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谢华良的“金色时光”系列包括12本少年小说，它所针对的读者对象是十来岁的少年儿童，小说中的主要角色也主要是十来岁的孩子。我注意到这套少年小说系列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几乎每一篇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孩子。这恰是让我感到眼前一亮的特点。“金色时光”系列顺应了“重塑男生品格，提升男生品位，培育担当精神，输送阳刚之气”这一具有社会责任心的倡导，同时也以一群朝气蓬勃、生动感人的男孩形象壮大了“阳刚男孩”的阵营。

谢华良笔下的男孩大多是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他其实是想告诉孩子们，不要沉湎于被宠爱被呵护的良好感觉中，孩子从小就应该培养起在逆境中不被击倒的坚强品格，男子汉精神往往就是在逆境中激发出来的。谢华良并不是去想象一些特别可怕的逆境来写，而是从孩子们的现实入手，写一些日常生活中很容易遭遇的逆境来写，这些逆境也许并不是什么大事，比如《桑麻的舞蹈》中的桑麻不小心把双腿摔伤了，只能休学躺在家里的床上。又比如《马匹克的枣红马》中的马匹克因为在变声期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了，他变得特别孤独。这样的事情的确算不了什么，但如果一个孩子缺乏面对逆境的勇气，有可能就会因为这些小事而影响到他们身心的健康成长。当然，谢华良并不是孤立地强调男孩子要有面对逆境的勇气，而是把孩子放在社会的综合关系中，书写了人们的善良、友爱是如何成为孩子克服困难的精神力量的。桑麻在心情特别沮丧时，遇到了老街上的智障少年逗逗飞，逗逗飞的乐观和顽强使得桑麻终于振作了起来，后来他与逗逗飞一起组织起一个舞蹈团。马匹克的成长则离不开爸爸、老师和马爷的帮助，他不仅在学校成立的枣红马文学社中找回了自信，而且还真正拥有了一匹枣红马。

谢华良写了很多乡村男孩。乡村男孩不像城市男孩那样大多有一个比较优裕的生活环境，乡村男孩往往在生活上要面对许多困难。谢华良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从来不在一个虚拟的现实中塑造乡村男孩，他的小说非常真实地反映了乡村现实，因此他所写的乡村男孩显得特别真实可信，因而也更有感染力。《陈土豆的红灯笼》中的陈土豆是一名农村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带着妹妹进城打工去了，一个15岁的男孩独自一人在家，既要上学，还要料理家务已经够不容易了，父母又把他的妹妹送回家让他照看。后来父亲因为工地拖欠工资逃跑了，母亲则在城市生活无着落而急疯了。家庭接踵而来的困难就像一座座大山向陈土豆压来，但这一切都没有压倒陈土豆这位15岁的男孩子。他不仅在生活上照看好妹妹，还当起了妹妹的老师，教她认字识数。他不仅精心照顾疯了的妈妈，还进城将生病的爸爸接回家。陈土豆成了家庭的主心骨，用他稚嫩的肩膀撑起了一片爱的天空。在《苏自力的秋天》中，苏自力的爸爸在砍柴时不慎摔伤了腿。家里没有柴禾烧了，苏自力觉得自己必须像一个男子汉那样担当起家里的责任，要解决家里烧柴的问题。他便像一个大人般地去找生产队长，质问生产队长为什么不给他们家分柴。队长告诉他因为他们家都不是生产队的成员，所以不能分柴，除非他能到每一家去请求帮助，求得所有人的同意。苏自力听了后仿佛受到污辱，表示“宁可烧大腿也不会去求人的！”他回家拿起搂柴禾的耙子和背柴禾的绳子，告诉妈妈家里烧柴的事就交给他了，转身就上山去搂柴禾了。苏自力就是这样一名有尊严、有毅力、敢担当的农村少年，他在困难的环境中锻炼得越来越成熟，长大后参军成为了一名优秀的战士。

谢华良特别偏爱骑着自行车的男孩，他将这些男孩命名为“骑行少年”。他为骑行少年写了好几部小说，如《骑行少年》《大雪封山》《爷爷的森林》。骑行少年的确符合阳刚男孩的标准，尤其是在城市里，鼓励男孩子骑自行车，就是给男孩子创造一个敢闯敢干的机会。《骑行少年》里的彭大蓬就是这样一位男孩，他最初对骑车去穿越大自然还有些胆怯，但他在妹妹彭小蓬的鼓舞下，便利用暑假独自骑车到达了大草原。他的童年好伙伴“胖头于”也受到感染，终于冲破家庭的重重阻力，骑车追随而来。在《大雪封山》里，两位骑行少年要挑战大雪封山的恶劣环境，骑车去翻越白眉山。大哥哥王孙知道这样骑车有危险，悄悄地将他们的山地车藏了起来，但勇敢的孩子们仍然要徒步登上山顶。这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在王孙的帮助下，几个孩子终于会合在山顶上，一起陪着80多岁的王爷欢度新年。当然，写骑行少年们穿越草原、雪山和森林，并不是一味地鼓励孩子们去冒险，他们的每一次骑行都是一次特别的学习机会，他们在旅途中结识了许多新朋友，熟悉了自然和社会，更学习了团结友爱和亲情友情。因此，谢华良说是“一路骑行，一路成长”。的确，谢华良是把骑行当成一个男孩成长的特殊方式来写的。

谢华良在写这些阳刚男孩时，心中是带着阳光的。他写男孩在逆境中成长，自然会触及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比如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底层生存压力问题，单亲家庭问题等等。但他并没有一叶障目，而是强调越是有问题，越是需要将阳光洒在孩子们的身上。事实上，孩子们能够战胜困难，一方面是靠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他们的身边有着爱与善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