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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领章》中的符号叙事
来源:《长城》 | 张艳梅  2021年01月21日09:02

新世纪以来,文学继续在现实与历史、城市与乡村二维上滑行。女性作家依旧会关注女性成长史和生命史,对大历史中的小社会和小人物命运也不乏独特的观察视角。铁凝、王安忆、迟子建、严歌苓在家族史、民族史和家国历史方面多有开掘;孙惠芬、乔叶、付秀莹、梁鸿在乡土日常、底层女性、非虚构写作等领域成就突出;林白、鲁敏、朱文颖、孙频、蔡东在知识分子、都市畸人、文化反思等方面多有探索和发现。文清丽小说既温婉细腻,又不乏冷峻深刻,著名评论家张志忠曾言:“文清丽的女性小说普遍有一种‘亲历者’的效果,仿佛决意要把读者带到她的生活现场。”这的确是对文清丽写作的有效概括,即她的写作是带着表达生活的强烈渴望进入生活内核。《红领章》围绕参军提干的大哥休假回老家相亲展开,既写出了泥沙俱下的民间日常,也写出了大历史对小人物命运的深刻影响。小说叙事平和朴素,于无声处听得到时代雷声隆隆作响。

民间悲欢里的时代影像

《红领章》叙事基调是民间性、时代感和反思性。在后现代社会,物化成为常态,物质不仅是载体,还提供意义本身。而小说《红领章》提供的是前现代、农耕社会、政治意识形态投射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社会景观,从现象学和象征主义角度,思考一个具象时代填充生活的意识和情感,是我们重新进入已经逝去的年代,重新理解某种认知的过程。《红领章》描绘的是一幅民间生活景观,基于民间悲欢的话语里有很多东西意味深长。阶级出身,偶像崇拜,政治运动,大时代的小人物,个人生命与社会身份的异化互为表里。红领章和军装,不仅是英雄年代的形象化表达,还意味着某种观念在个人信仰及情感世界的回应。

小说叙事人是一个小女孩,是童年视角里的民间社会。媒人、乡邻和同学对待大哥和全家人的态度前后变化很大,亲近与疏远,崇敬与批评,皆来自于政治景观的想象和幻灭。守卫天安门,保卫毛主席,是附加在普通人身上的政治光环,在时代洪流之中,解放军以英雄化的时代价值认同,覆盖了具体的个人。民间文化中包含着神化和偶像化的心理需求,政治包装之外,依然会有其他人格神化。同时,民间的价值观里也包含着某种理想主义。日常生活被分离成为现实、想象的现实和超现实。利用带有表演性的场景,营造人与人之间的新的关系,这里面,个体的人往往携带着伪主动性,主体意识被他者观念所取代,对象化获得装饰性的身份。在聚集和围观的同时,我成为非我世界的一部分,内在自我在凝视他者过程中不断耗散和变形。

基于朴素情感的想象,或是现实需求的情景建构,具有丰富的暗示意义。母亲、我、姐姐、姐夫、大哥、糖果、饼干、茶、香烟、新衣服,建构了一个具有想象性的情境,包装过的情境中的每个人积极扮演着各自角色,那些生活瞬间里包含着丰富的历史意味。说媒的,凑热闹的,看笑话的,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是在场者,而大哥作为北京归来的与毛主席握过手的英雄,提供了超越日常的表演舞台。小说叙事借助各种生活场景呈现特定时代人与环境的关系,把某种观念日常化,政治和国家的力量折射在普通人的命运里,和小雨老师的疯癫构成了镜像关系。与爱无关的出身、职业、商品粮,局长书记家的女儿,从最初大家认为应该选出最好的姑娘才能配得上大哥,到最终这些姑娘被逐一否定,成为乡邻批评大哥的合力,民间婚丧嫁娶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观念遭遇挑战,就像八大姑子对母亲的怨怼:如果你儿子不是军官,哪个姑娘愿意嫁到你们穷得喜鹊都不愿落窝的人家!相亲闹剧以集体无意识构成众声喧哗的历史景观,表现为所有人的虚假在场。爱情和婚姻在民间本来就附加了很多非文化要素,疯癫作为另一个符号,提供了某种答案。

符号化与情感共同体

罗兰·巴特曾说:“叙事遍存于一切时代、一切地方、一切社会……跨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作为叙事语言的一部分,小说中的红色,具有特定的表征意义。色彩对应个人情感和时代情绪,红领章,是景观社会的一种典型符号。这种符号化,在后现代社会尤其具有普遍性,时代洪流中如何建构个人生命感知和体验的记忆,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话语方式,今天,每个人的生活都已经沦为消费景观的一部分。而小说提供的记忆,来自于那个时代的情感共同体。因为家庭成分不好,小雨老师和大哥被迫分手之后精神失常,小说中,白色的布,红色的领章,是小雨老师命运的两种色调,包含着历史反思与人道主义悲悯。从无条件的解放军崇拜,到乡邻无差别的鄙视,不是单一维度的人性或者国民性可以解释的。这种情感共同体的建构,来自于那个时代的历史认知,也来自于民间朴素的善恶观念。小说结尾,“嫂子手太快了,三两下,大哥左领上鲜红的领章就被撕了下来,踩在了嫂子脚下。”对于嫂子来说,大哥身上的农民标签并没有因为红领章而改变,她撕下来的,踩在脚下的,不是大哥一个人的尊严,还包括母亲和家人的虚荣,以及社会身份的还原。

