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70后”作家也到了“不惑”和“知天命”之间。

12月5日，以“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和文学经典化”为主题的2020年花城文学论坛在浙江德清举行。在场作家里最年长的是生于1966年的艾伟，最年轻的是生于1983年的孙频，中间的弋舟、路内、张楚、付秀莹、阿乙、石一枫都是“70后”。

“我不认为这个论坛是一个‘70后’作家的论坛。”在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看来，上以艾伟、李洱、东西等作家为界，下以孙频、双雪涛、笛安等作家为线，这两头及中间的作家构成了一个“文学代际”：这一代际的作家或在1990年代出场，或在1990年代成名，和那些以19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为起点的作家群有着明显的不同。

论坛现场。本文图片 澎湃新闻记者 罗昕 图

为什么潜意识里能接受代际划分？

弋舟一开始不大喜欢“70后作家”这样的称呼，后来也渐渐接受了。他说：“要直视中国的特殊性吧。至少我们这代作家相对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代人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很独特的。”

“我们仍然可以理解并在潜意识里接受代际划分这种说法。”张楚称，因为在这个经济、科学、文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代都快速发展的时代，十年或许最能体现出一个时代横切面的纹理和特性，这在中国作家的身上可能更为明显。

比如“50后”作家经历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最艰难也最变化多端的年代，人们往往能在他们身上窥探出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和考量。而“60后”作家在文本上有着更明确的追求，如苏童、格非、吕新、李洱等小说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反思现实，运用复调、多声部、开放式的叙事策略，拓展小说发展的可能性。

从继承关系上来讲，张楚认为“70后”作家或许可以被称为“50后”“60后”作家的遗腹子。“当‘50后’‘60后’作家开始在市场遇冷从而转向时，‘70后’作家刚刚开始写作。他们在写作初期基本上都受到过先锋文学的影响，比如今天在座的弋舟、阿乙、路内和我。另外，我们这代作家似乎对历史和宏大叙事普遍缺乏热忱和好奇，更为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对乡土叙事和城镇叙事的偏爱，似乎与我们的时代也存在着微妙的内在逻辑。而‘80后’作家的作品中，已经很少看到乡土和城镇。他们对城市文学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

需要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重新命名

孙频是在场唯一的“80后”作家，她并不觉得自己和这群“70后”作家就是两波人：“因为我们能聊到一块去。”

她提到，在市场经济发展中，“80后”作家来自不同的家庭，个体差异也很大，这导致他们的写作更多元也更个性化，共同经验相对少了些。“而且，当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变了，作家的光环很小了，我们的写作变成了非常个人化的行为。”

何平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乃至世界都遭逢空前变局：全球化、下岗潮、阶层流动、空间折叠、媒介革命、WTO、汶川地震……“在一定意义上，‘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类似于1980年代的文学整体性革命和思潮性推进在1990年代是乏力的，文学和写作者都不再是时代的中心，也不再有力地参与时代建构。表面上1990年代以来并不缺少期刊策划和文学命名，但往往是有话题却推举不出共识经典。1980年代想象的文学共同体让位于文学边界和空间的不断漂移和改写。尤其是随着资本入场和网络技术迭代更新，不同的文学空间更加自我部落化且以邻为壑。”

“当然，从艾伟到孙频，这一文学代际的作家和1980年代作家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断裂或者PASS关系：他们中间有的是1980年代文学的剩余物，有的是1980年代现实主义深化和先锋文学本土转换的继承者，但他们又是不同代的作家。”何平强调，他们必须成为今天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如何被命名？他们和时代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给汉语文学带来哪些新的审美可能性？他们的经典有哪些？这些应该成为文学研究界关切的话题。

艾伟补充道，1980年代的文学是被及时命名的，历史的方向是清晰的，内在的文学逻辑是启蒙。但1990年代的文学一直以来只有一个命名——文学的碎片化。

“李洱和我谈起过这个问题，认为文学界需要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进行重新命名、阐释和评价。即使到新世纪，文学的内在逻辑依旧是1990年代以来的逻辑，没有改变。”

