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蒋巍在陕北农村和乡亲们座谈

每到一地，翻山越岭，回到宾馆房间，与一盏台灯、一台电脑为伴，写作中时而泪流满面，时而哈哈大笑，经常一整天没有人说话，这就是蒋巍近一年多来的写作日常。从2019年9月到2020年6月，10个月间，蒋巍辗转五省区市七地（陕西榆林，新疆乌鲁木齐、和田，贵州铜仁，上海，黑龙江佳木斯、哈尔滨），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国家温度》，现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现在，蒋巍又一头扎进贵州，开始了另一部扶贫作品的采访、创作……

记者：您的采访行程，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采访的地方多，跨度大，是一次全面深入、全景式展现脱贫攻坚这一伟大工程的采访。是什么动力让年过七旬的您有如此宏大的创作计划和行动？

蒋巍：请允许我用一些文学性和情感性的描绘：放眼壮阔激荡的中国扶贫大业海面，千帆竞发，惊涛拍岸，其间有一些作家的独木舟进来了，跟着擂鼓呐喊，这是很光荣的担当，也是必须的历史角色。2019年9月，中国作协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发起组织了一项以脱贫攻坚战为主题的报告文学创作工程，有25位各地作家参加，每人创作一本书。生活与映象总是比翼齐飞的，中国扶贫是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作家以集群方式写扶贫也当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非常适时，也非常有意义、有温度。大概因为我是中国作协的“老兵”，跑起来比较方便吧，给我的任务是写一部接近“全景式”的纪实。中国这样大，时间又很紧，因此我实在无法“全景”，只能选择东西南北绕行全国一圈，各选一地，如陕西榆林、新疆和田、贵州铜仁、上海（援助西部）以及黑龙江佳木斯桦川县、哈尔滨下面各县等。我想这大概有些代表性了，也算一种“全景”吧。整个计划跑完用了10个月，到今年6月在哈尔滨写完后记。全稿近30万字，交给作家出版社。10个月连跑路、采访加写作，这是何等的紧张劳累！搞得我连吃饭都觉得是浪费时间。幸亏路上一位扶贫干部送我一小盆植物“碰碰香”，芳香扑鼻，一碰更香。从此我拎着它走遍全程，日夜陪伴着我，写累了就瞧瞧它、碰碰它。我太太因此形容它成了我的“二姑娘”。

作家一生写作其实就为两件事，一是有意思，二是有意义。前者是生命的歌哭，后者是历史的价值。在这个过程中我翻山越岭，进村入户，采写了大量感人至深的人物故事和脱贫攻坚带来的巨变。所有这一切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呢？“一枝一叶总关情”，它的宗旨、它的目标、它的感动、它的力量，都指向一个伟大的结论：那就是国家温度。

记者：听您的述说，就能感觉到这一路来的人和事一定都特别触动您。

蒋巍：所经历的一切都是感动。整个扶贫事业就是一个伟大的感动。到2020年底，“绝对贫困”的标签将从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彻底撕去，曾达数亿的贫困农民将过上有基本保障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当“大手拉小手”，把所有贫困孩子送进学校并吃上营养餐时，谁都能想象到，这一举措对一个家族的命运和国家未来将产生何等深刻的影响。

被贵州沿河县丈夫花言巧语骗到一口刀村的河南妇女袁新芝和全家易地搬迁到铜仁市新区旺家花园时，她对我说：“没想到幸福生活来得这么快！”在新疆和田墨玉县的繁华夜市，看到一位胖胖的维吾尔族大师傅胸前挂着一件大围裙，围裙上绣着一幅中国地图。在上海，一位教育学博士带领他的团队进藏援教，把日喀则一所落后学校办成全藏最优秀的中学。遵义一位50多岁的女检察官谢佳清曾因重病做过手术，在芝麻镇竹元村当第一书记5年了，现在还在那里。村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她的病也奇迹般地好了……面对这一切，我怎么能不受到深深的感动呢？我由此写下这样的感悟：“历史的进程再雄伟，也是靠人推的。”正是党领导全体人民创造了这样奋进的中国、繁荣的中国、安定的中国，我的任务就是要把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和仁人志士们的事迹记录下来。只有我们自己能改变中国，那就是让我们的祖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记者：这么大范围的采访，这么紧的创作时间，这期间您肯定克服了很多困难，对您来说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蒋巍：整个扶贫工作就是攻坚克难的过程，尤其到最后阶段，剩下的全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广大扶贫干部是“正规军”，我不过是个“民兵”，或者是站在路边唱快板的。所有的困难恰好是文学的着眼点，寻找困难也正是我的乐趣。

记者：您觉得作家深入脱贫攻坚主战场，讲述脱贫攻坚故事，记录脱贫攻坚实践，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呈现和思考？

蒋巍：你所说的“不一样”归根结底来源于“一样”，即与生活的原生态一样，唯此才能发现和反映出真实鲜活、生机勃勃的当下，让你的情感和思想就像风进入风、水进入水，一起激荡，一起奔流，一起歌哭。无数科学艺术的独特发现，都因为他们进入了事物内部真实的原生态，从而才萌发了形而上的创造与思考。文学艺术是很宽容的，你可以靠“听说”行走江湖，编出和创作出很多故事。而科学则是极为严酷的，凡是靠“听说”工作的所谓科学家一定都是骗子。中国扶贫伟业使数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全国14亿人民将同步迈入全面小康社会，这在世界文明史上和人道主义事业中是何其伟大而感人的壮举。但有些人就是假装看不到，因为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那么好，因为我不是“听说”而是看到了并且参与了，我就必须说出事实和真相，这就是本书定名《国家温度》的缘由。

记者：这些年来，已经涌现出了一批描写和反映脱贫攻坚的文学作品，有的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但是，从总体上看，这方面的文学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还远远不够。您觉得这类题材的创作如何才能不流于表面化或者变成简单的宣传，而是成为真正有文学意义的作品？

蒋巍：很多作家奔赴前线，采写这样一个国家级的浩大工程，事实上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那就是同质化。因为国家扶贫政策是一样的，扶贫目标“一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是一样的，扶贫工作大体上也是一样的。我在避免同质化方面也做得不那么好，但我有一个准则，那就是感动。真正的艺术一定是让人感动的，没有感染力甚至是震撼力的艺术一定是塑料花。也因此，我永远记住了罗丹的《思想者》。当我进村入户，走进生活，走进扶贫干部和村民的人生与命运，有些人不会说或说得很一般，但总会撞上一些仁人志士、奇人奇事，让我震撼不已，泪湿或大笑。比如上山健步如飞的贵州老兵王明礼，你完全看不出他是在战争中断了两条腿的残疾军人。从扶贫8个村到现在创办茶山安排乡亲和贫困战友就业，他的手机铃就是军号声，每天在大山中吹响。“因为他，我把自己的手机铃也改为军号声。”这是我含泪成文中的最后一句。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理念上和技术上的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记者：您觉得在写作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坚持的？

蒋巍：重要的问题说三遍：相信生活，相信生活，还是相信生活。我去写新疆兵团和高铁的时候，有关领导怀疑地看着我说，有关报道、纪实、回忆录已经能堆满一间大屋子了，你还能写出什么呢？我只回答了一句话：“我相信生活会给我新的启发。”歌德说过：“生活是上帝的作坊，它比所有的作家都伟大和富有想象力。”别看我们的生活差不多，扶贫工作也都差不多，但只要走进时代、生活与人生的原生态，作家的血就一定是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