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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法译绘图本封面（2017年）和插图

李治华、雅歌合译 铎尔蒙审校版《红楼梦》，七星文库出版

《红楼梦》出现于18世纪清朝乾隆年间。小说开篇，一个跛足道人吟唱他的“好了歌”，甄士隐配上一首“释义诗”，构成了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主导动机”，引领读者深思大文豪曹雪芹富于哲理的人生观。

谈及《红楼梦》一书起源，要追溯到女娲炼石补天之时。一块女娲未用之石遭弃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因为不得入选自怨自愧。不知过了几世几劫，这块顽石被茫茫大士携入红尘，在人间历经一番幻梦，遂成小说《红楼梦》。此书中，作者用“梦”、“幻”二字作喻，巧弄玄虚，其实是录红尘情事，自色悟空，让阅者对人的异化现象觉醒，走向“彼岸”。至于寄人篱下的孤女林黛玉，她的厄运让人想到莎士比亚笔下西方世界的“奥菲丽娅现象”，更具体的形象是安徒生《海的女儿》里小美人鱼渴望人间幸福，最终在所爱王子新婚之夜化成了大海的泡沫。所有追求绝对幸福的情种，大凡都遭遇这般凄凉结局，落入空华。

幻梦本是人们向往的征象，自古以来，在文学修辞上始终被看作一种隐喻。东晋“桃花源”诗人陶渊明就有“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之说，苏东坡亦有“古今如梦，何曾梦觉”的名句。在中国，梦乃是一幻觉修辞格，许多文坛秀士倾向描绘梦境，追溯畴昔。譬如，唐朝李公佐《南柯太守传》，写淳于棼醉卧槐树下，梦入蚁穴，当了蚂蚁王国南柯郡太守，结果是场梦。唐代另一文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枕中记》，也描述一个卢姓儒生在旅途中下榻客栈，遇道授枕入梦，历尽荣华，醒后悟出自己做了一场空梦，产生“人生若梦”的意念。明朝汤显祖据之写出戏曲《南柯记》，显示作者“看破红尘”的道家出世思想。尚有清朝俞达的说部《青楼梦》和《金屋梦》（亦称《隔帘花影》），后者系《金瓶梅》的续集。

中国最负盛名的“释梦”小说，当数曹雪芹的长篇巨著《红楼梦》。在法国已有数种译本，较早的是1964年阿赫麦勒·盖尔奈（Armel Guerne）从德国翻译家弗朗兹·库恩（Franz Kuhn）的德文版转译，上下两册，1964年由巴黎吉勒普拉书局（éd.Guy Le Prat）印行。其他分别于2015、2017和2019年出版的三种法译本均为绘图普及版。真正的纯文学译著是由“七星文库”推出的李治华、雅歌夫妇合译的120回全译本《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

读《红楼梦》，笔者联想起西班牙剧作家彼得罗·卡尔德龙（Pedro Calderon,1600-1681）的欧罗巴文学名著《人生如梦》（La vie est un songe）。17世纪西方的卡尔德龙同18世纪东方的曹雪芹一样，都有世人生活在梦中的感受，“浮生若梦”，或像卡氏所云：“人生如戏”，一种再通俗不过的世界观。卡尔德龙的《人生如梦》里，波兰国王巴希尔为防止儿子西吉斯蒙在他生时篡位，将他关进一座坟墓般的塔楼。西吉斯蒙登基后，对其父并没有以眼还眼。他悟出人世间的真缔，即人的所有痛苦都会转瞬即逝，一切都是“镜里花，水中月”。从这层意义上说，将曹雪芹的小说译成“rêve”（Le Rêve dans le pavillon rouge），不如采纳卡尔德龙的“songe”一词。弗洛伊德在“释梦”中说，“rêve”是“要实现一种意愿”，指人在梦里看见的幻象。法国象征派诗人纳尔华指出，实际生活的“流露”，应为“songe”。曹雪芹的《红楼梦》乃是他一生怀旧的追思，“昨夜朱楼昔日旧梦”，一种“人生如梦”的流露，而非向往未来的梦想，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rêve”，故移译为“songe”更为恰切。

《红楼梦》出现于18世纪中国清朝乾隆年间，是划时代的文学经典。从修辞角度看，“红楼”是人类境遇的意象，有深厚的象征色彩。“梦”影射人希望的幻灭。这部作品起始取名《石头记》，确切地说是一颗陨星的轶事。后来，作者将之改称《金陵十二钗》，直至现今命名的《红楼梦》。这原本是小说主人公贾宝玉神游太虚境，警幻仙姑令十二素练霓衣舞女歌唱的曲调名，敷演一场“开启鸿蒙”、“悲金悼玉”的幻梦。小说叙述十二位仙女降落红尘的经历，尤其是林黛玉、薛宝钗与贾宝玉凄惨的爱情纠葛。这三个小说主要人物中，薛宝钗的现法文译名似欠斟酌。薛宝钗生时颈上挂着一个金锁，上有“金玉良缘”四字。她的法文芳名自然应译为“金钗”（épingle d’or），而非眼下直译的“宝钗”（épingle précieuse），脱离了贯穿整个故事的情节。

