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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禅僧画家牧溪《六柿图》

袁褧《枫窗小牍》有一则关于洪刍的诗话深富意趣：

洪驹父才而傲，每读时辈篇什，大叫云使人齿颊皆甘，其人喜而问之，曰似何物？驹父曰，不减树头霜柿。人每赪面而去。

作为诗评，“使人齿颊皆甘”虽乍听似美言，一旦加上“不减树头霜柿”的譬喻，发问者即自惭而退，这说明背后有某种观念或情境在当时人所共知，因此毋庸深言即能褒贬自明。

这与宋代另一条著名诗论有关，即以“橄榄”喻诗。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中盛赞梅尧臣“近诗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难嘬。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并为其不受重视抱屈。欧阳修的譬喻贴切又精彩，既要深谙梅诗之味，又须熟悉橄榄一物的特性。前者自不待言，后者则要以较普遍的生活经验为前提。

作为产于两广、福建一带的南国风物，橄榄从汉代已进入中原并见于文人、诗人的视野。从嵇含《南方草木状》来看，至少到晋代，橄榄果实先苦后甘的特点当时已为中原人所了解。不过唐前的诗文中几乎无人提到橄榄，大概此时主要还是宫廷进御，近侍也仅偶然才能获得一点分赐，文人对其并不熟悉，偶有提及也多因其南方奇木异果的身份。唐诗中相关的也仅有白居易的两句诗：“面苦桄榔裛，浆酸橄榄新。”（《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对唐人来说，关乎橄榄，主要还是一种得自文献或传闻的知识，诗歌中不过偶一用之，意在图状异方风物，增添新奇效果。

到了宋代，橄榄却在诗歌中频繁出镜。相关诗语愈来愈多样地使用，与此时橄榄这一实物越来越多地进入文人的视野有关。对于大多中原地区的诗人来说，橄榄木不常见，橄榄之实则相对常见，几乎一切象喻皆从这果实生发，进而扩大了诗的材料和疆域。宋人以橄榄为诗料，不再仅以之作为异方风情的表征，主要集中于其果实回甘的特性，少数诗作咏其本物本味，大多或以之喻忠言，或喻人生。王禹偁有《橄榄》诗，着力描写了橄榄果实的形态与滋味，橄榄不但获得了被写真传神的资格，也首次被用来与忠臣谠言相比并。这一譬喻建立在本体与喻体皆苦尽方能甘来的相似特性之上，由于二者间明显的差异会引发读者强烈的阅读体验，因而显得如此妥帖和新妙，此后橄榄渐成为宋诗中不鲜见的诗语。

橄榄不仅孳生了众多诗语，而且很快成为诗歌本身的象喻，这正是始自前引欧阳修《水谷夜行》一诗的创辟。欧阳修借重了王禹偁诗以橄榄初苦而后回甘的特性喻指宋人君子人格所奠定的这一心理框架，并引而申之，以之喻指一种新的宋诗之格，既贴切又生新，诗语的沿用在稳定中又有变相。这一譬喻也最为梅尧臣本人认可，称“欧阳最我知，初时且尚窒。比以为橄榄，回甘始称述”（《答宣阗司理》）。欧诗一出，橄榄这一诗料又生成了新的经典诗语，并在宋诗中以相当稳定的形态沿袭了下来。

可以说，橄榄在宋诗中主要以象喻层面的诗语出现。其突出特性被抽象后作为象喻频繁使用，这当然减弱了橄榄一物本身的实感，使得这一意象中明显意大于象、偏于知性；但同一类型诗语较高的复现率，也使其迅速成为经典诗语稳固下来。这些象喻都是橄榄果实特性在单一方向上的抽象化，容易转化成为当时诗人的常识，也因为复现率高而易流于钝化。这也可能是一些“意大于象”的意象诗语容易导致的现象。

不论以橄榄喻忠言、君子人格，还是以橄榄喻诗，都可以说是成功的诗语，而欧阳修以之喻诗最称经典。忠言谠论和君子人格，毕竟都更为抽象，易流于浮泛，而一旦将其与梅尧臣诗所代表的初涩后甘、耐咀嚼回味的典型诗风联系起来，就既获得了某种具象性——作为本体的梅尧臣诗毕竟切实存在和流传于世间随时供人检阅，又接续了古人历来好以滋味论诗的传统。因而梅诗（及与之类似的诗风）这个本体和橄榄这个喻体之间，就具有了既非过远、也非过近的最合适的距离，既因其间的落差引人新异之感，又不会因本体的流于抽象而显浮泛，也不会因喻体的过于陌生而为人不解，因为此时宋人对于橄榄已经足够熟稔。橄榄作为诗风的经典象喻一旦确立，后人受其影响，不断复现这一诗语，又时有新要素加入，派生出一些类语，但总的来说，该诗语是朝着同一方向定型化了。

