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这篇文章源自“青年批评家沙龙”的讨论话题。彼时青年朋友聚坐论道，探讨新世纪以来“新农民”形象塑造的得与失——聚焦创作现实与生活现实，关切文学与现实互动的状态及互动释放的艺术能量，希望从五四以来新文学传统之中的“传统形象”在当下的新变里重新探究文学形象、审美趣味与时代本质、时代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农民题材的开拓是高标启蒙主义精神的五四新文学的重要功绩之一，新农民形象塑造的得与失既是现代中国文学发展流变中的问题，更关联着文学如何回应现实的“写作正义”，这是一个内含文学史视野又极富现实意义的话题。事实上，当天话题的导入、引言的表述表明当“文学史的视野”与文学现实相遇，就转化成了鲜明的“文学史期待”，特别是吴俊老师所说的对于“新人”的文学史期待，而这种期待潜在地为我们进入文学现场、讨论创作现象设好了前提与条件。

“闰土、阿Q、老通宝、小二黑、朱老忠、梁生宝、许茂、陈奂生等等，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典型，……包蕴着博大恢弘的社会容量，……生动地体现着中国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以此为参照，则见出了新世纪以来经典农民形象塑造上的“疲软”与“乏力”——“步入新世纪以来，为什么鲜有让我们耳目一新、念念不忘的新农民形象？农民经典人物的弱化或者说农民形象民众影响力萎缩的原因何在”？

最直接但并不敷衍的回答是，当我们认为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民形象还不够经典，或不足以成为经典时，这其中肯定有时间的缺憾——没有足够的时间长度作为可靠的过滤器，经过充分的汰选，沙中见金。当前再大胆的价值判断，再热烈的阅读反应，仍然需要以时间为依托，去度量作品、作品塑造的艺术形象与伟大、不朽之间的距离。时间是经典的容器，也是检验我们的判断的标尺。所谓农民形象的艺术感染力的弱化或影响力萎缩，或许不是作品的“全责”。全媒体时代文化语境的特殊性造成了文学接受的复杂性，也因为缺乏时间的充分“发酵”，今天那些优秀作品里的人物形象还来不及在作为历史维度的时间里完全证明自身价值的合法性。毕竟闰土、老通宝已是百来年前的经典，梁生宝也有了七十年的历史，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农民不过是在最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才登场而已。如果说经典或者说作为经典的艺术形象“既是对某一情境的应对，又是对文学本身永不过时的质询”，那么，一点“遥远”的时间距离就是形成经典而必要的“历史化”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向着“永恒”发言，总是要靠“历史化”来赋权。恰如韦勒克所言：“一件艺术品的全部意义，是不能仅仅以其作者和作者的同时代人的看法来界定的。它是一个累积过程的结果，亦即历代的无数读者对此作品批评过程的结果。”时间长度的不足而没能提供有效的“考验”——无论是物理时间，还是心理时间——“穿越历史语境变化的写作、阅读、传播、汰洗彼此互动的审美时间”。新世纪以来还难以充分“历史化”的短时段在经典选择功能上的有限性，恐怕是我们回答新世纪以来农民形象经典性为何“贫弱”必须面对的事实。

更为慎重的回答是，比起立刻回应问题，寻找答案，我认为更应该反思我们提问的方式及其背后的思维模式。提问的方式决定了回答的方式，假如不把“提问”本身问题化，跳出思维惯性和价值惯性，设问与回答就不过是在结构性话语里折返跑而已。当我力图做出回答的时候，我首先意识到的是依据以往体现了时代典型特征的经典农民形象凝练出某种价值期待作为当下讨论新农民形象塑造之得失的“认识框架”。也就是说跟这些经典农民形象相比，新农民形象“新”得不够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和典型性的欠缺，和“新”特质的提炼未能完全与新时代的本质特征相匹配大有干系。当我们总是希望一个农民形象与社会经济、政治建立共同关系，从而去呼唤这样的新农民的时候，如果作家描写的仅仅是个人隐秘的角落里内在的发酵和变化，可能就无法满足期待。在我看来，不能仅仅追究这种“新人”为什么没有出现，而应该对以这种认识框架作为一把固定的尺子去衡量作品进行反思。如果我们还依凭以前对于经典的认定，一定要在农民身上提炼这样与时代同构的本质，这恐怕不是一种合乎新的时代可能性的要求。

