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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如何创作红色文学作品
来源:中国青年作家报 | 只恒文  2021年06月15日08:39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百年党史中,中国作家以笔为旗,塑造了大量革命英雄形象和社会主义“新人”,《创业史》《山乡巨变》《三里湾》,《红岩》《红日》《红旗谱》,《雷锋之歌》《县委书记的好榜样》《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些优秀文化作品树立的新中国的“当代英雄”形象,传颂着中国精神,给予一代代青年精神的滋养和激励。

“我们心中有阳光,我们脚下有力量。我们的未来将融汇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我们处在一个大有可为的时代…… ”这是2021高考作文题(全国甲卷)的内容,也清晰地阐释了“红色经典”的价值和意义所在。青年写作者在阅读“红色经典”和写作主题作品的过程中,如何向经典学习,向生活开掘,从而创作出文学性和思想性俱佳的好作品,本报记者为此采访了70后文学评论家鲁太光,来自著名革命老区江西省瑞金市的80后作家朝颜,“红军摇篮 将军故里”安徽省金寨县的90后作家禹茜茜。

深挖红色题材作品的核心价值:有情感、有信仰的故事

朝颜:我的少年阅读大部分集中于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父亲有过八年参军经历,家中红色藏书丰富,有长篇小说、戏剧,也有连环画,至今印象很深的有《红岩》《苦菜花》《林海雪原》《青春之歌》《欧阳海之歌》《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等。长大后,当我重温当年所阅读过的作品,并与自己的写作相对应,很自然地发现,所有文学作品的孕育和诞生,都离不开作家所身处的地域背景以及个人的经历与兴趣所在。

据我所知,目前我们所阅读到的红色题材文学作品主要有两种创作途径,一种是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另一种是作家前往革命老区深入生活与采访创作而成。我的家乡瑞金,迄今已有多位作家前来采访,创作出了多部红色题材文学作品。如王松的长篇小说《红》,毛眉的散文集《红都纪行》,梁衡的散文《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等。赣州的纪实文学作家卜谷一直跋涉在红色题材的路途中,从事着采访和记录在世老红军等抢救性的事业。瑞金作家白勺则以瑞金为背景写作了红色长篇小说《父与子的1934》。

这些作家和他们的写作,给予我们一种启示:一个有志于书写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作家,必须不断地开拓自己的写作路径,不断地发掘新的写作素材。

诚然,这是一项需要大量付出和投入的事业。当下的青年作家已经不可能再回到革命年代,去亲历那些或激情燃烧,或血泪俱下的岁月,唯有向时间,向历史深挖,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

鲁太光:我觉得青年作家要想创作优秀的红色题材文学作品,至少要解决三个层面上的问题。

首先是历史知识储备的问题。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今年已经100年了,青年作家要想在这个方面有所作为,就必须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好好学习、研究,解决知识障碍。值得补充的一点是,除了了解中国近代以来的整体历史进程外,对创作所涉及的革命老区的历史,即地方志资料,更要细致研究,因为“文学性”主要就蕴藏在这里边。

其次是感性材料储备的问题,即我们不仅要掌握历史知识,还要实地考察,要多走多看多想,把自己掌握的知识与自己考察时的见闻结合起来想,把历史与现实对照着思考,这样自己的认识会丰富、立体很多,一些灵感可能也会在这样的过程中迸发出来。

我自己去年考察长征,虽然也是走马观花,但收获却非常大,一路上感慨不已,感叹不已,真有“纸上得来终觉浅”之感。我们开着车,好吃好喝,一天也不过考察一两个点,可还是累得够呛,想想红军长征时,缺吃少穿的,却连续行军、战斗,闯出一条生路,感佩之情油然而生。

第三,信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现在一些红色题材作品之所以不感人,或者说,达不到“经典”的程度,是因为作家、艺术家只是把这个题材当作“故事”甚至“传奇”来讲,只在“技术”上处理这个问题,而非在情感、信仰层面上处理。可实际上,红色题材作品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这是一个情感的故事、信仰的故事,离开了这一点,无异于南辕北辙,效果可想而知。我觉得,只有解决了这三个层面上的问题后,艺术上的问题才是需要琢磨的真问题。

