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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就在我身旁：苇岸日记》，苇岸著，冯秋子主编，2020年12月出版

随着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延展，当代文学研究的史料化现象也日渐引起学界关注。实际上，且不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崛起的作家如刘绍棠、张贤亮、从维熙等，即便是八十年代成名的一批重要作家，如路遥、史铁生、陈忠实等人也都已先后辞世。用史的方法对相关资料做系统的整理，用史的眼光对其人其文做全面的研究，时机已然成熟。

近两年，为了纪念已逝的散文家苇岸，广西师大出版社先后出版纪念文集《未曾消失的苇岸》、增订版《大地上的事情》；几个月前，《苇岸日记》在历经多年整理后也隆重推出，苇岸作品系列至此终竟全功。这其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三大卷、近八十万字的《苇岸日记》。它为我们提供了关于苇岸的大量原始资料，以及诸多研究线索和话题；对于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工作，可以说有增砖添瓦之功。

日记本就是一种特殊的文体，而苇岸日记，置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都显得较为独特。一般作家的日记侧重记事，像苇岸这样，几乎把日记当作作品来经营的作家非常少见。苇岸日记，兼具高度的文学性与重要的史料价值。为使话题更集中，我们暂不讨论它的文学性；不妨选取几例，从史料学角度略谈《苇岸日记》的意义。

2017年，我曾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苇岸的一份翻译手稿》一文，对苇岸的译文《索尔仁尼琴自传》进行考证。这次翻阅《苇岸日记》，果然发现其中有不少相关记载。这些记载提供了大量关键信息和细节，让我们对翻译的来龙去脉有了更清晰的了解。1986年1月31日，苇岸记道：“孙祖逊有一本英文版的书，他说是北大丹麦的一个留学生两年前送给他的，书名是SOLZHENITSYNADOCU⁃MENTARYRECORD，可译为《索尔仁尼琴自传》，内容是资料编汇的，包括他的自传、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词、记者访问录等文章。我们谈起将它译出的设想。”最后又提到：“我们决定先合译他的自传。原文复印出了五份。”这里明确交待了翻译的具体缘起，让人一目了然。2月6日，一位朋友来访时问苇岸在忙什么，他便拿起这篇原文复印件，说在译东西。两天后，苇岸记道：“将《索尔仁尼琴自传》生词查出，初步了解了它的内容，要译它有一定的难度。”2月24日，学校开学第一天，苇岸便“找小孙问《索尔仁尼琴自传》译文事”，因为他“喜欢做一件事就尽可能快结束它”。第二天，孙祖逊的译文拿来了，但苇岸不放心，“继续查单词，将全文自译一遍”。2月28日，苇岸继续写道：“译文初译完成，和小孙一起按原文逐句核实校对，我按原文上下文之意纠正了小孙译文的几处不妥的句子。”3月2日，苇岸用了整整一个上午将译文誊清，但表示“还要进一步斟酌词句、句法”。两天后，苇岸即把译稿分别投给了《外国文艺》和《文化译丛》两家刊物，“这时感觉总算完成了一件事”。然而，3月23日，《文化译丛》退回译文；3月25日，《外国文艺》也退了稿，并附简要的退稿信。苇岸在25日的日记中表示，一共投出五稿，已退回两稿，还有三稿。“希望不大，主要在于国内对索尔仁尼琴介绍甚少，自有一些原因。”

这便是《苇岸日记》中涉及译稿缘起、过程及结果的所有记载。新的原始材料的披露，既证实了我的部分推断和结论，更使一些悬而未决的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索尔仁尼琴自传》，确如我当年猜想的那样，在苇岸生前未曾发表过。3月25日以后的日记中不再提及这篇译稿，显然其他三稿也并未带给苇岸意外的惊喜。可提供有力佐证的是，《苇岸日记》附录了部分苇岸致友人的书信，其中一封再次提及这篇译文。1996年5月27日，苇岸给林贤治写信，谈及译稿：“《索尔仁尼琴自传》是我看到六期（《散文与人》）上的阿赫玛托娃自传才想起的。我只精心译过两篇东西，一篇是关于威尔士一位诗人的访谈录，曾刊《中国青年报》，另一篇即这个自传，由于它的内容，一直放在手里。由于你偏爱（我也是）俄罗斯文学，又需译稿，故我找出寄给了你。但你千万不要碍于情面，一切依《散文与人》的需要而定。”这就证明了，自1986年苇岸译出小传后，译文始终未能发表。而十年后苇岸依旧记挂着译稿，可见他对这次翻译行为的看重，以及对索尔仁尼琴的推崇。

