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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时进:​与我们“同时代”的唐代诗人
来源:《名作欣赏》 | ​罗时进  2021年07月06日07:32
关键词:唐诗 古典文学

唐代诗人进入历史后,就成为一种永恒的存在。两千多位唐代诗人,至今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们在曾经生活的时代创造的“唐音”,千年之后仍与我们的心灵相通,仿佛是我们自身情感的抒发。那些不朽的作品,构成了我们同感共情的故土家园,可思忆、尚友、明理、知世,其存在,给予我们不竭的精神滋养和庇护。诚然,唐代诗人并没有将“好诗”做尽,赵翼说“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其二》),康有为称“意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与菽园论诗》),就诗歌艺术创新而言不无道理,但在文学社会学意义上,唐诗的天地世界已足够广大,而在民族精神史层面上,唐诗表现出更为深广的内涵。这方面值得讨论的问题很多,本文仅从家国情怀书写、社会现实感发、日常生活表现三个角度略做叙述。

家国情怀 忧患意识

家国情怀是中国古代诗歌不老的主题,是中华文脉中最基本的构成,也是其中最强劲的部分。先秦以来诗歌中家国情怀的表现,是沿着《诗经》和《楚辞》两条脉络发展的。明代薛暄在《传说汇纂》中说《诗·大雅·思齐》“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备焉”,而《周颂》表达家国一体、江山永固的愿望,为后代遗存范型。《离骚》以悲剧性的心理冲突铸成屈原的生命挽歌,充溢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塑造出伤时忧国的不朽经典。唐代诗人在作品中延续、弘广了这一文脉。

今人论唐人之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往往将初唐部分略过,直抵杜甫。客观来说,以杜甫为圭臬固然不错,但杜甫之前百年唐诗史上已有丰富的相关内容的写作,也不应忽视。初唐抒发家国情、忧患感的诗歌,远宗《雅》《颂》,近法曹、刘,而郊庙歌词似乎与《周颂》诸篇最为接近了。郊庙歌词是朝廷重大礼仪活动所用乐章,虽为典诰大语,艺术上缺少突出建树,但细绎部分作品,仍可体味某种家国情怀与忧患意识,如《祀圜丘乐章·凯安》:“昔在炎运终,中华乱无象。酆郊赤乌见,邙山黑云上。大赉下周车,禁暴开殷网。幽明同叶赞,鼎祚齐天壤。”全诗写殷周至汉代由乱而治的历史,寄予幽明叶赞、国运昌盛的祈愿,这样的作品颇能为唐诗赢得一份礼赞。

唐代及五代十国帝王能诗者多,最可称者为太宗、玄宗、德宗和南唐后主,其中唐太宗的作品最具忧患感和道义性。就完整篇章来说,《饮马长城窟行》《经破薛举战地》《过旧宅(其一)》《赐萧瑀》等都无愧唐诗名篇,其中佳句迭现,为初唐诗坛增添了极大光彩。“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帝京篇其十》);“循躬思励己,抚俗愧时康”(《执契静三编》);“庶几保贞固,虚己厉求贤”(《春日玄武门宴群臣》);“念劳愧逸己,居旷返劳神”(《登三台言志》);“所为除民瘼,非是悦林丛”(《出猎》);“禽荒非所乐,抚辔更招忧”(《冬狩》);“纵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赋尚书》)……太宗书写之主旨在于立德修身,与《帝范篇》合读可知,这种立德修身乃建立在“弱冠之念,怀慷慨之志,思静大难,以济苍生”的思想基础上,而历史提供了太多覆亡鼎革的教训,“继宝箓之隆基”后能不“战战兢兢,若临深而御朽”?

初唐开国朝臣之诗,文学史家首推魏征《述怀》,而《述怀》所激发的慷慨报国之情,是一代人的感怀,它属于一个群体,甚至整个社会。虞世南“涂山烽候惊,弭节度龙城”(《从军行》);“誓将绝沙漠,悠然去玉门。轻赍不遑舍,惊策骛戎轩”(《出塞》);“轻生殉知己,非是为身谋”(《结客少年场行》)等诗句与杨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这种发自社会底层的声音是同一种基调,其轻生为国的主旋律是时代之声。需要特别提出的倒是虞世南《赋得慎罚》这样的作品:

帝图光往册,上德表鸿名。道冠二仪始,风高三代英。乐和知化洽,讼息表刑清。罚轻犹在念,勿喜尚留情。明慎全无枉,哀矜在好生。五疵过亦察,二辟理弥精。幪巾示廉耻,嘉石务详平。每削繁苛性,常深恻隐诚。政宽思济猛,疑罪必从轻。于张惩不滥,陈郭宪无倾。刑措谅斯在,欢然仰颂声。