禹茜茜:在今年4月的党员活动日,我和同事们一起去了位于安徽金寨的大别山红色电影展览馆,其中就介绍了军旅战争故事片《风雪大别山》幕后花絮。1958年安徽电影制片厂成立,有了电影厂,总得拍电影,拍什么呢?制片厂找到鲁彦周和陈登科两位作家来定提纲,1958年的炎夏,鲁彦周就开始到金寨一带采访,跑了南溪、汤汇、丁埠等地,他背个小包,腰包里装着介绍信、粮票,到处跑,后来陈登科、菡子等作家也来到金寨采访创作。冬天时,电影文学剧本《风雪大别山》完成,在1960年第一期《安徽文学》发表,生动地写出了大别山区革命根据地林、郑两家革命者在艰难的革命斗争中生离死别、直到全国解放才得以相聚的悲欢离合的故事。

这个创作过程告诉我们,到红土地上亲身感受和采访,获得一手创作素材,只有置身其间,才能深刻领会红色精神,写好红色题材文学作品。在老区金寨,让我难忘的是2019年初春为创作关于金刚台妇女排的大别山红色作品,我们一行人爬到了海拔1584米的金刚台,感受妇女排躲入红军洞时被敌人围剿的经历。我们从清晨爬到晚上10点,异常崎岖难行的山路让有的人跌倒,有的人腿瘸着回来。难以想象的是,妇女排的战士们还要在如此艰苦险峻的环境中住山洞、吃树皮,嚼草根,穿密林,卧冰霜,坚持游击战,保卫红色根据地。在我爬到接近山顶时,由于海拔较高,山上的积雪还未完全融化,山坡又异常险峻,几乎是90度垂直的坡度,我在向上爬时,突然被雪滑得直接跪在山阶上,就是这一跪,思绪万千,百感交集,身后是女英烈为引开敌人牺牲跳崖的地方,身前是高高飘扬在大别山上的革命红旗,顿时创作的意念就迸发出来,脑海中坚定了一个信念,就是一定要传承革命先烈的大无畏精神,把作品写好。

用难以预料的故事表达重大主题思想:真诚的、人性的人物

朝颜:作为一个出生在革命老区,成长在这片红色土地上,也许还将终老于此的作家,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创作是我无法绕开的宿命。苏区时期,我的祖父辈多人投身革命,其中不乏牺牲者;在瑞金市区的周边,至今还保留着许多刻下红色历史的建筑:一苏大、二苏大、红井、长征第一山、长征第一桥、中革军委、大柏地战斗遗址……我时常在父辈的口中听到祖父辈的故事,也时常出入于瑞金的红色历史建筑之间,提笔写作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行为。

今年是建党100周年,我的红色题材散文集《赣地风流》入选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即将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有大篇幅书写苏区时期至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毛泽覃、杨厚珍等革命先辈的壮烈功绩,陈发姑、杨荣显等平民百姓为革命倾其所有的英勇事迹,一苏大、长征第一山、长征第一桥等革命旧址背后的感人故事。

印象特别深的是对杨厚珍的书写,她是唯一一个小脚走完长征路的女性,革命生涯极其坎坷复杂。巧的是,她与我家有着亲缘关系,我得以采访到她的儿子儿媳,我还去探访了她的旧居,获得许多鲜为人知的素材。同为女性,我被她一生的命运起伏深深打动,因此在写作时几乎一气呵成。我希望写出杨厚珍作为一个女人投身革命所经受的痛苦、牺牲和挣扎,以及不灭的希望。她首先是一个人,一个有真情实感、身体温度的女人,而不是被盲目拔高的刻板形象。这也是我对于文学创作的要求,我笔下的人物,必须是真诚的,人性的,具备个体特征的。

禹茜茜:2021年是我在金寨县工作的第五个年头。与朝颜老师天然的红色文化浸润不同,我是因为热爱文艺创作,从我的出生地皖东来到皖西,跨越半个安徽省来到革命老区金寨的,老区的红色文化于我而言是一种关键性际遇,在最需要提升创作层次,积淀创作底蕴的年纪,它像一股红潮冲击到我的创作生涯中来。我特别感恩这段缘分和机遇。从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到将军故里的革命老区,接触多样性的文化,多看世界,多体验生活,对于创作者来说非常重要。我的骨血里也流淌着红色基因,爷爷是曾跟随罗炳辉将军战斗的红军。

