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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人:写作与我们
来源:文艺报 |   2021年06月18日08:57

同时代人,青年发声。日前,由北京老舍文学院、青年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同时代人:写作与我们’研讨会”在鲁迅文学院举行。青年写作者们有着创作的私密性和独创性,同时,也有着共通性。这种共通性,是我们选择“同时代人”这个话题的重要原因。

同时代的青年写作者们,注重和连接的不仅仅是相同,更是融通。面对个体经验,他们不作单纯的事实罗列,而是基于有生命的、处在变化之中的态度与解释模式,以精神上的投契和审美上的共融,构建丰富的写作空间,相互抵达与延展。乡村、城市、现代生活。系统的知识结构、开阔的世界视野,赋予青年写作者们更多发展和选择的可能。邓安庆的平和“捕捉”,陈楫宝的澎湃“在场”,汤成难的自我审视,梁宝星的趋势关注。从“什么”到“谁”,青年作家们面对世界的“追问”和“应答”,更具现代性和开放性。

同时代人敏锐地感知和把握时代,能够感知光中的暗影,更能看到暗夜中的光。他们理解生活的来路,面对这个世界进行“追问”和“应答”,同时,望向未来。

——张菁

 

卸下沉重负担的新乡土写作

邓安庆

1984 年生,湖北武穴人。已出版《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永隔一江水》等。

从个人的写作经历出发,我想谈谈我的一些创作感受。我写的很多作品都与乡村有关。乡村对我意味着什么?它是我的根,既是生活上的,也是文化上的。我老家在湖北武穴农村,上大学后,一直在城里读书和工作,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去,但我会频繁地写我家乡的那些人与事。

项静在《“新乡土”写作的新格局》一文中写道:“新的乡土写作者们大多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具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 在改革开放后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中成长,经历了初期‘进城’的困难,已经在精神上或者物质上嵌入城市,他们的城市生活时间甚至已经开始超过乡村生活的时间。作为一代脱离直接乡村劳作经验的写作者,乡村对于他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是乡愁还是文学理想的召唤,是自觉还是被迫,需要时间给出答案。他们的乡土写作已经开始呈现出朴实化的倾向,陆续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比如李娟、舒飞廉、沈书枝、邓安庆等作家的散文写作,回到乡村风俗礼仪、人伦风尚的呈现中,就像格非在《望春风》中所推崇的,记住那些鲜活有趣的生命和故事,在看似远离直接教益和宏大题旨的外形下,蕴藏着来自乡村内部的精神力量。”

很荣幸被项静“点名”。她认为我们这一代写作“卸载上几代乡土写作中超重的部分”,可谓是一语中的。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对乡村是有距离感的,心态上是轻盈的,没有太多负担;同样对城市,我们也是这个心态。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此。贾平凹曾经说他们这一代人“来自于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因为做过农民,所以对农村有非常具体实质的了解,写起来就有“干货”。而我们这一代其实并非如此,虽然生长在农村,但并没有参与农村生产的过程,正如项静提到的,我们大多只是“有短暂的乡村生活经验”,接下来就是去城市念书和工作。当我们回望农村时,更多的是一种情感上的眷顾,但并非熟悉到骨子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更接近于“书生”。贾平凹在他的长篇小说《带灯》里这样写道:“我这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的时候我披了牛皮。”这种与乡村紧密相连的情感,我们没有他们这一代人那么深厚。

但我们会以一种新的方式和态度去写乡村。对我自己来说,我想把自己变成人肉DV,用笔去记录村庄、家人、亲友。我对他们有我自小的情感,提起他们,我脑中翻腾着无数关于他们的细节,温暖的、沉痛的、好玩的、难过的,都历历在目;而在写他们的时候,我又希望我是相对客观的,只负责呈现细节,不因为我的个人情感而遮蔽了他们的个性。如果一直生活在老家,身处其中,当局者迷,大概不会察觉出有什么大的变化。人与事的细微变动,其实都需要时空的区隔,才会凸显出来。每次见到熟悉的人,都隔了一年时间,日复一日的生活累积到我看到他们的时刻,往往会呈现出新的特质来,而这会勾起我想写他们的欲望。