小说《红楼梦》贯穿一个凄楚的“三角恋”。贾宝玉命定是要跟薛宝钗结“金玉良缘”的，但是他偏爱上了林黛玉，遭贾母激烈反对。“老祖宗”按王熙凤献的巧计，安排贾宝玉婚事时，用薛宝钗换林黛玉来欺诓孙子。真相在洞房花烛之夜暴露，新郎发现受骗，痛心疾首，最后撇下贤妻，跟僧道二者出家当了和尚。贾宝玉终了出走，表明他深深厌恶贾家人伦关系的虚伪。“红楼”梦破，心归菩提。

涉及到翻译，有句意大利谚语说：“Traduire，c’est trahir”。意思是，要做到严复所谓的“信、达、雅”，从文学上是不可能的，想按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更是难上加难。像《红楼梦》这样的中国古典巨著，严格说来是不可移译的。因而，一些法国读者依据现有的几种《红楼梦》法译本衡量，断言曹雪芹的巨著“够不上世界文学经典”。显然，这是忽略了中西方文学之间有着巨大的文明差异，存在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应该承认，《红楼梦》无论是法译本，或是英译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误译，导致西方读者“误读”，产生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偏见。

西方人翻译《红楼梦》，首先遇到语言难点，出错在所难免。最早的英译者乔利将“好了歌”中古今将相死后“荒冢一堆草没了”，翻成：“Waste lie their graves，a heap of grass, extinct”。这里，译者将“荒冢一堆”译成“一堆荒草”（a heap of grass），并不全是作者要呈现的意象。当然，此处只是细节上的差错，更为严重的是，翻译中往往出现理解问题，曲解原意，这在一些《红楼梦》法译本里屡见不鲜。譬如，《金陵十二钗》题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不久前，一位法国译者将“谁解其中味？”译成“谁尝得出其中的甜蜜味”。曹雪芹明言自己叙述的奇传是“一把辛酸泪”，像胆汁（le fiel）一般苦涩。译成“le miel”（蜜），无疑违背了作者想阐明的“要旨”。汉学家铎尔蒙译解为“Mais qui saura goûter le suc qu’il assimile?”虽略胜一筹，但“le suc”一词意为“精华”，也没能反映出《红楼梦》本是一部“还泪”小说。笔者以为，倒不如干脆改为表达“苦涩”的“le sel”（盐），包含“精华”词义，更多是“咸”，即“辛酸”。一字之差，牵动全局，改变整部作品的色调。

2014年，在纪念杰出翻译家谭霞客（Jacques Dars，1937-2010）病逝4周年之际，巴黎关注中国文学经典的文论界发出了重译曹雪芹《红楼梦》的呼声，称《红楼梦》是“一部有待重译的杰作”。早先，法国汉学泰斗勒内·艾田蒲在委托李治华翻译《红楼梦》时，还推荐谭霞客译《水浒》，但法国文学界及受众对二者译作的褒贬悬殊，原因大概有多方面，不须赘述。

谭霞客生时撰文《译无止境》，他分析文学翻译之难，难在其“不可转移性”，尤其在移译过程中难以保持原来的美学特征。譬如，汉语文字转化为拉丁拼音字母，必然会失去形象美，造成视觉感受的缺失，是不可避免的。至于移译采用文言书写的古典文学作品，势必会出现文学的赤贫化，丢失原作丰富的意象和神秘特征，翻译者恰如歌德所云，是“自投束缚”，不可能达到自然完美的程度。出于上述原因，具体论及“七星文库”推出的《红楼梦》法译本，谭霞客认为它“谈不上精当”，远不是最后可以被人认可的佳作。首先，这一译本的法文名称“就是一个‘穷窘’的表达”，需要再斟酌。谭霞客分析“红楼梦”这个题名，说：“‘红楼’是少女的闺阁。以此为题，显然有双重怀旧的底蕴，即昔日的富丽堂皇仿佛一场梦幻，一个对作者华年结识和爱恋的闺秀追怀的冥思苦索。”

