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研究会1921年1月4日成立于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发起者为郑振铎等共12人。其酝酿擘划，则应从1920年算起。先是老牌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在“五四”文学新潮冲击下产生了用时兴的新文学争取读者的紧迫感，于是起用正在馆内担任《四部丛刊》总校对的青年文学家沈雁冰，由沈取代王蕴章，全面改革创刊已近十年的商务印书馆的重要文学刊物《小说月报》。沈接任《小说月报》主编时与馆方“约法三章”，决定停止刊用已买下的若干旧派小说家们的文稿以及林纾翻译的小说，编辑方针、文稿内容概由主编决定。馆方不能干预……这时已是1920年11月下旬，1921年1月号即革新后的第一期刊物的文稿，两周之内必须全部编就、发排，四十天内印成、发行。旧稿既废，新稿特别是创作稿，必须得到北京一班朋友的鼎助，沈雁冰于是驰函北京向正在中国大学就读的王统照约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10月上旬，商务印书馆主管张菊生、高梦旦专程赴北京寻访新文化运动风云人物，乃经蒋百里介绍会见了郑振铎与耿济之。郑、耿要求商务印书馆为他们创办新的文学刊物，并援引北京大学月刊《学艺杂志》为例，商务方面则坚持利用和改造已有的《小说月报》而不愿另起炉灶，于是郑、耿等产生了先筹备成立文学团体然后再图兴办文学刊物的计划，并已取得鲁迅、周作人、王统照、郭绍虞等人的支持。沈雁冰索稿的信函经王统照转给郑振铎，几方面灵犀相通，正中下怀，于是郑振铎马上代表北京的文朋诗友函复，不但表示愿意积极供稿、共同支持《小说月报》的改革，而且热情邀约沈雁冰加入他们拟议中的文学研究会——京沪数人，一体会合，共同应和着文学革命的历史潮涌，新文学社团一蹴而成。于是，来今雨轩，成为了文学革命的“圣地”之一，1921年1月4日，成为了中国第一个纯文学社团值得载入史册的诞辰。

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的时候，叶圣陶还在苏州乡郊的甪直五高任教。是郑振铎的一纸函约，使他成为该会十二名发起人之一。

叶圣陶自具名加入文学研究会以后，就把自己的全部事业同文学研究会密切地联结在一起。《诗》月刊本是他和几位朋友创办的，出版3期之后，他们便自觉自愿地将其改为文学研究会的出版物，组稿编辑，出版发行，劳务自己承担，影响归于社团。1923年底，他移家到宝山路顺泰里一弄一号，寓所门口便正式挂起蓝底白字的“文学研究会”的搪瓷牌子，日常事务、信函往复。也自觉自愿地承担起来，还兼办文学研究会发售的外国作家明信片的邮购事务． 他在此间出版的几种小说、童话、戏剧及与他人的合集，也都分别列入文学研究会系统的“文学研究会丛书”“文学研究会创作丛书”“文学周报社丛书”“小说月报丛刊”，壮大了阵容，提高了品位，显示了创作的实绩，扩大了文学研究会的声势与影响。

在那一时代，刊物既是联通作者与读者的心灵的桥梁，又是维系社团存在和发展的纽带。1932年，因商务印书馆被日军飞机炸毁，《小说月报)停刊，文学研究会亦即解体，便是一个佐证。因此，刊物的编辑出版，实际上已成社团的生命线。在这方面，叶圣陶是功在史册、历久不磨的。文学研究会有四种刊物，即《小说月报》《诗》，以及上海《文学周报》、北京《晨报》的《文学旬刊》，除去末一种为王统照独立编辑外，叶圣陶都是与有力者。

因为沈雁冰锐意革新，停用了不少商务老板早已花了大洋买下的稿子，一则开罪于上峰，二则引起旧文学方面的怨愤，于是刚编了两年，就被迫辞去主编，改由郑振铎接任。1927年4月，上海打响了“清党”第一枪，郑振铎与胡愈之等联名写信给吴稚晖等人，表示“目睹此率兽食入之惨剧”“万难苟安缄默”，吴稚晖大怒之余，命军阀师长斯烈按名单追捕。郑处境危急，在亲友敦促下只好赴欧“旅游”，暂避无妄之灾。5月19日，开明书店及商务印务馆编译所同人，在“大西洋饭店”公送即将远行的郑振铎、陈学昭；行前，郑振铎委托叶圣陶代为主编《小说月报》，文学研究会丛书则请胡愈之、徐调孚料理。5月21日下午，法国邮船“阿托士(Athos)第二”徐徐驶离码头，叶圣陶与王伯祥、周予同、徐调孚诸友挥泪送別。

