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用“雨后春笋”形容全国各种文学刊物的诞生最为贴切，其中《当代》仅凭这个刊名，就让写现实题材的人感到亲切，觉得离这家刊物很近。1980年我到文学讲习所进修，讲习所聘请了几位文学大家担任导师，像中彩一样我被当时的《当代》主编秦兆阳先生选中，做了他的学生，自然也就跟《当代》结缘。从文讲所毕业时，秦先生给我留了个作业：给《当代》写个中篇。

当初进京上讲习所，曾费了好大的劲，几经周折才请下假来，回厂后自然要好好表现，一进入车间的生产节奏就身不由己了，任务堆积如山，设备需要检修，有近半年的时间根本顾不上想自己的小说，但也不敢从心里真正放下导师布置的作业。进入冬季趁车间的大设备检修，我开始写《赤橙黄绿青蓝紫》。

那时我的写作习惯是趁歇班连轴转，上班的时间不要说写小说，连想想都不可能，等到周末从晚上开始，一直干到周一的早晨上班，动笔后中途最好别间断。写短篇至少初稿就完成了，写中篇不行，下个周末再接着干。写到三万多字的时候，有天晚上我正在创作的兴头上，一个朋友来串门，他是一家文学刊物的小说组长，看我正在写小说，自然要看一看，看了几页就强行将我三万字的稿子装进他的书包，说不打搅我写作，带回去仔细看。我有点着急，赶紧申明这是给《当代》写的，是秦先生交代的任务，无论如何你们不能用。

一周后他把稿子送回来了，还没头没脑地扔出一句话：送审没过关。我说这又不是给你们的稿子，你送给谁审呀？他说如果主编相中了我们可以先发，结果主编不仅没有看中，还让我提醒你，这部小说有种不健康的和反政治的倾向……我心里咯噔一下，自己原本对这部小说很有信心，自认为里面是有新东西的，这个新东西就是人物，小说的男主人公是个抗上的玩世不恭的青年，有些坏招怪点子很让领导难堪，但在青年人中他却是个有本事有影响力的角色。这怎么就“不健康”乃至成了“反政治”呢？但我还是将写作停下来了，一直等到离答应的交稿时间近了，我也没有想出该怎么解决“不健康”和“反政治”的问题，就只好按照自己的想法先写完了再说。

我在《人文大楼里的故事》一文中，曾提到了这部小说最终得以问世的过程。到了该交稿的日子，我干了一个通宵，小说还是未能煞住尾，早晨七点多钟，老婆上班道远已经走了，按惯例我负责送两个孩子，一下楼就看见《当代》的编辑贺嘉正在楼前转悠，他是奉秦兆阳先生之命，乘从北京到天津的头班火车来津取稿。我只好让儿子先把他妹妹送到幼儿园后再去上学，我陪贺先生回屋。那时我住工厂分配的一个“独厨”，即一间卧室外加一个自己使用的厨房，两户共一个单元。贺先生跟着我胡乱吃了点早饭，我告诉他小说还差个尾巴，估计再有三五千字就差不多了。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六万多字，请他在卧室里的小桌上审阅，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写结尾。直干到傍晚，我写完了，他也看完了。其实我在外边写着，一直留心他在屋里的动静，他一天几乎没怎么动屁股，我心里对自己的小说就多少有点底了。最后他提了几处小意见，我当即就处理了，他说大主意还要等秦老看过稿子之后再定。

没过多久，我接到秦兆阳先生用密密麻麻的小字写来的七页长信，肯定了小说，并通知我小说拟发在新年第一期的《当代》上。我既感动，又深受鼓舞，天下的编辑与编辑、主编与主编，差别何其之大！之后不多久我写了一篇小文，叫《水泥柱里的钢筋》，表达对编辑的尊重。如果以构建房屋比喻文学创作，作家或作品是一根水泥柱，那编辑就是水泥柱里的钢筋。正巧花城出版社要将我近期发表的小说编一个集子，征得秦先生同意，便以他的长信为序。

几年后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也是在《当代》发表的，顺理成章书也在人文社出。“二校”都结束了，突然接到河北一位老作家的电话，他说昨天去人文社听到编辑们在议论，说我把《蛇神》又给了百花出版社，想两家同时出。我一听就急了，两家社同时出是不可能的，谁在造这样的谣言？在我这样的业余作者心目中，人文社就是中国的皇家出版社，能在人文社出书是求之不得的，怎么可能舍高就低！我大半辈子都在吃急性子的亏，当时在气头上就给人文社的领导孟伟哉先生写了一信，要回了《蛇神》的版权。但很快我就后悔了，河北那位老作家不是坏人，就是嘴太快，爱传闲话。后来有人告诉我是天津有人到人文社“散风”，毁了我的好事。

那件事让我最感对不起的就是人文社的老编辑王洪谟先生，那真是学者，且敦厚谦和，很长时间我不敢去人文社，不敢见他。人文社有一批大编辑，真是能点石成金，化腐朽为神奇，而且从未见他们争过什么“京城几大编”的名号。数年后我还是把《蛇神》的版权拿给人文社，成全了自己的心愿。

选自《当代》2015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