一个假想的世界如何矗立起来,又是如何倒塌的,符号改造了生活本质,延展出来一个异生物体,成为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重合及分裂。红领章作为某种介质,连接的是普通人与政治偶像。日常生活借助符号化,获得了超出柴米油盐的意义,成为时代话语的一部分。在历史文化心理困境中,分离出来一个旁观者,“我”从对大哥的无条件崇拜,到藏起来红领章,到指责大哥造成了小雨老师的悲剧,作为反抗物化重建自我的方向。被时代裹挟的大哥、母亲、姐姐姐夫、亲戚乡邻,在各种展示的过程中,被时代涂改的影像,以始终坚守善意的妹妹和重新辨认自我的大哥,结成新的共同体,站在弱者立场,那个真实的自我被重新指认出来。小说对现代社会景观有多侧面观察,围观并介入他人生活的民间力量,迷信、风水、官本位,民间累积了太多无形的力量,可以改变很多人的一生。一个时代有某种不为个人改变的整体性,也有着隐藏的自我否定力量。

没有带着红领章的衣服,大哥就像失去了灵魂;没有红领章的大哥,瞬间还原为一个被人蔑视的农民。大哥的遭遇并不是必然的,作者给出了大哥婚姻失败的结局,用以平衡小雨老师的精神分裂,用以对抗时代的精神分裂,民间道德观的分裂。时代把一些无辜的生命推向困境,具有某种普遍性,没有反抗的人生,说到底仍旧是单向度的人。而作者的否定和反思意图非常明显,妹妹的视角是纯粹的善,这一维度的加入,重新给出了希望和光亮,最弱者有着最善意的价值判定。红领章,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物象,是对人的内心世界复杂性的观照,探索的是情感共同体的内在肌理,以及大众在时代链条上的存在意义。

叙事人的道德选择

小说提供了三个时间,一是大哥当兵走之前,“一点儿都不好看,嘴边结了三四个黑痂,脸上爬满了明晃晃的青春痘。”二是数年后,大哥提干后返乡,“穿上戴着领章、帽徽的四个兜军装,脸白白的,肩宽宽的,个子也长高了。”三是结婚后回家,“大哥领口上的红线头,耷拉在衣领上,难看死了。”时空转换,大哥的形象从“一点儿都不好看”,到像一个“从银幕上从书里走下来的英雄”,再到“难看死了”,时间被折叠为空间的一部分,小说带着我们返回历史现场和生活现场,去思考民间文化伦理和政治伦理之间,个人存在的情感深度和道德自觉。红领章作为符号,悬挂在个人的生命史中,而时代并不会给出应有的全部解释。大众对英雄的崇敬,有些是出于信仰,有些是对权力的认同,很多神圣之物于大众而言更像是幻觉,却从本质上左右了世俗生活。

记录不同时代的民间生活细节,有着特别的意义。小说中以说媒相亲为主要场景,调动了民间文化的多种要素,七大姑八大姨的各种说辞里,包含着民间的敞开性和文化韧性。后现代社会,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都在隐形的变异之中。如今的民间社会既没有了对军人的崇拜,同时失去身份优越感的还有媒婆、风水先生等等民间的高人逸士。后现代社会面临更多的自我放弃和物质迷失,并且沉湎于这种自主性的放弃,如何从某种幻象中拯救现代性,是很多作家的隐忧和写作初衷。小说中的红领章、枪、军装、天安门,这些符号为何能够占领日常生活,政治话语替代日常对话,被反复复魅和祛魅。生活本身的内在惯性成为一种纽带,在身份错位中,获得认同感和参与性,成为人与人之间的安全稳定的联系。小说叙事具有一定的戏剧性,少数人表演,多数人围观,围观者对表演的投入甚至超过了表演者,成为剧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道德天平在投入和出离之间摇摆,而我们寻找的是那个内在的自我,既在场又不在场的庞然大物,能否重新厘定社会生活的秩序感,是避免再次掉入历史陷阱的基础。

小说讲述的故事并不复杂,也没有什么传奇色彩。从塑造一个英雄,到遭到众人的抛弃,门庭冷落无人问津,日常生活被围观、被塑造,只不过是民间社会的一场集体出演。而大哥从迷失到找回自我,找到内在的生命支点,民间世界才获得了真正的精神力量。同时,叙事人的选择,把民间的正义性,放在一个更低的视角下来完成。妹妹的崇拜,既有孩童的纯真,亦有去政治化的人格崇高感,而不断的补救中,包含着价值的修复,既想维护哥哥的形象和军人身份的骄傲,又是出于善的本能,并且没有妥协。

小说讲述的是过去的年代,朴素的情感,嘈杂的民间,寻求自我观照的超时空视角,对某种集体无意识的反思。在自我认知的重建,以及对他人境遇的理解中,思考生活平庸化的根源,克服主体性的缺失与理性的弱化。小说提供了洞察身边事物的视角,反省内在的服从模式,无知无觉的异化过程,重新审视悬置在高处的道德理想。在大哥小心翼翼的触摸和流下的泪水里,曾经虚浮的生活被质疑;大哥最终对小雨的寻找和治疗,是作家给出的自我重建之路;而妹妹拾起红领章,擦去历史和生活的灰尘,意味着对一种信念笃定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