清末小说家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的法译者黎诗薇赞同谭霞客的倡议。她认为，“七星文库”的《红楼梦》法文版不仅仅有题目问题，明确提出“这部杰作需要重译”。照她看来，原作里每个人物都有自己鲜明的性格，“但从李治华的翻译中难以感知他们个性和谈吐的差别，而且译文的风格既死板又累赘，将原来十分流畅的对话翻得极为呆板，陷入了难懂的句型泥潭”。为了证实这一缺陷，黎诗薇重译了两段贾宝玉与林黛玉的对话，公开发表。对这一法译本的非难远不止于此。法国女作家苏珊·贝尔纳对它甚至采取了基本否定的态度。她举例说，将贾政译成“贾政治”（Jia politique）实在可笑，并声称挑出其中不少基本的法语语法错误，结论：“这一法译本毁了一部中国古典名著。”此种苛求对用了整整27年工夫、与法国妻子雅歌（Jacqueline Alézaïs）合译出《红楼梦》的李治华先生显然有失公允。况且，其中还有不少人们尚不知晓的因素。

1985年夏天，我用法文撰写的长篇小说《悬崖百合》在巴黎出版，本人应邀到里昂和圣·安德烈奥勒等地做相关报告。李治华先生亲自到里昂火车站接我，邀我在一家中餐馆共进午餐。他是一位极其热诚又谦逊的翻译家，我们俩畅谈了整整3个小时。那次长谈中，他回述了自己与妻子花了20多年心血翻译《红楼梦》的详细过程，吐露作为译者的苦衷。他向我坦言，他们夫妇俩最初的译文与“七星文库”最终出版的《红楼梦》法译本相比，被改得“面目全非”，尤其是诗歌译文部分，“不见原来丝毫踪影”；实际上是铎尔蒙先生将他自己的译文和盘托出了。

安德烈·铎尔蒙（André d’Hormon，1881-1968）是李治华的老师，自令后辈存感戴之心。铎尔蒙系法国文人，曾在中国生活多年，寓居北京香山时是法国名医贝熙业大夫（Jean-Auguste Bussière）家中常客。他1955年返回法国，为李治华所译《红楼梦》改稿，直至1968年谢世为止。“披阅十载”，可以说是为这部中国古典名著“沥尽心血”，功不可没。但汉语毕竟不是他的母语，何况面对汉字复杂的笔画，包含深邃底蕴的文言，他自有鞭长莫及之虞，难免会用法国文学传统的眼光去审视中华传统文学，在掌握语言方面的过分自信。铎尔蒙翻译的《红楼梦》“序言”、“好了歌”和甄士隐的《“好了歌”释义》诗，都是很值得推敲的。

曹雪芹的“好了歌”和甄氏“释义诗”，皆有自然韵律节奏，近似两首民谣。但铎尔蒙的译诗相当生硬，勉强押韵，全无中国古诗朗朗上口的流畅和抑扬铿锵节调，倒恰如法文所云“硬得像骨头一般”，在文学上不可取。更突出的是，“好了歌”竟被译成了“Chanson de la bonne fin”，无意中将“好”与“了”两个本是独立的关键词合成了一个概念“la bonne fin”，势必让西方读者从语感上将之误解为一首“善终歌”。这完全不是跛足道人要表达的真意：“可知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了，须是了。”如此这般阐释，“好了歌”被直译为“善终歌”，走得似近却远，曲解了曹雪芹表达的宇宙人生观。此一误译难免不会造成法语国家受众的严重误读。铎尔蒙先生的“好了歌”译文中尚有其他误译，例如“他乡”被直译成“他人的故乡”（la patrie d’autrui），将原指“新婚夫妻”的“鸳鸯”泛译为“情侣”（un couple d’amants）之类，因韵害义。

“好了歌”是《红楼梦》全书的“主导线索”，一个引人走出迷宫的阿丽亚娜线球。故笔者在跟法国读者谈论这部文学经典时，不得不将铎尔蒙译的《Chanson de la bonne fin》换成《Chanson de la vanité》，即将“善终”改为“虚幻”，使之符合整部小说的“主旨”，并随之将“好了歌”全文以及甄士隐的“释义诗”重新翻译，以期在法式“大观园”里移植进一对山野灌木丛中的《棠棣之花》。

在穷儒寒士贾雨村“归结红楼梦”最后一回里，贾政听见僧道口中不知是哪个作歌曰：“渺渺茫茫，归彼大荒！”他“不能洞悉明白”三千大千世界，只见“白茫茫一片旷野……”正应了《红楼梦》作者所云：“古今一梦尽荒唐”。

谚曰：“人生如戏。”法国文豪巴尔扎克文集总题为《人间喜剧》，正是这层意思，与曹雪芹通过跛足道人之口化用的是同一种世界观，展示的是国学大家王国维感受到“人间悲剧”的寂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