不一定非要写乡土,生活经验、人生阅历,会让我们做出自己的自然选择。哪怕是在写乡土,我在城市的生活经验提供了我不一样的视角,乡村与城市并存在我内心里,相互并不矛盾。我也没有那种“反映真实乡村”的使命感,只是写我想写的。我十分敬佩贾平凹、莫言这一代写乡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是一座高山,但也如贾平凹所说的:“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我们这一代,需要走不一样的路了。

 

写作,自我,物质生存

汤成难

小说散见《人民文学》《上海文学》《作家》等,获得第五届、第七届紫金山文学奖、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出版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抗战》《只有一只乳房的女人》《比邻而居》等。

我是个害怕在郑重场合发言的人,这和我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的结巴有关,我的母亲说我出生10个月时已能健步如飞,却在10岁都无法口齿清楚地说几个字。我的“讷于言”或许与生俱来。幸好我们今天谈论的是文学,这是一个让我感到严肃、轻松、又很真诚的话题。

我们谈论文学,谈论的其实是作者的思想,价值观,谈论的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有个西方作家,曾罗列出文学的主题,不超过15个,比如爱、寻找、冒险、重生、苦难、轮回、救赎、探索,等等,这几乎可以诠释人性的所有部分。当然,任何一个文学作品中所传递的信息都可能比这几个词要深入得多,我们需要从这一两个词出发,去找到作者对它的看法。完全新颖的主题或许缺少最重要的要素——共通性,所以我也不会尝试着去创作一个完全新颖甚至违背某种规律的主题,我们可以在永恒的主题范围内探索更多的因果,理智和秩序。

我的小说主题无外乎孤独、寻找、成长这三个。当我再认真思考,归纳,总结,发现它们又可以归纳为一个,那就是孤独。这是指广义的孤独,不是孤单,寂寞,不是人的瞬间情绪,而是一种广阔而深远的,仿佛与生俱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孤独。为什么自己对这个主题充满兴趣,甚至痴迷?这和我的性格、经历等等有关,几年前一位批评家的一句话,使我感触很深,他概括为“想做成自己想要的那样、却又做不成的人”。这些年,我一直是个职业作者,我常自问,是什么支撑着我做这件事,使我愿意为她付出时间和精力?一定不是物质,而是这件事我觉得有意思,这个意思就是——写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精神救赎。

我曾是建筑工程师,我们建筑里有个专业术语叫“水泥化”,是泛指使用水泥等建筑材料来硬化城市的现象,这种硬化设计的初衷是美好的。然而,带来的真实效果却值得我们深思。城市的热岛效应、粉尘治理的难度、水体水质的恶化、雨水资源流失、城市植被不健康、城市的噪音污染加剧等等。一位叫道格拉斯的科学家曾说,水泥是人类史上最坏的发明之一。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有一天,我去接孩子放学,看着川流不息的人们,突然十分难过,我坐在马路牙子上,心想这难道就是我们该有的生活吗?这就是所谓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的生活方式吗?每个人都像上足了发条的玩具一样永不停息,人类发明创造了无数机器,最终把自己也变成一个机器,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感到满足和快乐。

我曾一个人去过珠峰,在途经那些荒芜苍凉仿佛世界尽头的地方,常常会看见有一两间屋子,由石头垒成,屋子附近有几只羊、一个人,他们低着头仿佛要从地里刨出什么。这个景象常让我反观自己,我想,一个人需要的其实并不多,有食物吃,有衣服穿,有地方睡,足矣,可我们又在奔忙什么,我们想吃得更好,穿得更美,睡得更香,然而,这一切永无止境,我们被那个叫作“欲望”的词语追赶着,忘记那个最初的、朴素的理想。几千年来,人类是否进步?米兰·昆德拉在一部戏剧结尾写过,两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人问同伴:往哪儿走?同伴答:你往前走。问话的人说:哪是前?同伴答:这就是我们人类最古老的笑话,你往哪走,都是往前走。

