈了自己对这一命题的看法。首先，她梳理了中国传记由从理念到方法趋向现代转型的大致过程，并就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若干标志性的现象、人物以及作品予以评介。在分析中国古代传记从《史记》的高峰逐渐导致失去活力、生命力的现象之原因时，她认为：“这种现象与中国古代‘文史不分’传统分不开。虽然汉明帝开始有专门修史官员——兰台令史，但并没有固定的修史机构，从唐太宗时期开始设置专门的修史机构，史馆归皇帝直接管理的门下省，修史工作由宰相主持。从这种集体修史制度的建立开始，一改以往个人修史现象，自然导致历史（传记）写作中作者主体性、立场和文学性的减弱，所记录的人物都变成君王皇帝功臣形象，而且一律是歌功颂德型，突出特征是为尊者讳，这些客观原因导致人格教育这个传记的重要功能的减弱，也导致传记文学的发展停滞甚至是倒退。”其次，她分析了在传记现代转型时期旗手胡适的传记文学理念，认为胡适从优点和缺陷两个方面整体性讨论“中西方传记异同问题”，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镜鉴意义。最后，她以凌宇的《摘星人：沈从文传》、（美国）金介甫的《他从凤凰来：沈从文传》、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后半生》和《沈从文的前半生》三部中西方传记家同写中国传主的现象为例，阐述了中西方传记在创作理念和具体文本实践中的差异性以及由此而生成的优点与缺陷。她认为，今天在传记创作和研究中一个观点必须要重新思考：大部分人认为传记就是书写一个人的生命故事，这个观点把传记应有的价值和意义窄化和片面化，传记所书写的个人生命史，并不只是一个人的生平记述，而应该成为呈现这个人之所以成为这个人的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影响以及更宏大的时代背景的载体，回归到司马迁创作《史记》的宗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也是我们今天所倡导的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因所在。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赵白生教授认为，“忏悔文明”是西方传记的核心因素，而“避讳文化”则严重制约了中国传记的良性发展。对于前者，他以卢梭、奥古斯丁、托尔斯泰、富兰克林等传记家创作为例，对西方忏悔文明的宗教渊源、文本类型和传播效果作了详尽分析。作为“忏悔文明所具有的”“解脱作用”、“净化功能”，正是中国传记所严重缺乏的精神品质。对于后者，他结合众多作家和文本对“避讳文化”的成因、演变及其弊端作了深入阐释，认为作为“儒家家法”的“互隐传统”、作为“文化基因”的“避讳原则”、作为集体无意识的“避讳心理”，都对中国传记创作造成了重大阻碍。同时，他对以司马迁、胡适、季羡林、老鬼、李央南为代表的中国传记家在破解“避讳”和真诚写作方面所做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并由此表达了超越同异、重构传学理论体系的宏愿。他的发言既有理论高度，又有现实针对性，对当前传记创作和理念更新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性。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刘佳林教授，以“作家传记”为例，详细分析了中西传记写作在实践策略和文本景观上的同与异，并对当前“作家传记”创作提出了建议。他指出，“作家传记”是中西方传记创作的长项，各自都把生平、创作、性格以及和时代的关系作为共同的讲述向度，且各自所取得的成就都引人瞩目；对传统传记观念或相关文本的认定，确有重新评估的必要，比如：“片传”概念的提出（美国夏威夷大学传记中心主任豪斯的观点），以及以此所展开的对于《晏子春秋》的再认定；精神分析、新批评、女性主义等文学理论对传记家从事“作家传记”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在谈及“作家传记”普遍存在的不足之处时，他认为，“作家传记”创作应重点写出作家之所以成为作家的转变过程，要把“文学性存在”作为最重要的讲述向度。当然，这也是最难以写好的向度，这对传记家的素养和能力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在整个发言过程中，他对古代传记中有关“文学家”写作情况的分析，尤其给人以深刻印象。
