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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人:写作与我们” ——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与北京老舍文学院2021青年作家高研班交流研讨
来源:中国作家网 | 李英俊  2021年04月22日07:20

研讨会现场

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文学与时代永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如何处理文学与时代的关系、写作与现实的关系,为时代立存照,为历史留清源,是每个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面前的重要问题。

4月20日下午,由北京老舍文学院、青年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同时代人:写作与我们’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举行。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中国青年出版总社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青年文学杂志社社长李师东参加活动并致辞,北京老舍文学院副院长周敏,青年文学杂志社主编张菁,与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学员和北京老舍文学院2021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共50余人参加研讨。研讨会由鲁迅文学院教研部主任郭艳主持。

徐可致辞

徐可从为什么写作、写什么、怎么写三个方面,呼吁广大青年作家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承坚守“文以载道”的文学传统,学习古代先贤,“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前,中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为广大作家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徐可希望青年作家认真思考和处理时代与自我、现实与写作的关系,走出书斋,积极投身更广阔的现实世界,扎根时代和人民,从生活中汲取丰富写作营养;同时,注重阅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不断追求艺术自觉,提升文学修养,努力创作出一大批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秀作品。

李师东致辞

李师东谈到,虽然时代变迁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变化给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带来了挑战,但是,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对每个时代的写作者而言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谁都年轻过”,每个写作者都曾经是“青年作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思考文学与时代、写作与现实的关系并以文学作品的样式呈现出来就不仅仅是当下青年作家面临的问题。他鼓励青年作家多关注前辈作家诸如1960年代出生的余华、迟子建、苏童等人书写的他们那个时代的“青春”作品,学习他们以文学的方式切入时代故事、呈现现实生活的写作经验,不断提升自身的写作水平。他还以作家铁凝的《哦,香雪》和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为例,认为这两篇小说穿透历史,富有浓烈的时代印记,充满绵长的温暖气息。他希望青年作家树立远大的文学志向,关心时代和现实生活,不断思考,写出经得起时间检验、绽放青年光华的作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陈楫宝发言

梁宝星发言

邓安庆发言

青年作家陈楫宝认为,社会在转型,经济在发展,科技在革命,当下中国的这种巨大变化,为写作者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富矿,而且,这种素材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下就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因为素材的极大丰富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素材都能转化为文学作品;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所掌握的文学手法和形式能否应对和处理汹涌变化的时代生活?不管时代如何变化,陈楫宝还是相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我们的笔下,必然有狄更斯、菲茨杰拉德他们想象不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字,因为,这个时代不属于他们,这个时代属于我们。”

在青年作家侯磊看来,时代变化太迅速,我们认知当下时代要比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认知他们那个时代更为艰难。当下中国处于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与文学相比,其他艺术形式比如戏曲的生存、坚守、传承、创新更不容易。他认为,恰恰处于这种社会变革时期,一些艺术形式消失,另一些新的艺术形式则悄然出现,这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对文学而言,也是如此。

新媒体时代文学发生的嬗变,也为作家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17年才开始写作的青年作家梁宝星对文学和人工智能的关系充满兴趣,他认为人工智能正在改变我们的写作形式,他曾经尝试用人工智能罗列词组、组织段落、连接情节,进而“创造”一篇小说。他也希望能用解构或者重组的方式对当下科幻文学进行一些“破坏”。此外,他还与大家分享了他对当下乡村文学和城市文学的看法。他认为,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没有太明显的界线,城市是放大了的乡村,只是,乡土文学的那套语言已经不适用于处理城市题材了,城市文学的表达需要另一套恰当的语言。

青年作家邓安庆从个人写作经历和创作感受出发,也表达了自己对当下乡村文学的看法。他的老家在湖北武穴农村,上大学后,一直在城里读书和工作,每年只有过年时才回去,但他会频繁地写家乡的那些人与事,乡村是他的根,既是生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他认为,青年作家对乡村是有距离感的,心态上是轻盈的,没有太多负担;同样对城市,也是这种心态。对他自己而言,乡村与城市是并存在内心里的,相互并不矛盾,即便生活在城市,在写作乡村文学时,他也希望自己身上的城市生活经验只是在提供一个观察乡村的客观视角。同时,他谈到,现在的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我们不能再走像莫言、贾平凹那一批写乡村文学作品的路子,“我们这一代,需要走不一样的路了。”

