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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文代会与当代文学的方向
来源:文艺报 | 王秀涛  2021年06月04日08:06

1949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华北局周扬,并告各局”,下达“关于召开文协筹备会的通知”,此后中共中央多次对会议召开的准备工作如筹委会名单、代表的产生等问题作出指示,奠定了此次会议的基本格局。7月2日到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发来贺电,贺电由毛泽东主席修改定稿,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经过你们这次大会,全中国一切爱国的文艺工作者,必能进一步团结起来,进一步联系人民群众,广泛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文艺工作,使人民的文艺运动大大发展起来,藉以配合人民的其他文化工作和人民的教育工作,藉以配合人民的经济建设工作。”

文艺为人民是第一次文代会所要确立的文艺方向的核心内容,这一方向在诸多会议的活动和安排里都有体现,会议的每一项工作也无不围绕文艺的新方向展开。比如,第一次文代会邀请了几位比较特殊的代表,他们的身份并不是作家,而是工农兵,他们在发言中共同表达了作家为工农兵服务、与工农兵结合的希望。在开幕式上,李秀真代表解放区农民团体庆贺大会的开幕和成功,赞扬革命文艺工作者过去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贡献,要求文艺工作者更好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华北军区特种兵部队代表李健向大会献旗,上面写着“士兵寄以无限热望”。他在大会发言时说,“希望这次大会在全面总结经验、交换意见、确定方针任务的时候,能够注意总结文艺为士兵服务方面的经验,多反映部队的生活,提高部队的文化”。大会第二天,北平被服厂缝纫女工徐世荣讲话,对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结合充满期待:“炒菜不加油就不香,我们工人接受了知识分子的帮助,是可以提高而且会进步得很快的,工人不和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就好像打人不用拳头用巴掌,这是没有力量的。过去我们有些工人自卑,知识分子自大,解放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可以结合了。”会后,在大会的招待饭席上,白杨、舒绣文、张瑞芳等文艺工作者和女工徐世荣坐在一起亲切地交谈,这个很有意味的场面,也象征着文艺工作者与工人的结合。

6月29日到7月28日,第一次文代会的演出委员会组织了招待代表的演出。从演出的节目、演出的团体来看,无疑以解放区的为主,内容也多为工农兵题材。当时就有人总结:“参加演出的团队……十之七八是曾在老解放区工作过多年的。演出节目,无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表现了何等的多样性,十之八九是1942年发表了毛主席所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以后的作品。”演出的组织,并非仅仅为了娱乐,从剧目的选择和演出的过程看,目的是以解放区的经典作品作为示范,显示文艺的新方向。很多文艺工作者也认识到了这一点。曹禺就给文华电影公司负责人写信说:“这个文艺代表大会很重要,重要之点,在我们更能深刻地了解今日的方向。……现在各解放区的好戏(包括各种民间戏、歌、舞——都是改造的)要在北平示范表演一个月。这会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我说这话没有夸张。今日的情况,不认明今日艺术方向,那么日后的摄制可能生些问题,不如今日大家下功夫学习一下好。”这些演出在代表中引起较大反响。

此外,第一次文代会期间举办的“艺术作品展览会”也于7月2日在北京艺专开幕。展览的内容也显示了文艺在这一时刻的转折。在征集展品的时候,筹备委员会就制定了具体的评选标准:首先着重强调思想内容的重要性,“必须站在人民的立场来反映现实生活和人民革命斗争”。不合乎这一标准的,即使有较高的技巧,也不能入选。其次在创作风格上,“必须是广大人民所理解的写实的作风”,“凡表现形式不能明确地传达内容,或专从形式出发的作品,即使它采取了现实的题材,也不入选”。当然在表现方法上“也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水准”。

