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读罢刘春言的短篇小说《父子之间》和《红裙子》，让人有些惊讶，甚至有点不知所措，但最后是惊喜。

《父子之间》讲述、追问的是父子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确立与衍化、宿命与伦理等。作者不去探求这一关系产生的过程或成立的意义，而是旨在逼近关系的本质，从而发现关系的禀赋与属性。

在《父子之间》里，父亲秦明爱上了一个“被阳光塑造成的梦幻般的女子”，当他想把自己的手放上女子的肩头时，“那笑忽然僵住了，仿佛一扇尚未打开的门，已经永远关上了”。当他至今都不明白，“自己哪来的勇气吻了她时，那扇门却打开了”。

毫无疑问，那扇门里是得之不易，甚至有些受宠若惊的爱情和婚姻。然而，在生下儿子秦轻舟之后，那个曾经“被阳光塑造的梦幻般的女子”离开了人世。七年后的一个雨夜，从未见过母亲的秦轻舟病在床上，在孤苦中呼唤父亲，想喝一口水。乘醉归来的父亲，却把痛失爱人的悲痛与绝望归咎于儿子的出生——“今天，是你妈的忌日，你，你这个杀人凶手啊”……

面对父亲的谩骂，儿子“似乎明白过来，有些人生来便被人记恨。从那以后，他彻底忘记了哭”。

就在这个雨夜，特定的父子关系发生了变化。秦轻舟被他意识到的这变化了的父子关系渐渐改写，变得敏感、多疑、内向、怯惧。父亲却依旧满足于杂货铺小老板这个既定的角色，对儿子的变化视而不见，仍然把他当成一个必须好好读书、必须以好成绩来报尝自己的工具性的附属。

在这极其枯燥又十分压抑的关系中，儿子一天天长大，再也无法承受杂货铺的狭窄和同学老师无遮无拦的注视。终于，他拿走了别人还给父亲的三千块钱，决定离开，去寻找自己的远方。

儿子忽然离去，颠覆了杂货铺惯有的平衡，父亲秦明总算有机会去直视、去思考这一关系的本质与含义。

在近乎疯狂的寻找中，儿子随父亲回到了杂货铺，但有关父子关系的对立与挑战却并未结束。

完全可以感觉到，小说进行到这里时，作者自身的疑虑几乎呼之欲出。显然，儿子拿走的那三千块钱，是作者留给这篇小说的最后一个结。父亲渴望儿子主动说出那三千块钱，但儿子却只字不提。

我相信，如何使用这个结，作者有两个选择，一是以儿子的方式，给父亲一个满意的交代；二是使三千块钱继续成为悬念，让父子关系的不可定义继续下去。

老实说，读到这里，我不仅有强烈的刺痛感，更有些担心，如果选择前者，自然会给人以欣慰，但似乎又有那么一些难以言状的遗憾；如果是后者，父与子都会被挫败，暂时的妥协，可能会换来永远的猜疑。

最终，儿子又画了自己心里藏着的母亲之后，第一次画了一幅栩栩如生的父亲肖像，把三千块钱放在了画像边。当日，正是父亲的生日。

这其实是作者自己的妥协或退让吧?

这个结局，消解了小说的疑惑与冷峭，也停止了对父子关系的拷问与解构，但并不排除父子关系新的不平衡出现，但我还是由此松过一口气来。

一方面，儿子从在病中“不由自主地想起小老板熬的鸡汤”，到父亲把自己抱起走向医院醒后装睡“非常愿意随他东倒西歪，哪怕失去航向”，到重返校园后“他觉得，一切都不一样了。他好像突然找到了意义”，直至放学回家第一次“奇怪于自己的麻木”，感悟“难道人都会忽略习以为常的一切，直到自己在某个地方拐了弯”。一个不会哭的家伙，最后“心里一热，竟然哭了”。另一方面，虽然从前“他感觉儿子对他也有敌意，他们总是无法像别的父子一样亲密或者友善”，但他并没有明确意识到这一点。直到找到病中孤独无依的儿子，“他想起了儿子画的那些画，尘香的眼睛冷静而疑惑，似在审问，似在期待，期待自己回答”，他的心乱了，儿子是因为自己才独自离家。再想起自己早已化为一堆黄土的父亲，“他感到惧怕，感到惶恐，原来，做好一个父亲，竟如此不易!”詹姆斯·伍德说，“小说经常让我们能正式地洞察某个人人生的形态：我们能够看到许多虚构人生的起始与终结，它们的成长与犯下的错误，停滞与漂浮”。由上述父子关系的转换，我感受到了父与子双重成长的舒展和暖意。