此后两年左右，叶圣陶从应约投稿的作者变为全国最大的文学刊物的主编，肩头上的分量与对新文学的贡献便与日俱增。当郑振铎避难欧游的时候，也许并未能预料到这一委托的意义，更未曾预料到会有几多光华灿烂的明星，将从这里升腾而起，光照史册。

作家丁玲

首先是文学青年丁玲． 她从湖南跑到上海，从上海又转到北京。时而就读，时而自修，呼吸着“五四”以后自由而又苦涩的时代空气，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爱情。中国的天地是那么寥廓广大，但像她这样的知识女性，却处处感受到压抑、窒息的苦痛，体尝着感伤和消沉的折磨。在福楼拜、小仲马、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的诸多名作启迪下，她心中孕育已久的一代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置身黑暗渴望光明苦闷彷徨挣扎幻灭的心灵历程，开始酿化为以苦闷和反抗为基调的小说，第一篇便是《梦珂》。1927年秋完成这处女作后，即投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对于这素不相识的作者的自投稿件，却慧眼独具，马上发表在同年12月10日出版的第十八卷第十二号，并且给以创作第一篇的重要地位。对于初试啼声的文学青年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种支持和鼓励更为切实有力？ 于是，丁玲迅即写出第二篇《莎菲女士的日记》，又被刊于1928年2月10日出版的第十九卷第二期的“头版头条”，排在陈望道译文和茅盾的连载小说《动摇》之前。第三篇《暑假中》，又是“头版头条”。第四篇《阿毛姑娘》，还是“头版头条”。四发四中，开创了《小说月报》创办以来从未有过的先例，恐怕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仅有的美谈。四篇小说，初步显示了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出众的才华气质，也代表着中国现代小说一种新的流派的端倪初露。于是叶圣陶向丁玲提议，将这四篇小说集印一册，以广远行世。这是丁玲想也没有想过的，自然万分同意。包括上述四个短篇的小说集《在黑暗中》，1928年l0月便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印行。当《梦珂》等篇发表时，叶圣陶曾细心地在作品之末缀一“留”字，意在保存版权，不允转载，未雨绸缪，为后来的编集印行预设伏笔，更见出长者扶助青年的良苦用心。正是在这种无私的关怀支持下，丁玲才一发而不可收，迅速崛起为中国第二代女作家的代表，引起了极其广泛的关注。1929年初，钱杏邨等批评家便开始撰文评论，有的称之为“新进的一鸣惊人的女作家”，有的赞扬其“描写的技术方面又是最发展”。三十年代，丁玲的名字已经毫无愧色地排列在“现代女作家评传”的目录之上。

当时，叶圣陶寓居横浜路景云里，丁玲夫妇曾数次造访，受到殷勤款待。叶圣陶的儿女至善、至美、至诚，也由此熟识丁这位新进的女作家。1928年秋，叶圣陶与丁玲、胡也频、王伯祥、徐调孚、郑振铎等同往海宁观赏钱塘江潮，豪兴如潮，潮头如雪，一带汪洋作证，文坛佳话长传。此后，风风雨雨，波峰浪谷，丁玲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随着政治风云的变幻而享誉，而遭毁。1979年5月26日下午，丁玲经历丁在北大荒劳改、在京郊坐监、在长治“遣送”重重磨难之后，突然敲响了北京东四八条七十一号叶宅的大门。八十五岁的叶圣陶和七十五岁的丁玲蓦然聚首，喜极而执手无言。半晌，丁玲才几分幽默几分辛酸地说道：“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欢谈恨时短，日脚渐西斜，丁玲夫妇邀叶圣陶在庭中合影。叶至善揿下快门，记录了这深蕴着历史悲喜剧的会见。丁玲的来访，启动了叶圣陶半个世纪的回忆，浮想联翩，往事历历，夜不能寐。28日日记云：“昨午夜醒来，感于丁玲之来访，思作一词赠之。于是一连二三小时不复入睡。今日上午居然作成一首，完篇之快，前所未有。拟寄与姜德明。至善言渠亦有所感，欲撰一短文，因待其文，暂时缓寄。”这就是发表于6月6日《人民日报》的《六幺令——丁玲见访，喜极，作此赠之》：