那么，《散文与人》最终是否接受了这篇译文？从我再次搜检资料的结果来看，译文应该还是未能发表。更可佐证的是，林贤治1999年为苇岸遗作《太阳升起以后》作序，讲到二人交往时未提及这篇译文；去年10月出版的增订版《大地上的事情》，终于收录了这篇译文——但并未注明曾经发表，且在附录的苇岸年表中也未提及发表信息。与此形成对照，年表中明确注明，苇岸的另一篇译文《英国当代诗人》于1991年9月8日发表于《中国青年报》。显然，这篇译文一直未能发表，直到这次收入增订版《大地上的事情》，才算真正面世。

笔者当年无法确定苇岸翻译这篇小传的时间，只能根据有限的线索，推断可能是1993年，最迟不晚于1994年，而《苇岸日记》则直接解决了这一问题。苇岸是1986年2月着手翻译，于月底完成；3月初誊清，并将译稿投出。值得注意的是，增订版《大地上的事情》收入的苇岸两篇译文，文末皆标注“一九九一年二月”修改过。也即是说，《英国当代诗人》译于1984年，《索尔仁尼琴自传》译于1986年，而时隔多年，苇岸于1991年再次修改译文。前者于当年顺利发表，后者则始终未能见刊。数年后仍念念不忘、修改完善，这一细节足以见出苇岸一向的认真严谨与对外国文学译介的重视。我当初收藏的《索尔仁尼琴自传》手稿复印件，应是苇岸所说“三稿”中的一份，即1986年的译文版本；而增订版《大地上的事情》所收小传，则是据苇岸遗稿整理的1991年修订的版本。我对两个版本进行了粗略比对，发现通篇语言表述上都有较大改动，而非个别字词的微调。由此更足以窥斑见豹——苇岸对待任何事情都像对待写作一样，有着精益求精、不断打磨的工匠精神。

由日记可知，苇岸依据的原书是Solzhenitsyn：A Documentary Record（《苇岸日记》整理有误，A与D连在了一起，且第二个T误作I）。经检索，我再次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上意外地查到相关信息。网站上列有已译成英文的索尔仁尼琴著作书目，其中即有此书，并注明“ed.andwithanin⁃

troductionbyLeopoldLabedz.–Lon⁃don,1970”。可见这本书是由利奥波德·拉贝兹编辑并作序，1970年出版于伦敦。我找到了原书，确认网站信息无误，并获知此书系企鹅出版社出版，而利奥波德·拉贝兹则是英国的苏联研究专家。此后，这本书还多次再版和重印。笔者当年推测，苇岸依据的原书所收索翁小传，可能源自1993年出版的《诺贝尔演讲（文学1968—1980）》，苇岸大概是当年或次年着手翻译此文。现在来看，当然是猜错了。事实是，索尔仁尼琴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当年利奥波德·拉贝兹和相关人士就闻风而动，出版了Solzhenitsyn：ADocumentaryRecord一书，后又多次印行。1984年左右，北大的一位丹麦留学生购得此书，并赠予苇岸的同事孙祖逊。1986年初，孙向苇岸谈及此书，二人遂有了合译索翁小传的设想。

既然是合译，为何在翻译手稿复印件上，二人的名字最终被删去，署名改为苇岸自己的本名？《苇岸日记》回答了我当年的这一困惑。从日记中可以看到，苇岸对“小孙”的译文并不放心，又自译一遍，并且纠正了“小孙”译文的不妥之处；即便誊清后，还表示要继续斟酌词句、句法。显然，终稿中已很少有“小孙”的译笔，相当于苇岸自己重译一遍，因而最终在手稿复印件上更改了署名。