青年作家淡豹把写作和现实的关系比喻为“盗墓”,她认为写作者就像一个个盗墓贼,零零星星,单人作业,最多三三两两作业,趁别人不注意之时,从现实中偷偷拣取珍贵的材料,回家再默默加工倒卖,有时候甚至有点羞愧,生怕这件事被别人知道。她认为研讨交流对文学创作极为重要,如果作家单独写作是“盗墓”,很多作家共同研讨交流,就有点像考古,遵循某种方法,大家一起寻找、挖掘、观察、体会、阐释,练习想象,练习创造,然后去复原、展示我们所构造的现实或者我们想象的那个步骤,这种探讨交流,比我们自己在家里独自“闭门造车”,更能给作家带来写作上的思考和启示。

成为“同时代人”:“我”是谁?

江汀发言

孙艳萍发言

林东林发言

最近这些年青年诗人江汀一直置身北京的诗歌写作现场。从2014年开始,他和一群青年诗人朋友连续几年组织了“北京青年诗会”的系列活动,2015年秋天组织的一场年度活动,主题就叫“成为同时代人”。在他看来,对于“同时代人”来说,时间并非是线性的,从另一种维度来看,时间很有可能是非线性的,人们同坐在一个大厅里,但却并非同时代人。同样,处于不同历史现场的人,也有可能成为“同时代人”,他以唐代诗人杜甫写战国辞赋家宋玉的一首诗《咏怀古迹五首·其二》为例,尽管诗中说“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但因为神交意会,杜甫和宋玉却恰恰能够成为“同时代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整整一百周年。两年前的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2017年,是新文化运动百年、俄罗斯十月革命百年。面对“同时代人”这个话题,当我们真的去凝视历史时,无论哪一段历史,我们都会感到某种能够理解、认同的东西。

青年诗人孙艳萍把更多注意力放在“我”身上,近十年来,她一直在有意识地对自己进行二次教育,通过接触多种艺术门类来丰富自己,训练写作。她认为写作者应该保持清醒,观察生活的同时,也要看到自己,看到“我”,无论是生活上的还是写作上的。而这种清醒和警觉,是写作者区别于其他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对她而言,文学是一种修养,是一种精神诉求,“文学不需要我,而我需要文学,文学就像一把刻刀,不断修复我身上的种种问题,我逐渐变得豁达、乐观,成为一个好玩、有趣的人。” 她还强调了文学认知对作家的重要性——文学认知是本源性问题,有什么样的文学认知,就会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

对青年作家汤成难来说,写作也是一种精神救赎。她坦言,不是物质在支撑她写作,而是她觉得写作有意思,她愿意一直写下去。她的小说与她自己的性格、经历有密切联系,始终聚焦孤独主题,关注“我”的成长和“我”的寻找。“小说的精神气质必然反映了作者的价值观,它来自作者对世界的认知。当我们在谈论小说情节及其主题时,我们探索的其实是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信念。”汤成难说。

青年作家林东林则提醒大家要警惕“我”的消失。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在说“我”,然而每个人却都没有了“我”,我们表达出来的不过是自以为是“我”,而实际上是“我们”的“我”,是“他者”投射过来的这样或者那样的变体,这个“我”是同质化时代的虚假自我。他认为造成虚假自我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我们当下越来越趋同的日常生活内容,我们生活在大同小异的城市,使用着大同小异的科技产品,接收着同样的资讯和信息,我们的生活方式、感受方式甚至表达方式都在越来越趋同,而非趋异;此外,“成功学”的写作环境、文学刊物的用稿标准、文学奖项的评奖标准、文学偶像的潜在影响,以及文学大众的欣赏趣味,对很多写作者都构成了强大的牵引力。所以,作为写作者,尤其是青年作家,要力求以作品建立起清晰的自我形象,拒绝功利化和策略化写作,在自我身上去克服他者、克服集体、克服时代的“影响性焦虑”,以一己之“私”补足公共之“公”,不断拓展写作的可能性和新边界。

