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5年，反映萧红人生命运的电影《黄金时代》热映，作为萧红生命中的最后伴侣，现代作家端木蕻良再次走进了人们视野。然而，这并不是端木蕻良首次引起国人关注，他上一次的“出名”应该是在近40年前。那时，沉寂的文坛春光乍现，劫后余生的老作家便以一部长篇人物传记小说《曹雪芹》轰动读书界。记得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天津书讯》的三名记者，去北京采访过他，时间是在1982年的年底。

偌大的京城，著名老作家甚多，即使是在文坛化冰时节，我们拿到已复出的在京著名老作家地址也在30家以上，当时采访为何选了端木这个在“十七年”甚至新时期前几年都不甚“著名”的作家，如今想来，应该和《曹雪芹》在当时的轰动有关。或许老作家在沉寂了近20年后渴望和外界交流；或许《曹雪芹》引发反响后我们是最先到来的采访者之一；也或许是天津这个地缘背景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反正那天端木老非常高兴，话也特别多。

他首先告诉我们，他对天津很有感情，1928年16岁的他走出老家辽宁昌图，出关第一站便落脚天津。此后的三年，他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创办新人社，发表《力的文学宣言》，直至组织抗日救国团被学校除名，方才离开天津入读北平清华大学历史系并加入北方“左联”，从而在鲁迅先生的影响下开始文学创作。他还说，他夫人钟耀群当年也曾在天津上学并从事演艺活动。

那天我们聊创作，聊鲁迅，聊“文革”，聊戏曲，当然也聊《红楼梦》与《曹雪芹》，但他惟独没聊东北作家群和萧红，况且我们当时也不知道他和萧红的关系。许多年后，当我开始关注现代文学史上作家成就的重新排列组合时，我才发现，在1980年代初，萧红还是个文学史中“不入流”的作家，对她的研究属于禁区。面对当时的环境与语境，端木老不聊萧红也是在情理之中。但包括端木老本人在内，大家都没想到，仅仅过了几年，萧红这位现代文学史上特立独行的女作家，便成了海内外文坛论说的热点。

就在这次拜访结束时，我们提出请端木老为即将到来的1983年写几句话，端木老爽快地答应了。几天后，我们就接到了端木老寄来的“新春寄语”，现摘抄于下：

我国有一条格言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今天，恰好是一九八三年的第一个早晨，那么，在这个时候，写几句“新春致语”，岂不是顶合适的吗？说是致语，其实，是对我自己说的，或者说是铭语，也许还更确切呢！恰巧，我案上有一本《歌德谈话录》，是歌德在一八二六年一月，和人谈过的一段话，就让我把这段话，转录下来，奉献在读者之前吧！歌德说：“一个人如果想学唱歌，他的自然音域以内的一切对他是容易的，至于他的音域以外的那些音，起初对他却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既想成为一个歌手，他就必须克服那些困难的音，因为他必须能够驾驭它们。就诗人来说，也是如此。要是他只能表达他自己的那一点主观情绪，他还算不上什么；但是一旦能掌握住世界而且能把它表达出来，他就是一个诗人了。此后他就有写不尽的材料，而且能写出经常是新鲜的东西，至于主观诗人，却很快就把他的内心生活的那一点材料写完，而且，终于陷入习套作风了。”作为一个学习写作的人，歌德这些话，对我来说，应该是一副防止“陷入习套”的最好的告诫，是应该遵守和发扬的。

读着这些话，我感到，早年以长篇小说《科尔沁旗的草原》中那东北作家群所特有的粗犷与豪放而成名的端木老，在写过《大地的海》《大江》等强劲“东北风”的长篇后，如今能写出具有浓郁京华风貌和江南水色且哀婉细腻的《曹雪芹》，不正是他在创作上防止“陷入习套”的努力吗！同时，这也是一位70岁老人在努力“克服那些困难的音”和“主观情绪”后的一次成功尝试！

端木老的这些话，刊发在小报1983年2月15日头版“新春寄语”栏内。值得一记的是，当小报创刊三周年时，端木老又在小报1985年11月15日的头版上留下了“精神文明的信使”的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