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国内早已恢复日常秩序时，不少国家因疫情限制，仍处于居家办公学习的状态，这使得日前在上海作家书店所举行的文学交流会，成为别开生面的一次“日与夜的对话”。5月25日晚上8点，作家小白、黄昱宁和走走现场连线三位巴西作家奈拉·维达尔、艾米利奥·弗拉亚、保罗·斯科特——对于身处巴西的作家而言，这是一场早上9点的晨会。以“地图·疆域·想象的共同体”为主题，六位作家在这场中巴文学交流会中分享了自己的作品片段，多位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同学翻译了文本并进行连线朗诵，共享文学跨越时空的魅力。活动由上海市作协和巴西驻上海总领事馆共同举办。

小白的作品《租界》中，有一段讲述仆人阿保背着一大袋碎纸片在马路游走，为赛马比赛标记路线的情节。以这个片段，小白阐释了自己对于“疆域感”的观念：“地图是对疆域的认知，而正因为每个人都有疆域感，也有对疆域的想象，疆域才会越来越扩大，最后所有人的疆域都会连成一体，成就今天的人类世界。”这部小说，也源自他在藏书楼所看到的一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赛马俱乐部手册中的一叠地图。百年历史风云早已使地图上的道路、建筑难以觅踪，小白却因此产生了探寻的兴趣，并最终通过大量资料和地图，构想出了这部作品。“当我把那个故事想象出来以后，如今再走过那片临近哈密路、虹桥路的地方，会有一种非常奇异的历史感。”在小说《丹尼尔的婚姻》《幸运》中，奈拉·维达尔也尝试着用不同主题来探讨人类永远的冲突、矛盾和具有纵深感的历史。“我对巴西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会做一些搜索、调查，以这个为依据进行故事创作。”互动中，艾米利奥·弗拉亚带来的作品《塞瓦斯托波尔》讲述了在圣保罗、秘鲁、俄罗斯等不同国家和城市之间发生的故事：“这个作品是通过想象和不同国家之间的位移进行的一次创作，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对话。”

如其所言，对于文学来说，最大的“疆域”在于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差异。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中，人们常关注于文学究竟如何传递具有共性的理念和情感。长时间的居家使保罗·斯科特写下了反思疫情的《困斗》，走走则以《在黑夜里逮一只黑猫》阐释了局限之中反而无限扩张的精神领域。小说中描述的因困居一室而陷入紧张关系的一对男女，恰恰是她关于个人空间和相对自由的思考：“对一个封闭空间的书写，就像带着镣铐跳舞，会给作家很多想象力。”对此，艾米利奥·弗拉亚所设想的，是在受限情况下作家保留自己独有的空间，又借用想象空间不断拓展自身的想象、知识和感受，“这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保护与拓展会形成很有意思的话题”。

交流会中，六位作家带来的作品均是小说。其中思辨成分最强的，莫过于黄昱宁来的《文学病人》。以科幻小说的方式，她探讨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形成以此对于文学观念的“一次性清算”。当现实迅速扩张，人们几乎生活在一个“现场直播”的状态中时，我们距离狄更斯式的写作越来越远，作家该如何面对这样的现实，又该如何书写？对此，黄昱宁认为，现实永远不仅仅是新闻式的记录，作家的虚构优势在于如何裁剪材料，通过自己的理解将这些材料重新构建一个世界，由此，现实主义的概念可以得到进一步拓展。“我不觉得有什么作家是不关心现实的，马尔克斯写《百年孤独》、阿特伍德写《使女的故事》，他们一直强调自己所写的都是现实发生的。表面上的现实主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家用什么手段介入现实。”

常被误读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巴西作家对此深有感受。“巴西也是一个民族构成非常复杂的移民国家，不仅有美洲当地的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文化，还有非洲的一些文化和宗教，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移民。通过虚构创作的方式，我们想展示巴西文化中的多元性、巴西不同种族身份之间的生活、意识形态、宗教等各个方面的不同性。”保罗·斯科特表示，“虚构给了我们更大的创作空间，让我们有更好的武器、更丰富的资源讲述不同故事——不仅是巴西的故事，也是南美的故事。”在这其中，奈拉·维达尔所关注的，是那些不为人知的声音：“巴西有很多女性文学、黑人文学，他们都是被忽视的声音，巴西文学如何回应这些以往被忽视的声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通过重构的方式讲述少数人群的故事，会使我们的现实主义更加丰盈，拥有更多内容和血肉，也有更多声音和空间去展示巴西社会的全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