建立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以写作之名

写作是意识活动,每一位写作者的着眼点都是自己熟悉的生活,不管是客观存在还是主观感受,都属于写作者自己的世界场域,也是作品呈现出的另一个世界影像。

李晓晨发言

冯北仲发言

小珂发言

写作与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在青年作家冯北仲看来,写作让“自我”与“世界”达到了情感上的平衡、精神上的对话,中介桥梁便是“他者”。写作者与世界关系的对接,一方面是生活体验,另一方面是艺术表达。表达是艺术形式,连接“自我”和“他者”在艺术世界的关系,人物的情感向度却是复杂的,并非单个的“自我”本身。而且,“我们”和“你们”也都是“世界”的一部分,“自我”和“他者”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了“我们”和“你们”。在种种关系中,唯有真诚,在各种关系中尤显珍贵,真诚是衡量好作品的第一标准,他希望每个写作者都能够真诚写作。

梁宝星坦言,写作给他带来了巨大影响,他曾有一个叛逆的少年时期,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让他变得自律起来,他也逐渐变成了一个内心叛逆,行为乖巧的人。他还强调,写作对现实生活中的自我影响有限,影响较大的是小说中的那个自我。写作者在写作的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注入自我的影子。他呼吁写作上的叛逆,叛逆是一种态度,叛逆意味着反问自己,质疑权威,意味着破坏;同时,他希望自己的文字带着锋芒,带着某种破坏,在破坏的过程中完成建构,建立起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编辑出身的青年作家李晓晨在去年疫情期间创作完成了一系列作品,她试图用写作这种方式表达对世界、个体、文学、生命的思考。“疫情期间,我比任何时候都更觉得,每个人都是在一个全球体系的时间和空间坐标里定位自己和他人,以及理解自己与这个时代、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是我们这一代人与前几代写作者最大的不同,即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真正的心怀世界、放眼人类的时代,但与此同时,如何去处理这种经验却是大家所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这种经验的独特性和深刻性在哪里,或者说它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才能真正具有文学艺术的永恒魅力?”

对青年作家小珂来说,写作最初是一个出口,她第一次写作冲动诞生于中学阶段,那时她看了大量的日本文学作品,那种华丽深刻的病态美学给她带来了很大的冲击,直到2018年在《青年文学》上发表了处女作《地下城》,她才逐渐意识到,写作再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出口,它的存在是为了提高人类的精神境界,让我们看清生命,看清自己,找到真实的自我,坦然面对一切,从而更好地热爱生活。

周敏

周敏曾经是鲁院的一名学员,她用“能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来形容重回鲁院的激动心情,她在分享创作经历时说,孤独与困惑,是耕耘在写作路上的一种心灵状态,几乎每个作者都会面临对着屏幕冥思苦想的无奈与彷徨,可我们内心的勤奋、努力、坚持,会帮助我们走到最后。今年是建党百年,市文联开展一系列活动,其中重点是邀请茅奖、鲁奖作家领衔创作“建党百年百篇”,用历史散文形式呈现百年北京党史。这套丛书的创作者,既有名家,也有老舍文学院的青年作家,其中有位青年作家,接到创作任务后,用两个月时间找材料、做调研与采访,付出艰辛的努力,交出了满意的答卷。每个写作者都不忘初心,投身时代大潮,选择合适的题材书写、记录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这也是老舍文学院对学员的希望。她表示,青年作家未来可期。

张菁

张菁在总结时谈到,每个写作者都有其私密性和独创性的一面,同时,也有一种共通性,而这种共通性,恰恰是我们选择“同时代人”这个话题的重要原因,我们希望在看到异质性的同时,更能看到大家身上对世界、对时代、对自我、对文学的深切凝视和恒久思索。我们一直关注青年作家的成长,也从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里,看到了对个性塑造、自我解放,关注内心世界,追问人生终极问题的持续探索,也看到了积极投身时代大潮、参与生活现场、思考社会现实的勇气和情怀。在一个不断开放的时代,每个人的写作,都建立在各自的想象基础之上,都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也让我们充满了无限的期待。人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是否掌握真理,或者自认为真理在握,决定人的价值的是追求真理的孜孜不倦的精神。相信文学,相信青年作家,祝愿大家在文学的道路上,都能成为一束照亮并温暖世界的光。

合影留念

(文/李英俊 图/冯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