浙江省作协主席、作家艾伟

如何判断“我们是一代人”？

其实，以出生年代为标准划分作家——“60后”“70后”“80后”……这话题已经谈了好多年了。亦有人认为作家根本不需要代际划分，只有“好作家”与“不好的作家”，或者“活着的作家”与“去世的作家”。

“但我个人认为，中国还是存在代际的问题。”艾伟说，“一方面，因为中国变化太过迅捷，每一代人的生命经验各不相同，由此产生代际。另外一方面，我们根本的历史意志没有改变，我们依旧还是同一代人。”

在他看来，“60后”作家在某种程度上是幸运的，他们有一个完整的中国经验。“我们经历了两个时代，一个我叫它‘革命的年代’，一个我叫它‘经济的年代’。这两个年代表面上看来是截然相反的：一个是禁欲的，一个是纵欲的；一个严肃的，一个戏谑的；一个有所谓的‘信仰’，一个则精神世界完全破败。这两个年代看上去如此不同，但它们背后的逻辑其实是一模一样的，都是革命意识形态的产物，只是互为倒影而已。所以从更大的历史去看，‘60后’‘70后’或‘80后’也好，我们在同一历史意志之中，是同一代人。”

在石一枫看来，比起出生年份，用历史大事件来划分代际或许更为有效：改革开放前后可以说是两个代际，南巡讲话前后可以说是两个代际，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也可以是两个代际，甚至于对整个世界而言，新冠肺炎发生前后都是两个代际。

而路内认为，作家认为的一代人和普罗大众认为的一代人其实是有偏差的，这里有地域政治、精英分子视角等种种因素。技术也同样影响了代际感受，比如出生于1973年的他和一批“80后”作家几乎同时开始使用电脑和互联网，因此也有共同语言。

此外，他能从一些摇滚歌手和电视编剧身上清晰地辨识出“我们是一代人”，这份感觉在一些同龄写作者那里反而是没有的。“所以在泛文化层面上，我们前面说到的同一代人就已经有了‘我者’和‘他者’。”

对作家而言，“经典化”为什么是一个伪命题？

谈及“文学经典化”，在场许多作家都认为它对写作者而言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路内直言“文学经典化”在今天极其难谈：“什么是文学经典化的标准？是获得了文学奖，还是年销一百万册，还是成为‘作家中的作家’？这三个标准没法被一起讨论，它们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如果要有界定，也应该是由评论家来做。”

阿乙也说，写作者往往不确定自己的作品会驶向何方。一部作品从诞生到发表，其实是由文学杂志、评论家、出版社完成它最后的塑形。有的写作者年轻有为，一开始有一二佳作，但缺了有耐心的编辑和评论家的持续关注，不久后也“销声匿迹”。

“我相信每一代都会出现经典作品与作家。但我想，能不能成为经典，这不只是人力的问题，还有天命。你能达到哪一步，这是天命。”孙频说。

付秀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经典化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化的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需要当代读者积极参与和认真实践。“我们的读者包括评论界对当代作品的不断筛选、淘洗和逐渐确认，就是一个披沙拣金的过程，是当代文学经典化过程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普通的无名的读者，都拥有为我们的作品指认和命名的权利。”

石一枫还提到一个问题——我们说的经典化究竟是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还是社会或者政治层面的经典？比如《伤痕》《班主任》是政治学上的经典，《平凡的世界》是社会学上的经典。不只中国，整个世界文学环境中也存在这个问题，《第二十二条军规》《战争与和平》等作品其实是政治学上的经典。

“我觉得我们自己也得看清楚，假如真想去写一个经典作品，到底是写文学意义上的经典，还是政治或者社会学上的经典？当然我感觉作家最好还是别想经典的事。作家一想经典，我就觉得特别可笑。”

大家还提到，在2020年迈入“不惑”之年阶段的《花城》杂志，以期刊为载体，实际上也是一部在场的文学史。它身处文学的现场和时代的现场，承载着作者、读者、编者的共同记忆，参与且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本次活动由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花城出版社、湖州市作家协会主办，《花城》杂志与德清县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