我不知道人类应该拥有怎样的生存方式和状态才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无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应该并驾齐驱的轮子似乎出现了偏差,一个以加速度的方式在直线前进,另一个,却以缓慢的速度盘旋而上。我们并不比1000年前的人在思想、道德、文化方面更进步、更完整、更富足。

现代人自以为已经具有了能够彻底改变和完全摧毁自然的、决定整个星球命运的能力。而事实果真如此吗?作为一名写作者,人类对自然的态度,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陈楫宝

笔名阿宝,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老舍文学院年度奖学金获得者。出版长篇小说《对赌》《黑金时代》《纸金时代》等。

我是时代的受益者。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科技进化迭代加速的中国,尤其是近20年,给我们这些从小地方投奔大城市发展的“70后”,创造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机遇和荣耀。

我的财经小说三部曲《对赌》《黑金时代》《纸金时代》就是来自现实中国的礼物;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而言,这也是时代慷慨的馈赠。但是,硬币有两面,另一面则是自己投身时代大潮创业、投资以及轻信、自负、被强迫股权交易、人性之善恶时刻天人交战乃至一身伤痕——有得必有失,所幸有文学,让我在舔伤口的同时无意中酿造出了文学作品,磨难成就了另一种财富。我所钟爱的作家菲茨杰拉德曾经说过,“你学过的每一样东西,你遭受的每一次苦难,都会在你一生中的某个时候派上用场。”奥斯卡·王尔德也说过,“经验是许多人,给他们所犯的错误起的名字。”对此,我深以为然。

这个时代,素材原矿呈现源源不断的供应。就像比特币挖矿机,建在发电厂旁,日夜不停,耗电惊人,产出丰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而言,我们是幸运的。

那么,原矿是不是就一定是好矿?是否所有的素材都能进入文学?

有人说,现实永远比小说精彩。那么我们就会本能地追问:那还要作家干什么?

小说家要拥有超越现实的能力。

如果写不过现实,那只能说明想象力不够。

一个作家创作源泉来自于阅读、体验和想象力,其中最重要的是想象力。正如比大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心——所谓洞悉人心,就是好小说的精髓。

因此,不管现实中的故事再怎么精彩,那也只是一个新闻事件,或者说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而小说,自然是要探究冰山留在海平面以下的部分,否则人们只要看新闻或现实生活即可,何必看小说,而一个没有小说甚或没有文学的时代,又是多么的枯燥、寂寥和恐慌。

另一方面,我们所掌握的文学手法和形式会否在这个加速时代的生猛生活面前遭遇无处下手的困难?加密货币比特币像一头怪兽,横冲直撞,给我们熟悉的生活不断制造着持续的紧张、刺激和异质化的体验;又比如一枚小小的电子芯片就能容下几乎所有的个人现实——我想,这是一个值得持续讨论的学术话题。

我们时刻面临着巨变与剧变,巨大的变化与剧烈的变化,“变”是这个时代的又一个鲜明特征。比如北京城里前些天见到的一个大坑,不几天就变成建筑工地,机器轰鸣,再一转眼,一栋毛坯大楼就耸立在眼前,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熟悉新的风景,忘记这里曾经的模样。

“变”,是每一个作家所要面对的现实。就我个人而言,首先是身份的转变,从一个财经记者,转型为一个创业者和投资者,再转型成一个作家;其次是文本的变化,从写长篇畅销书扩展至中短篇小说的纯文学创作……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此宗即为“不变”,即坚守小说的基本规则和继续深耕熟悉的领域,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比如财经题材,这是一块有待所有人来挖掘的富矿。这个圈子,参与者们的一举手、一投足,他们的气息,他们的欲望,他们的精神困境,我是太熟悉了。

然后呢?