《红裙子》则着眼于母女关系，通过种种设定与可能，去逼近这一关系的最后极限。

离家二十余年的女儿，因为母亲即将离世，终于踏上了回归的路。二十多年来，曾经芳华照人的母亲已经苍颜白发，奄奄一息；弟弟则下肢瘫痪，一直在轮椅上挣扎。

作者并不叙述二十年来的沧桑，也不触及单身母亲与残疾儿子的相依为命，以及必然经历的苦难与艰辛，而是借机回到母女之间一切关系的开始与衍变。

曾经，年幼的女儿与弟弟一起，因采食野菌中毒，被双双送进了医院。但因种种受限，只能救治其中一个，医生把这最艰难的选择交给了母亲。母亲哪里知道，看似昏迷不醒的两个儿女，意识却非常清醒，他们不露声色，屏声静气地等待自己在彼此间作出选择。

最终，被逼入绝境的母亲选择了儿子。

从此伊始，虽然觉得这一选择合情合理，但女儿与母亲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变化。

母亲是小有名气的舞蹈家，一场关系到前途命运的演出即将开始。与此同时，女儿也将在生日那天，参加校庆演出，想借用母亲那条十分惹眼的红裙子。这条红裙子，偏偏是母亲不可或缺的演出服；而母女的演出，又偏偏在同一个夜晚。一心要像母亲那样，出现在校庆晚会上的女儿，一大早起来，赶在母亲之前，偷走了那条宿命般的红裙子。结果，女儿出尽了风头，母亲却因为少了那条红裙子彻底演砸，断送了最后跳出小城的机会。

在母亲眼里，女儿是自己命定的厄运；在女儿看来，自己还不如那条红裙子。至此，母女关系雪上加霜。

在刘春言笔下，似乎没有误会，没有巧合，一切都是关系的演化与自然而然，这种自然与演化，即使不借助那些事件，同样会成立，同样会走到那一步。

这可能是人际之间的必然，或者源自人性本身的复杂。即使父子、母女，这种看似单纯的情感关系，也不可避免地被这种复杂的必然所笼罩。这引发我们审视为何亲人之间更容易相互伤害而不易察觉，还有文中所言“为何来自亲人的伤害，更让人难以释怀”。

母亲垂危之际，以自己的方式，让女儿并不直接地得知，弟弟的瘫痪，是因为自己的出走；当年选择救弟弟，是因为弟弟并非母亲所生。至此，母亲完成了对自身人格的完美塑造，也把照顾弟弟的责任和义务，成功而巧妙地转移到了女儿身上。

母亲明知女儿会在门外偷听，却不让弟弟告诉姐姐。这一彼此互知的方式，使母亲讲述的事实有了不确定性。

不确定，使《红裙子》的技术含量得以升华，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更是帮助作者彻底打开母女这一特定关系的钥匙。

与《父子之间》一样，《红裙子》几乎使作者面临相同的考验。作者没有让尖锐与对立无休止地持续下去，也不愿落入误会消除、阴云散尽的俗套，而是以女儿的妥协完成最后的叙事。女儿并没有对弟弟说，你放心，我不走了，“她只想把月光下的小院，当成自己最后的目的地”。

这种妥协，并非出于无奈，更不是女儿刻意作出的退让，而是为了成全母亲对女儿的预见，甚或说是对人性的洞见。

至此，母女之间关系的复杂，并未得到消解，更未得到简化，恰恰相反，这种复杂还在以另外的方式继续延伸。

但作者的妥协，却给了读者一份可贵的来之不易的温暖，使人不至于始终陷入疑惑的寒冷不能自拔。

最后谈一谈刘春言小说的文本质感。读这两篇小说，很容易让人想起两位颇具代表性的作家，一是索尔·贝娄，一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尤其后者。

如略萨一样，刘春言的小说，几乎刻意省略事件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转承关系，由此及彼，或者由上及下，一般不作铺叙，简单而直接，颇有空中落笔、自由往还的恣肆。这种结构方式，能使文本呈现意想不到的繁复感和简洁感，并达成既矛盾又统一的效果。其节奏变化之迅捷，往往令人目不暇接。

此外，刘春言既不反对叙事，又不拘于叙事，至少不承担完整叙事的任务，而是以既独立又相互联系的细节来完成构建；让故事服从于人，或者把人或人的情感活动置于叙述中心。

小说是最自由的文体，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依照自己的意愿架构作品的权利。流派与流派之间，并无优劣或者先进与落后之分，但熟练与生疏却往往不易掩盖。

我所惊讶的，恰恰是刘春言的驾轻就熟。无法相信，这两篇小说出自一个涉世不深的新手。可以预见，以刘春言的禀赋与天资，完全有可能在今后的探索中写出更加优质的作品。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