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里下河流派发展到今天，其作家阵容可谓强大。但仔细考察可以看出，在这个强大的作家队伍里面，作家写乡土的多，写城市的少。汪曾琪也好，毕飞宇也好，几乎都是写乡土的高手。当然，对于杰出作家，写什么越来越不重要，怎么写则越来越突出。但一个客观事实是，当代作家中，同时能写好城市和乡村的确实不多。里下河文学流派大多作家都是扎根本土，从乡村出发，挖掘自己的童年记忆或当下乡村。像刘仁前的“香河三部曲”就是如此。作为和乡村有着千丝万缕精神联系的里下河作家，他的书写当然离不开乡村经验，所擅长的领域也是乡村。难能可贵的是，刘仁前在书写乡村的同时，也把目光转向城市。他的散文集《楚水风物》就写到了城乡地带，写到了里下河所独有的风物风景风俗。

《楚水风物》是刘仁前于1993年出版的一部散文集。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在城镇记忆的迷宫中重建起来的可贵读本。这个读本是刘仁前对往昔楚水风物的记忆书写，同时这样的书写又是“在场”式的。更具体地说，这个读本书写的城乡经验距离处在文本创作中的刘仁前并不久远。如此就有效避免了城乡经验的“时间风蚀”，使得刘仁前笔下静静流淌的乡情，尽可能地实现了文学创造本身所要求的“以历史理性求真”。

《楚水风物》主要从事的“工作”，其实是对一地风物的集中书写。这里的“地”，即楚水，也就是作者的家乡兴化。兴化，古时属楚地，境内河荡港汊密布，故得名楚水。而“风物”，主要是指兴化的风景和物产。由此可见，相比建构气象恢弘的乡村世界，刘仁前更期待的是对城乡世界中众多微小的“物事”作一次清楚的回望。而这“一次清楚的回望”，更像是刘仁前对自身乡村经验的一次集中梳理。可以确认，在整个乡土文学的视阈中，不管作家要反映什么样的乡土主题，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作家都必须对自身所要描写的乡土内容持有深入的了解。也就是说，要想在文本中记写数量众多的“真实鲜活”的“楚水风物”，刘仁前必须具有丰富的城乡经验。这些丰富的城乡经验内化到文本中，就表现为一种经验自信。

就创作的客体而言，这种“经验自信”是内隐在文本所记写的“菱”“高瓜”“河蚌”“毛鱼”“麻雀”“野鸭”“糖团”“春卷”“连根菜”等63件物事之中的。刘仁前通过对这些物事的“味道”与“趣味”的话语呈示，不断地将读者引向记忆中的城乡世界，使得储存于读者内心深处久远而深刻的乡村“印象”不断地得以重现。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既会因“旧经验”的重温而快适，也会因期待视野得以丰富补充而欣慰。对读者而言，这种愉悦的阅读感受，正是检验自身阅读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意味着，作为文学创造活动主体的作家，在文本中要尽可能地创造“熟悉又陌生”的文本内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就是，作家注入文本中的“作家经验”，要能覆盖读者的某些“日常经验”，以便更好地回应读者在审美和“知识”获取上的双重期待。

处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刘仁前似乎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通过诗文引用、典籍摘录等手段，努力将“物”的历史文化关联不断地纳入到对“物”的阐释和议论之中，从而达到丰富文本知识性的目的。如在首篇《菱》一文中，开篇由夏季河面菱蓬横铺之景，作者引用宋代杨万里“菱荇中间开一路，晓来谁过采菱船”加以描绘，自然而贴切。后解释“菱角”之“菱”，引用李时珍《本草纲目》短语说明。中间写女子采菱场景，先引刘禹锡《采菱行》，以“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言尽采菱的快乐。再由《采菱行》上溯到南北朝徐勉的《采菱曲》，“采采不能归……预以心相许”，写出了少女的相思。”这样的“做法”在《楚水风物》中几乎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在写及物事之味时，刘仁前在文本中还多次引读了汪曾祺的散文《故乡的食物》、梁实秋的《雅舍谈吃》、袁枚的《随园食单》等文籍中的关联语段，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互文效果。如在《螺螺》一文中，刘仁前直接引用了汪曾祺《故乡的食物》中吃“螺螺”的一段文字，将家乡吃“螺螺”的细节与汪“文”相比照，并以此为原点不断地向外“抛物”。

由此可见，刘仁前并不想《楚水风物》成为一本单纯的饱含怀乡情愫的散文集，个人性的直接呈示不是他的“目标”。他更关注的是，能否赋予文本一定的文化内涵，能否在文本中完成某些知识性的建构。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有意为之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楚水风物》一方面呈现出了知识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文本特征，另一方面还意外生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写作特色”。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或许正是刘仁前所期待的。

从整体来看，《楚水风物》所立足的文学地标兴化，正是典型的城乡混合地带，实际上也是里下河文学版图的一部分。在当下，经过多年发展的里下河文学，因内在的文学共同性，它的流派特征已初步显现，总的来说，就是恬淡冲和，内敛中庸。从地理上看，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河湖众多，素有“无舟楫不行”“自古昭阳好避兵”之称。这种独特的地质地貌，反映到文学上就是“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作为苏北水乡的里下河，同时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绵延其中的便是这一地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文化精神：‘水’与‘土’的精神，在文字中则表现为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释放出细腻、自由、温婉、灵动的精神姿态，而‘土’的品格却又绽放出朴实、顽强、倔强、刚毅的生命风姿。”当这种“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自然内化到该地域作家的作品当中，就会呈现出明显的里下河特色。但这种特色归根结底只是对其共同性的一种概括，而以共同性归纳起来的里下河文学也有它的差异性。就散文而言，这种差异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奠基者、老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汪曾祺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兴化更为丰富，他的散文始终沉静于他的个人气质：恬静、散淡、安详。因而，在现有的批评话语中，对其气质的勾勒也多围绕着名士风度、蔼然仁者等角度来展开。他的散文作品多以宽阔浑厚的文人视角表现和谐的、本真的、有滋味的生活面相。当然，这其中也蕴藉了诸多庞杂的人生况味。而文笔师从汪曾祺的刘仁前，他的选材、句式、笔法确有汪氏的影子，但与汪氏不同的是，他似乎更加看重情感的直接表达。这种直抒胸臆式的抒情方式，在《楚水风物》中多是叙述之外的“简笔”。如《豆腐干·豆腐皮》一文，刘仁前回忆母亲做的青菜头烧豆腐皮儿，“青青白白，赏心悦目，豆腐皮儿和青菜头，都味鲜无比，让我不能停箸。那馋相，让母亲好开心哦”。再如《田鸡》篇，为田鸡诉苦，“这些田鸡，即是他人所宰杀，买下吃了，在多数人想来，倒也心安理得。只是，田鸡的命不免有些苦了”。这些由现实发源的真切的抒情，与汪曾祺作品中平淡的、隽永的、田园牧歌式的慨叹，有些许的不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主观抒情与客观抒情的差别。

在里下河作家群中，长于城乡书写的当然不惟刘仁前。毕飞宇早期代表作《玉米》《玉秀》《玉秧》以及长篇小说《平原》书写了广袤的苏北农村，而获得茅奖的长篇小说《推拿》则又对城市里的盲人这一特殊群体进行文学的观照，浓墨重彩、细致入微地讲述了隐匿在城市边角的精彩故事。鲁敏早期的书写苏北乡村的“东坝”小说引起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之后，她很快又转向了对城市小人物的塑造，对他们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和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情感进行深耕细作。我们有理由期待，里下河流派的城乡书写应该更为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