我们继续心存愿景,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够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经受得起未来人的检阅。我们的笔下,必然有狄更斯、菲茨杰拉德他们想象不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文字,因为,这个时代不属于他们,这个时代属于我们。我们理应雄心勃勃。

我们可以默默无言,但须目光远大。

 

我,机器人,以及世界

梁宝星

1993年生,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曾获得广东省有为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著有长篇小说《海边的西西弗》,现就职于花城出版社。

在我的写作当中,我始终关注和书写的都是三个方向:自我、科幻,以及城市。

我有一个叛逆的青少年时期,从初中到大学,一直是个我行我素的人。大学时候真正投入到写作当中,写作在一定程度上让我变得自律起来,我也因此变成了一个内心依旧叛逆,行为变得乖巧的人。写作者在文本中多多少少都会注入自我的影子,特别是像我这样向内挖掘的沉迷于第一人称叙事的写作者。我希望自己的文字始终带着锋芒,我觉得叛逆并不完全是贬义的,对写作者而言,叛逆是一种态度,叛逆意味着反问自己,质疑权威,意味着破坏与解构。

从一开始接触科幻小说,我就想对科幻小说进行破坏,也就是解构。我觉得现在的科幻小说越来越类似,跟悬疑小说必须安排一个人先死去一样,戴着枷锁跳舞,我想解开那个枷锁。有朋友问,不懂得物理学理论能不能写科幻?我觉得是可以的。一个聪明的写作者他是狡猾的,可以利用技巧避重就轻,科幻只是一件外套,外套下面依旧是有血有肉的文字。我不过是虚构了个机器人跟我进行对话,跟我发生故事,那个机器人也是一个自我。

过去的一两年走走非常努力地推荐她主导建设的人工智能小程序,那是一个关于人工智能解读文本的小程序,通过后台导入文章,人工智能在学习和积累的数据库里分析出文本当中人物出现的次数,人物之间的关系,他们所经历的事情,从而得出这些人物是怎样的形象;通过作者的用语习惯,哪个字、哪个形容词用得最多,分析出作者的语言特点,等等。我所在公司团队曾对走走的小程序做过分析,她在解构小说,我们就想研究一个小程序重构小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调查,收集了资料,咨询了技术公司,做了一番评估以后,觉得人工智能写故事是可以成立的。

人工智能解读、人工智能写诗、人工智能写小说不仅仅是对写作这件事造成了影响,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对人自身发起了挑战,当人的兴趣爱好变得可以复刻的时候,人的存在意义是什么?所幸目前人工智能对文本的解构和建构,只是建立在人为设定的遣词造句的前提下。真正的解构和建构应该是带有创造性的。

今年我发表了一部长篇小说《海边的西西弗》,关于核污染对世界的破坏,这是一部带有科幻元素的小说,是我对科幻小说进行破坏的一种尝试。当然,《海边的西西弗》依旧保留着科幻小说的预言性,小说写于2019到2020年,没想到小说发表不久,日本就把核污水投放到了大海当中,我不知道这是一种讽刺还是预言。

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既是科幻文学创作中时常面临的问题,也是城市文学写作中要思考的问题。近几年在文学界比较火的话题,除了悬疑小说、科幻小说之外,可能就是城市文学了。我在县城里长大,在城市里生活。在我眼中,乡土文学和城市文学其实没有太明显的界线,城市是放大了的乡村。只是乡土文学的那套语言已经不适用于我们的城市文学写作了,正如乡村盖房子用红砖黑瓦,到了城市就应该用钢筋水泥。城市文学的表达需要城市文学的语言。因此,无论是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或者是上面提及的科幻文学,作家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用自己的语言搭建一个自我的文学世界,也就是建构。未来的城市应该是什么样的?其实是一个建构的问题。

王尧老师提及的小说革命,引起了许多人的思考。当下的小说应当如何改变?我觉得小说革命需要对原来的小说生态进行破坏,破坏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至于建立怎样的小说世界暂且不去设想,在破坏的过程中,新的形态将会自觉出现,或者说,破坏本身就是一种建立。所以,理论是学者们总结归纳的,写作者首先应当进入到创作现场,成为破坏和建立的士卒,作家谈如何进行小说革命没有多大意义,作家应该先去进行小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