启关狂喜，不记何年别。相看旧时容态，执手无言说。塞北山西久旅。所患唯消渴。不须愁绝。兔毫在握，赓续前书尚心热。

回思时越半纪，一语弥深切。那日文字因缘，注定今生辙。更忆钱塘午夜，共赏潮头雪。景云投辖。当时儿女，今亦盈颠见华发。

作家巴金

1927年夏，巴金从巴黎移居沙多一居里，玛伦河畔平静的岁月使他的身体得到了休憩，却并未窒息他燃烧的心灵，对祖国的苦念，对妃念格尔、苏菲亚等民粹党人的敬意，大哥信中的感伤和温情，混和并酿化成一杯烈酒，他取名《灭亡》，寄给上海开明书店经理索非，希望用自己翻译高德曼的《近代戏剧论》的稿酬来自费刊行。叶圣陶在开明书店一见巴金《灭亡》的原稿，即刻拍板，决定1929年1月号起在《小说月报》连载。巴金从未想过自己的处女作能够在当时历史最久、影响最大、销行超过万份的大型文学杂志发表；而这一发表，也就决定了他终身从事的事业，决定他在这条艰难而辉煌的道路上，一步步走向新的起点。1981年7月25日，他在致《十月》编辑同志的信中深情地回忆说：“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作为编辑，他发表了不少新作者的处女作，鼓励新人怀着勇气和信心进入文坛。编辑的成绩不在于发表名人的作品，而在于发现新的作家，推荐新的创作。我感激叶圣老，因为他给我指出了一条宽广的路，他始终是一位不声不响的向导。……有时我的思想似乎进入了迷宫，落到了痛苦深渊，束手无策，不知怎样救出自己。忽然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位老人的笑颜，我心安了。五十年来他的眼睛一直在注视我。真是一位难得的好编辑！ 他不是白白地把我送进了‘文坛’。他以身作则，给我指出为文为人的道路，我们接触的时间不多，他也很少给我写信，但是在紧要关头，他对我非常关心，他的形象也是对我的支持和鼓励。我的文集开始发行的时候，我写了一封信感谢他。‘四人帮’垮台后，我每年去北京都要到他府上探望。他听觉减退，我们交谈已有困难。但是同他会见，让他知道我的脑子还很清楚，使他放心，我自己也仿佛卸了责任。我们最近两次会见，叶圣老都叫人摄影留念，我收到他从北京寄来的照片，我总是兴奋地望着他的笑脸对人说：‘这是我的责任编辑呵!’我充满了自豪的感觉。我甚至觉得他不单是我的第一本小说的责任编辑，他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

“雨巷诗人”戴望舒

戴望舒写诗并不自《雨巷》始；但直到叶圣陶所编《小说月报》第十八卷第八期上发表《雨巷》并被编者称许“他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之后，“雨巷诗人”才名满文坛，见重于世。尽管他后来诗风多有变易，优秀的诗作迭有创制；但在非专治文学史的读者心目中，戴望舒的名字，总是和“雨巷诗人”这个称呼十分自然地联结在一起的。

甚至还有茅盾。虽说他早在“五四”前夕便已有多篇论文行世，他的理论批评，他的翻译介绍，他的编辑业绩，他的社团活动，都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不该忘记的硕果。但人们知道茅盾，茅盾的以小说家名于世间乃至史册，却是从叶圣陶在《小说月报》上编发了他的《幻灭》《动摇》《追求》(后合称为《蚀》)开始的。就是“茅盾”这个比沈雁冰更响亮更为人知的笔名，也是叶圣陶亲手改定的。

其他如茅盾的作家论系列，王统照、鲁彦、黎锦明、蹇先艾、胡也频、沈从文、许地山、庐隐的小说，《荷塘月色》《卖豆腐的哨子》等散文名篇，熊佛西的西剧介绍，冯雪峰的理论翻译，也都经过叶圣陶之手，源源介绍给读者。每当人们回顾这些作家的创作道路时，总难免想到催他们上路扶他们上马的那位长者，正像看到奇葩佳卉难免要从心底称赞心地宽厚手携春光的园丁一样。而叶圣陶却说道：“从十八卷第七号到二十卷第六号，我代振铎兄编了两年，一共二十四期。现在经常有人说那两年的《小说月报》上出现了许多新作者，说我如何能发现人才。现在那两年的《小说月报》影印出来了，大家翻一下目录就会发现，在那二十四期中，新出现的作者并不少，可是人们经常提起的就只有那几位。他们的名字能在读者的心里生根，由于他们开始就认真，以后又不懈地努力，怎么能归功于我呢？ 我只是仔细阅读来稿，站在读者的立场上取舍而已。如果稿子可取，又感到有些可以弥补的不足之处，就坦率地提出来跟作者商量。这些是所有的编辑员都能做到的。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两年的编辑工作是徐调孚兄跟我一同做的。从1924年起，调孚兄就协助振铎兄编《小说月报》，他比我熟练得多。直到1931年底《小说月报》停刊，他才离开商务印书馆，到开明书店工作，解放以后仍然干编辑这一行。他勤勤恳恳为读者服务了一辈子，我是永远忘不了的”（《记我编〈小说月报〉》，《叶圣陶集》第七卷）。这就是叶圣陶的风格、人品。这就是叶圣陶的心田、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