《苇岸日记》披露的材料，还可以与日记外的其他史料形成明显的互证和互补。2009年版《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曾收入部分苇岸致友人信，《苇岸日记》进行了较大增补，以附录形式收入更多的苇岸书信。然而此前我曾在网上发现一封苇岸佚信，仍是这两书所未收的。现照录如下：

鲁煤老师：

您好！

因在北戴河相机内胶片未照完，最近才冲洗出来，迟寄为歉。

在北戴河，我和单衣听您谈话很愉快，也很受教益，适当的时候我们将会去看您。

暑期大体过了，您的身体好吧，请您和您老伴多保重身体。

晚辈苇岸敬上

97.8.22

这封信写于1997年8月22日，收信人是鲁煤。鲁煤（1923—2014），原名王夫如，河北望都人，七月派著名诗人、剧作家，著有诗集《扑火者》、话剧《红旗歌》等。

这封信所谈内容较简，不易查考其具体背景，而借助《苇岸日记》，则可弄清个中原委。1997年6月23日，苇岸记道：“上午北京作协王庆泉打来电话，说中国作协在北戴河有个创作之家，每年给北京作协几个名额到那儿休养，这批时间是七月四日至十日，凡中国作协会员都有资格。他问我能否去，我说晚上给他答复（我的课已考完，又正好完成一篇文章，故我决定去）。”3日清晨，苇岸坐火车赴北戴河。本可携带家属，因妻子上班，苇岸邀请好友郑单衣同去。据此可知，度假期间，苇岸、郑单衣与鲁煤结识并交谈甚密。鲁煤是老诗人，写诗出身的苇岸与其自然有不少共同话题。苇岸出行携带了相机，他们遂合影留念。八月苇岸给鲁煤写信，正是为了寄赠合影。度假期间苇岸未写日记（仅简记3日出发、入住事），我们对其活动一无所知，而这封信恰对日记的空白点有所填补。此后的1998年1月26日，苇岸还在日记中记道：“今天给鲁煤打了拜年电话。”如果没有这封信，只读日记，我们也不明白他为何有此举动。显然，这正是北戴河建立的忘年之谊的一种延续。

此外，《苇岸日记》中保留了苇岸不少散文作品的雏形。比如《现代的孩子》，1987年1月11日的日记中即有此文的草稿，《大地上的事情》诸多片段的草稿，也不难从中寻踪。创作计划以及作品被编辑修改的情况，日记中也多有描述。一些作品的原貌及版本变迁情况由此得到揭示，使得更深入的版本学研究成为可能。日记中还记录了苇岸读过的大量书刊，从他对很多古今中外作家的评价中可以更清晰地窥见其创作所受的广泛影响。苇岸日记内容驳杂，广涉个人生活、旅途见闻、朋友交游等方面，也有助于我们更贴切地理解他的经历和思想。总之，《苇岸日记》为学界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和线索，也生发了更多的研究课题和空间，值得高度重视。

重视中国当代文学史料、进行及时发掘和系统整理，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当代文学看似行之未远，其实很多资料已不易保存和查找。冯秋子在增订版《大地上的事情》的编后记中即谈到，1994年，苇岸曾为学校所办的教研刊物撰写了一篇文章《哲学与寓言》，但她始终未能找到该刊，希望知情者提供线索。实际上，这并非个例。一位当代著名作家的处女作早年曾发表于某内部刊物，笔者在查找该刊时，同样遍寻无着。后辗转联系到该刊物的创办人之一，但创办者表示因年岁久远，刊物自己手头亦无存。由此可见，部分当代文学史料的珍稀程度和搜寻难度，甚至不亚于一些现代文学史料。在当代文学史料整理方面，几个月前出版的《苇岸日记》树立了典范，为相关的史料研究、文学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希望当代作家的家属、朋友、亲历者和研究者都能重视起来，携手致力于此，共创当代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