法制的公正是社会公平的保证,重罚固然可以作为手段,但苛政往往导致民生惨凌,社会失序,故为政者深知“乐和知化洽,讼息表刑清”。诗中提倡的“每削繁苛性,常深恻隐诚。政宽思济猛,疑罪必从轻”的治理观念,是传统文化“明德慎罚”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无疑具有那个时代极为可贵的高度理性。

无论从诗歌艺术上还是精神价值上来说,杜甫都达到了文学史的最高度。当我们仰望李白而觉得天纵奇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时候,杜甫却一直站在我们身边,与每一个时代的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同在。杜甫的诗是用来诠释历史和人生的,它承担了人间的苦难,做出了对苦难之所以为苦难的反思,同时提供了理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历代诗家重视,便是看到其中忧患的人生和高贵的理想:

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丈人试静听,贱子请具陈。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自谓颇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此意竟萧条,行歌非隐沦。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杜甫的悲辛具有普遍性,但“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却兼具了盛唐气象和个人气度。诗末“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的高歌让历代读者能感受其激于苦难而奋起的热情。这样的诗歌作品当与动乱年代的《月夜》《春望》《羌村三首》《北征》《哀王孙》《悲陈陶》《悲青阪》《洗兵马》以及“三吏”“三别”诗同读,方能够体会诗人之忧患意识如何融于家国一体的情怀之中。动乱行将结束时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和晚年所作《登高》,前者激动而感奋,后者沉郁而磊落,皆非一人之私的情感抒发,喜与悲俱与大地上的所有生灵相连,与国家的命运相通。杜甫诗号为“诗史”,这是一个充满悲剧性的诗史(尽管内涵了不少喜剧段落),其悲剧具有的崇高感为唐诗争得了无上光荣。

唐代自安史之乱结束后,人们始终面对着一统山河被分裂的可能,有思想、有情怀的诗人之忧患意识亦即在此。中晚唐诗歌从题材方面说,怀古诗、咏史诗代替了初盛唐的边塞诗成为抒发家国情怀的重要载体,而内容上反对藩镇割据的作品占有突出的地位,“未收天子河湟地,不拟回头望故乡”(令狐楚:《少年行》)是近一个世纪的主旋律。试看李商隐的《韩碑》,全诗很长,兹节录部分内容:

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誓将上雪列圣耻,坐法宫中朝四夷。淮西有贼五十载,封狼生貙貙生罴。不据山河据平地,长戈利矛日可麾。帝得圣相相曰度,贼斫不死神扶持。腰悬相印作都统,阴风惨淡天王旗。愬武古通作牙爪,仪曹外郎载笔随。行军司马智且勇,十四万众犹虎貔。入蔡缚贼献太庙,功无与让恩不訾。

韩愈《平淮西碑》与段(文昌)碑之争,是宪宗时代的公案,李商隐充分肯定韩碑的观点,其推奖裴度平叛淮西藩镇之功,实与藩镇叛逆“盗杀宰相武元衡,又击伤裴度,伤其首”(《通鉴》元和十年六月条)的重大事件有关,对韩愈《平淮西碑》的激赏可见感时忧国的拳拳之心。清人称道李商隐这首七古“意则正正堂堂,辞则鹰扬凤翙”(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是允当的。好的诗歌首先是立意与情怀之正大,然后是结撰与修辞之精美,即所谓“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性情”(《文心雕龙·体性》)。

社会现实 生命体验

现实的世界不断发生着悲欢离合的故事,唐代诗人既是故事中的主人,也是故事的创作者。他们用诗歌写下的生命经历和体验、观察和思考,有“事”在,有“情”在。唐诗的叙事和抒情,有时可以截然区分,而绝大部分是熔铸胶合的,这种熔铸胶合固然与写作技巧有关,更重要的是缘于诗人与社会现实的体验、感发关系。