这种认识框架不仅影响着批评家，今天的很多作家也会有意识地带着文学史的价值预期、把自己纳入到经典农民叙事模式当中去写作。例如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就讲了一个新时代“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主人公范少山为了追求一种纯正“中国血缘”的稻种去开掘老祖宗的坟墓，认为把棺材里面所谓真正没有外来基因的稻种种下去，就能够抵抗转基因带给我们的种种粮食危机。这种对于纯粹民族血缘和文化血缘高度迷信与叙述中的神异色彩，恰恰是把今天的新农民、中国故事里面内蕴的中国意识进行狭义化处理以后的一种时代症候。对梁生宝的“招魂”在今天之所以已然丧失他的感召力，是因为在社会更复杂的分层下，农民真实的个体经验已经难以与所谓的时代本质达成高度同构，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没有试图反映时代本质的陈金芳（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反而可以为新农民形象的塑造提供一种优秀的经验。陈金芳就是一个在社会的剧烈变动中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城市唤醒了她的欲望冲动却没有给她一个合理的上升通道，她只好牺牲尊严、以肉身去博出一条血路，这种实感让她拥有了动人的力量。

一直以来对农民、农村书写的划分方式，有点类似于海外汉学研究的两种模式：一是“冲击——反应”模式。正如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在“城市冲击——乡村回应”的模式下，曾经主流的期待是看乡村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面对城市给予的种种压力和挑战会有怎样的变动、出现什么样的农民形象，这其中就蕴含着典型的启蒙批判视野。当然在这种模式里也有另外一种路径和角度的可能，那就是农村可以成为文学的童年、精神的原乡而被不断回望，文学可能一再去寻根式地抚摸那些永世不移的美感和价值。但无论是哪种可能，农村始终缺乏内生的变革性力量。二是在中国发现中国，在乡村发现农民，而这一点尤为值得关注。以乡村为中心，可以说将农村和城市置于平等的地位，承认农村的内生性力量，传统价值、伦理观念和文化信仰等并没有在面对外部刺激时立刻灰飞烟灭。在某种程度上，它仍然有着维系人心的作用。一些70后、80后作家的农村书写如鲁敏的《思无邪》、《颠倒的时光》，付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陌上》等等，也许没有对所谓时代本质的展现，但是在对农村日常生活的表达里，我们能看到人伦的建构、人性的美好。以李凤群的《良霞》为例，从良霞这个农村女性的命运中既可以打量农村乡土生活的剧变，也可以吸取一切人都可以吸取的精神力量。她不过在作品里代替我们预先领受了命运的风暴，可以返照无论身处农村还是城市的人都可能面临的生存困境。面对生活的波动，农民身份意味着她可能采取更隐忍、更属于农村的解决方式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调整。在人性的角度，农村与城市的区隔也许并不如此强烈，这样一种普遍性的处境带来的永恒的价值也是新农民形象塑造时可以去追逐的。

回头再想，为什么路遥的孙少安、孙少平的形象那么打动人心？可能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个人再生产的想象或者路径。在梁生宝式的激进社会主义实践宣告失败或者部分失败以后，在没有完全走向市场经济和重新拥抱现代性的八十年代，个人与社会互动的有效方式必须重新建立，使个人生产的意义再纳入新的社会版图里进行有效的安顿和安置。路遥基于劳动想象的一种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里结成的人与人之间一种新的关系，使个人意义可以超出有限的生命对于人的限制，而这些在今天仍然能唤起我们的激情。关于新农民形象塑造也许也能从个人再生产的意义上去拓展新的书写维度，而这样的书写维度既是中国经验，也完全是可以属于世界的。在新的全媒体时代，个人与社会互动方式在不断更新，人们在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所谓的“农民”身份和边界也变得含混。无论是制作田园生活视频的李子柒，脱口秀大会里的何广智，或是活跃在各大短视频平台的“新农民”，他们的生活形态远比我们想象中底层文学里的工人形象要复杂丰富得多。生活的包容性正在变大，今天新农民书写恐怕要摈弃凝固的思维模式，转而正视个人意义再生产中形成的新的文化形态、生活方式与价值理念。

格非老师曾说，现代社会的个体经验是大量同质化、碎片化的，因为既没有像过去那种外乡来的水手、货郎去跟我们讲故事，互联网和交通技术的发达也让我们不可能再经历千辛万苦去获得距离和感觉。在这样的时代中，我们要求的一种极为独特的个人经验其实比老母鸡的牙齿还稀少。重要的不是去要求独特的经验，而是作家如何处理这种经验。我们应当走向的是生活的实感，而不是止步于讨论已然四散的时代本质、并以反映时代本质为标杆去衡量和限制作家的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