另外，橄榄喻诗其实潜含着俗常之诗必不似橄榄（耐咀嚼、有回味）这一反命题。苏轼有一首《橄榄》诗：

纷纷青子落红盐，正味森森苦且严。待得微甘回齿颊，已输崖蜜十分甜。

末句意谓橄榄虽有回甘，却不如崖蜜（即石蜜，一说即樱桃）占得先机。施注引顾禧云：“记得小说南人夸橄榄于河东人，云此有回味。东人云，不若我枣，比至你回味，我已甜久矣。枣一作杮。”这则故事颇有民间风味，又显然是北方人口吻。苏诗立场已与民间故事不同，是对“崖蜜”之类一味甘甜适口之物的讥弹。虽然此诗并非诗论，而更可能是比兴为体、意在对忠言与蜜语的慨叹，但后来洪刍讥弹俗诗的蓝本很可能就出自于此。传闻异辞使得这则民间故事有枣与柿的不同，洪刍选择了以柿作譬，应该是缘于柿的形象更鲜明之故，不论作为实物，还是作为诗语。当洪刍讥评俗诗如同霜柿，既是对王禹偁、欧阳修、苏轼诸人之诗所奠定的以橄榄喻人格、诗格这一经典诗语的呼应、反馈、引申和强化，又进一步把橄榄象喻的本体从人格导向了诗格这一更加主流的诗语。先似苦涩而后能有回甘，也因此更成为宋诗经典风味的自我要求。

橄榄象喻在洪刍诗话中只作为背景，“霜柿”则形象鲜明，它虽以贬义象喻出现，但本身也是诗料和诗语。柿本嘉木，唐前诗文中却很少称及，盛唐人也基本不以柿入诗，中唐以后以柿作诗料渐多，这也符合中唐诗日渐生活化的趋势，当时常以“柿叶”为较固定的诗语，基本以之作为秋日节候的征象，但写实性亦仅止于此，描摹刻画并不精细和出奇，具象化程度不高。在韩愈、白居易等中唐诗人手中，“柿叶”、“柿阴”这一诗语沿续了较强的稳定性，但以柿为诗料也呈显出更多的可能，譬如柿实也开始进入诗中。当时以柿为诗料的诗作中，韩愈《游青龙寺赠崔大补阙》最显特出，奇崛跌宕，纵横驰骤，据《白孔六帖》及《东坡志林》的辩说，此诗开篇所写实为柿树，以“光华闪壁见神鬼，赫赫炎官张火伞”形容柿林红叶之盛，“然云烧树火实骈，金乌下啄赪虬卵”以“火实”、“赪虬卵”形容满树红柿，这一比喻加强了整段描述动心骇目的表现效果，具有更强烈的个性化色彩，更为突出在意象群落中，但也因此更不易为后人直接袭用成为固定诗语。从所有这些中唐人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仍以韩愈对诗料、诗语的开拓为最力，他避开一般性、追求更强烈的表现。晚唐诗中柿这一诗料仍以柿叶为中心，较特别者在从动态和质感着笔。宋诗中以柿为题材的诗作大多以柿为专咏对象，不再像唐诗中柿基本只是整个诗境的烘托；除了以柿叶及其同类诗语入诗，宋人更多地以柿实作为诗料，相应地创造了更多诗语。与柿相关的诗语变得更丰富，不仅有“红柿”、还有“绿柿”、“霜柿”、“柿霜”；不但写其果实，连深秋田畴收柿的场面也收入笔下，情景宛然；沩山与仲山分柿这样的新典故也进入诗中，不仅带来了故事性，也同时引入了宋人热爱的禅理禅境。宋人孔平仲关于柿实的诗堪称别调：

林中有丹果，压枝一何稠。为柿已软美，嗟尔骨亦柔。风霜变颜色，雨露加膏油。大哉造化心，于尔何绸缪。荆筐载趋市，价贱良易求。剖心无所有，入口颇相投。为栗外屈强，老者所不收。为枣中亦刚，饲儿戟其喉。众言咀嚼快，惟尔无所忧。排罗置前列，圆熟当高秋。且以悦一时，长久岂暇谋。咄哉溃烂速，弃掷将谁尤。（《咏无核红柿》）

诗的前半皆言柿之软美甘甜，但末四句言其虽得一时之好、却溃烂亦速易遭弃掷，微露讽兴之意。在咏柿的诗作中首寓批判意，不能不说受到从王禹偁、欧阳修以来将橄榄喻人格、诗风的影响。孔平仲大致与黄庭坚同时，年辈更晚的洪刍，既受橄榄象喻的影响，又接受了柿在诗中的鲜明形象，所以发为诗论。

要之，何种事物会成为诗料，常常取决于它何时进入较普遍的生活经验、并被诗人发现和运用，橄榄如此，柿亦如此。但它以何种形式的诗语流行和经典化，则多取决于天才诗人的匠心与立意，一旦经典诗语被开创出来，其他诗人大多倾向于遵从典范并反复摹拟，使之以较高的频率复现，同时他们也会追求一种相对的变式。事物一旦成为较常见的诗料和经典诗语，离诗话中见到它们的身影也就为时不远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橄榄”、“霜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