从展览作品的门类看,木刻、年画、漫画的数量最多,影响也最大,这是由它们曾在革命宣传、文艺普及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值得注意的是,此次所展出工农兵作者的画很受关注,很多人认为“工农兵的画不比专家的差”,而展览也专门把这些画陈列一室,这间陈列室是“观众特别瞩目的地方”,在整个展览里“也算是突出的部门”。这些作品“大都是很单纯的线条画,虽然技巧不很熟练,有的连人体轮廓也不曾勾得完整,可是每一幅都是切切实实地反映他们自己的生活,没有一点虚构和装腔作势的东西”。相比之下,国画作品只有40部,相比木刻、年画要少很多。如果再看国画作品的内容,更能感受到其风格的转变:李可染的《学文化》《送出征》《穷人翻身》《在街头》,尹瘦石的《打狼保畜》《人畜两旺》等,这些创作的题材和风格都和画家此前的创作大相径庭,这是北平国画改造的结果,“标志着那供给有闲阶级玩赏的封建艺术——国画,已开始变为为人民服务的一种艺术。这虽然仅是开始、第一步,但收获确实很大。有一部分作品,做到了或努力在做以工农兵的生活与斗争为描写的主题,而且有一些作品摆脱了国画的陈套,成为崭新的艺术形式,把‘已死去了的情绪的陈迹’般的国画艺术,推上新生的道路”。此外。据画家野夫的介绍文章,在北平展出的全部作品当中,“老解放区的作品约占四分之三,国统区四分之一”。在展出的许多不同性质的作品中,“显出了两个总的方向,即一个是经过新文艺方向的考验,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大多与工农兵生活发生密切关联的新方向,一个是仍停留在空想、幻想,仅限于一般知识分子所能欣赏的旧方向”。在新与旧两个方向的概括与对比中,通过展览的方式明确了文艺发展的新方向,进行普及的、服务工农兵的作品无疑是主流。

7月5日,周扬在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所作的报告里,进一步阐明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方向。因此文艺要以《讲话》为指导,继承和发扬解放区在文学创作、文学运动和文学斗争等方面的经验。一是文艺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的要求: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语言和形式。文艺要表现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要表现中国正迈入的广泛地从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国防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新历史时期。表现新的人物就是要表现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表现各种英雄模范人物。根据人民文艺的新的美学的标准:凡是“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形式,就是美的。新的语言和形式指的是语言的大众化,对民族的、特别是民间的文艺传统的利用。周扬特别指出,必须反对与防止一切技术至上主义、形式主义,例如技术与思想分开,盲目崇拜西洋技巧等等。二是文艺创作的新方向也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求,文艺工作者首先必须学习政治。同时,文艺工作者必须继续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在会议发言中,丁玲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柳青的《转弯路上》,谈的都是关于文艺工作者如何和群众结合的问题,既是个人经验的总结,也是会议重点推广的经验。

丁玲认为要实现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方向,必须“在现实生活中,在广大群众生活中,在与群众一起战斗中,改造自己,洗刷一切过去属于个人的情绪,而富有群众的生活知识、斗争知识,和集体精神、群众感情,并且试图来表现那些已经体验到的东西”。在和群众结合的问题上,要弄清楚是做客人还是和群众一起做主人、当先生还是当学生、为工作还是为把工作做好这几个问题。只有想清楚了这些问题,明白了自己的位置,摆正了和人民的关系,才能做到和群众的关系“从有距离到一体”,“从表面的客气到知心朋友”,做到这些,才能改变生活作风、思想作风。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写作了,如果去写,错误会少了,至少是情绪对头了,不会写出与群众需要相反的作品”。

柳青介绍了自己如何与群众结合的经验,他说,“这种结合就是情感上的结合”。有了这样的认识,柳青“和党员干部以及积极分子的关系发展了,他们成了我知疼知热的伙伴”,在情感上也和群众更贴近了,“黑夜开完会和众人睡在一盘炕上,不嫌他们的汗臭”,“我背铺盖走过十字街不脸红了,拿着农民式的一杆烟锅走得挺带劲”。

总之,第一次文代会在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它被视为当代文学的开端和起点,会议确定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对文学的基本职能、服务对象、表现的内容和形式都做了相应的要求,对新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某种程度上讲,此后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学发展都是这次文代会的延伸,甚至今天很多文学现象都能从这次会议找到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