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张立群教授首先谈了自己进入传记研究领域的缘起和收获，以自己的亲身遭际回应了赵白生教授有关“忏悔文明”的主题发言。接着，系统论析了“传记”或“传记文学”这种文类在中国语境中的演变过程，对其概念内涵、本质属性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他认为，作为“传记文学”基本属性的“传记”与“文学”在本质上是一个实践问题，即对“传记”这种文类的理解或具体文本的认定需以辩证、发展的眼光看待。这对理解“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提供了一个颇为新颖的视角。再次，他从对从事“诗人传记”版本辑录和研究中的学术心得的阐述做起，详细谈了传记出版中的问题（比如，消费型传记写作的弊端、传记队伍中的“职业写手”、“伪造现象”、出版乱象，等等），以及由此对传记阅读、传播与研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梁庆标副教授作了题为“叩西问东：传记民族性与‘奥德赛’式生命书写”的专题发言。他的发言分为“传记研究契约”、“传主选择与传记书写：民族差异”、“‘卡夫卡’插曲：遭遇读者”、“西传中记：品格差异”、“中西同写中国传记：沈从文”等若干板块，以对中外经典传记家、作品或传记理论的比对式论析为依托，从而多方面、多角度地对“中西传记差异”这一宏大论题作了极具学术性、启发性的论辩。其中，他认为西方传记以“反英雄、狂欢化的方式塑造有缺点的‘英雄’，突出其阴影，反衬其伟大”，中国传记“过于制造‘崇拜’，肤浅俗丽，涂抹镀金”，以及认为“自传、回忆录、档案、日记、书信等私人文献价值远高于他传”，“当代是传记写作的好时代”，等等，都给人以不小的启示。
中国艺术研究传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元珂认为，中国“史传合一”的悠久传统，使得中国传记写作一直依附于“史”而难有“文”的独立。古代传记聚焦传主与外部关系，但篇幅小，人物个性不突出；各种禁忌、避讳一直延续至今，使得传记创作质量难有大起色；史学思维对当代传记创作的影响至深至巨，但“传记”作为一种文体的地位异常尴尬，即使在今天也依然如故。西方传记由于在文类上的相对独立，使其“可以辅史，但不必为史”的理念深入人心。在具体实践中，普遍专注于人物个性，长于心理分析（即由外向内，探求“心理真实”），以及对人物性格、心理生成原因与过程的深度开掘，一直就是西方现代传记的长项。中国传记在这方面的短板表现得极其明显。在当代中国，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 “心理真实”为本位的传学理念和方法才被少数几位学者型作者所实践。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堪称开创中国当代“心理传记”写作的典型代表，在中国当代传记史上当具有里程碑意义。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硕士黄皓明以今年疫情时期英国广播公司BBC推出的传记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为例，探讨关于传记作品的真实与虚构、表现手法、作品改编、人文交流等艺术命题。值得一提的是，她将这些命题置于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予以深究，所谈具有现实意义。
在互动环节，来自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硕士张悦分别向赵白生、刘佳林两位专家提出了问题：司马迁为项羽、刘邦作传，他有“避讳”吗？如果有，他是如何破除的？作家传记与其他传记（比如音乐家传、美术家传）有何相同与不同?赵白生教授的回答给大家以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分别以“无赖的宽容”、“英雄的残暴”来评价刘邦、项羽的历史形象，认为司马迁在位次上将项羽置于刘邦之前，本身就是对“避讳”传统的破除；然而，在其意识深处，他把项羽“放得高”，实则“贬得低”，而对刘邦的心态则极其复杂、矛盾，但从根本上来说，他依然在维护刘邦及其汉家王朝的地位。刘佳林教授则主要从叙事学角度回答了“作家传记”与其他类型传记的不同，认为它内含一个双重的叙述层面，即当作家的语言文本更多被纳入进传记中时，如何整合与重叙这些文本显然要比其他类传记要复杂得多。
与会人员合影
这是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在2020年举办的第三场论坛。该论坛以开放性、学术性和广泛的交流性为特点，及时跟踪学术前沿问题，以服务于当前传记创作与研究为旨归，如今越来越引起学界关注和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