近年在老区,到访金寨县革命博物馆采访创作关于洪学智将军红色家书的文章《一代风范励后人》,刊于《中国青年作家报》整版,学习强国转载网络点击量逾十万。2021年4月,完成魔幻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石榴人》,入选安徽省六安市文艺精品创作扶持培育工程。小说的主人公是石榴树和人类结合的奇特的水果超人。主题为红色文物保护、建党百年、非遗文化、抗击疫情、乡村振兴等重大现实主题,并非用现实朴素的事件来表达,而是用魔幻、奇幻等激发读者想象力的情节,大开脑洞,用难以预料的故事表达重大主题思想。来到金寨之后,陆续采访了五十多人,形成一手素材,十万余字报告文学,成为小说创作的一种积淀。

红色题材文学作品如何常写常新:反映普通人的命运和追求

朝颜:文学创作总离不开为什么写、写什么、怎样写三个命题。我以为,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写作,其意义不仅仅在于铭记历史,还在于真实记录宏大背景下无数普通人的命运和追求。当然,其间还应有客观的反思以及对当下生活的映照。人们对红色题材文学作品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事实上,从广义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走过的光辉而艰巨的每一段历程,所有具有深刻教育意义和强烈鼓舞作用的事件和人物,都可以纳入其中。除了那些即将被掩埋的,消逝的题材,我们还应把目光投向当下的重大事件题材中去,方能做到常写常新。

无论写什么,无论体裁是小说、散文、诗歌、戏剧,还是报告文学,我认为首要的仍是作品的文学性。唯有文学的表现,方能呈现它高于生活的价值。文学即人学,文学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有生命的,有呼吸的,能引发读者共情的。当下的读者,已经具备了多元的判断价值,他们不再认可那种夸大的、失真的、单一的、扁平的英雄形象,他们需要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获得更加贴近现实的激励和示范。我们要进行的,是立足于时空意义框架上的文学创作。我们所塑造的形象,首先是个体的人,然后才是英雄,如此,方能直抵人心,释放启发当代社会的力量。

鲁太光:我觉得我们对“新”的理解应该拓展一下。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理念中,“新”往往被局限在“怎么写”的层面上讨论,实际上,“新”也是个题材问题。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实践,包括中国革命,始终是一种“先锋”叙事,在全球资本主义盛行的今天,依然如是。所以,提到红色题材文学作品,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先锋”意识,即我们面对的不只是一段“过去”的历史,一个需要回望的故事,而且还是一种未来叙事,是一种能够打开未来的叙事。有了这样的意识之后,我们在“怎么写”这个问题上,或许才会有新灵感、新意识。此外,就写作方法来说,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思考现实主义的意义和价值。客观地看,这些年来,现实主义的写作方法很是边缘,许多作家、艺术家认为现实主义是过时的艺术方法。

其实,没有过时的艺术方法,只有无能的艺术家。我觉得,对于红色题材作品来说,现实主义可能是一种合适的方法。只要我们能够尊重“细节真实”,把红色岁月的“典型环境”再现出来,塑造出这一“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们就能使历史意识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进而打动人、感染人。

禹茜茜:每个优秀的作家都有属于自身所擅长的风格,或正在形成风格,挑战自我,敢于尝新,或许能让作品焕发新的光彩,文学创作跟法律条规的制定应是相反的,同艺术相像,要时常不按常理出牌,以跳跃性思维,逆向思维去独树一帜。被记住,是很重要的事,法律法规我们因为熟悉,因为时常运用,而能够牢牢记住,而文学作品被记住,往往是一次性的,它不会灌输到你的脑中,成为一种知识,一种应试,它是用强大的思想感情冲击力,多维度被大脑接受和影响人生的,每个字都是一枚盛开鲜花的子弹,猝不及防击中你,穿透你的骨血,用清香裹挟你的气息,读了一遍,一生就念念不忘。

我个人觉得,红色题材文学作品,首先要将红色精神做深入的理解,提炼和酿造新的思想纯度,抱着推翻常理的观念去写作,勤于换血,多阅读红色书籍及多门类书籍,用脚步丈量文学的天地,去沉淀,去大胆突破。立住作品,就要在积淀的襁褓中,做好创作的准备工作,将作品思想性、教育性、启发性放在第一位,然后是发明新的创作方式方法,先创后作,出手即撼动一整片文学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