唐诗中有大量表现孤独感的作品。人类是否生来就具有孤独性,这是一个问题,而无论如何,在唐代诗人的孤独感中我们往往可以追寻到社会现实的因素;可知唐诗对孤独的表现,避离现实乃其外形,思考历史、自然、社会、人生为其内涵。王绩的《野望》是一首人们熟悉的作品: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王绩由隋入唐,以秘书省正字待诏门下省,不久辞官,后出为太乐丞,旋又告归。这首诗当是晚年归隐家乡东皋(在今山西河津)时所作。经历了鼎革巨变,诗人对社会和人生有特殊的体验、感悟,诗中并没有抒写久在樊笼、复返自然的自在心态,而是描写四望无际、徙倚无依的孤独与寂寥。“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表现隔离于社会、归隐终老之愿,静谧黯淡的色调映照出的孤独者形象,有几分抑塞,几分兀傲,几分洒脱。王绩此诗可以与晚唐刘沧的《晚秋野望》并读:“秋尽郊原情自哀,菊花寂寞晚仍开。高风疏叶带霜落,一雁寒声背水来。荒垒几年经战后,故山终日望书回。归途休问从前事,独唱劳歌醉数杯。”这是典型的晚唐人的孤独感抒发,几年战乱,家信杳然,菊花晚开,劳歌独唱。作者用独酌忘怀来安慰孤寂,而孤寂愈深,其诗悲凉忧郁的美感也更加触人情怀。

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柳宗元的《江雪》表明唐人能够将孤独意识表现得多么伟大而崇高,历史的深邃、江山的寥廓、宇宙的无穷与诗人的“独在”相比照,孤独感具有了哲学的意义、美学的价值。李白更堪称以真情表现孤独感的圣手。《静夜思》《春思》《把酒问月》将独在时的思念兴寄于明月、春风,本应忧郁的心境向自然界敞开,色调变得明亮。“独在”似乎从现实抽离出来了,其实不然。李白诗可以系年的不在少数,作品的本事往往可考。而涵括具体事境意象进行孤独感抒发,其意境更别开生面。“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峨眉山月歌》);“金陵夜寂凉风发,独上高楼望吴越”(《金陵城西楼月下吟》),天地的静谧映照着诗人的孤寂,一经炉锤,便成太白佳境。

唐代诗人有大量直面现实的作品,即事抒情,淋漓尽致。在初唐诗坛,骆宾王的创作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在初唐四杰中殿后的这位诗人,其实际成就也许可以压倒唐代初期太多的诗人。以骆宾王为基点,到达盛唐诗坛的道路已经很近。对骆宾王的低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实在不能通透地了解他平生遭遇的各种事件,甚至至今仍无法知其所终。幸而“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在狱咏蝉》)这首诗,借助自序和相关史料(〔清〕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知其乃因上书议事触忤武后而“遭时徽纆”,缘此诗人以蝉譬喻自清的杰作进入了唐诗的深度记忆层。如果与他的《畴昔篇》《幽絷书情通简知己》《秋蝉》《于易水送人》通读,可知骆宾王是如何的“英侠豪荡”,又是如何的“老不晓事”。他的为人及其诗歌,都有一种肇自血气的个性,有一种天才般的自负和纯真,这造成其不幸的命运,却照亮了初唐向盛唐的过渡期。

中晚唐诗坛上具有肇自血气个性的诗人不在少数,刘禹锡、杜牧是足可推举者。相比较而言,杜牧更为自负。他以“天外凤凰谁得髓”(《读韩杜集》)的姿态俯瞰诗坛,不但对元白施以白眼,对实可与之并驾的李商隐更等闲视之。杜牧具有超越同时代人的丰富的史学知识,且一生有相当长的“僻佐小郡”的经历,故诗歌创作的根深深扎在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中。其最具有思想力量的是以对历史深刻体悟写作的怀古、咏史(包括唐代历史)之作,《赤壁》《泊秦淮》《金谷园》《过华清宫》《河湟》等,无不渗透着对社会走向和历史命运的深度思考。刘禹锡是一位具有抱负的哲学家,也是政治改革的实践者。受改革失败坐累后,真率与执着的心性使之愈挫弥坚,两首“玄都观”诗可以成为其人格形象的确证: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百亩田中半是苔,桃花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再游玄都观》)

永贞革新失败后,诗人被贬谪连州,再贬朗州司马,元和十年召还,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对当政者做尖锐讽刺,风骨凛然。此后再次被贬,十四年后方得回京任主客郎中。此番重游玄都观,不是感慨,而是感愤;没有妥协,只有坚持。这是一个基于真实经历的故事,其感动人心处在于,政治变革理想破灭后伟大灵魂的不屈不挠,压抑已久后血性真情的磅礴喷发。刘禹锡的好诗很多,这两首诗在艺术上难称最佳,但有此两首诗流传,诗人已具有了永存的精神价值。

唐人诗题不少直接标明“即事”,其实从本质上说,诗歌往往都是即于“事”而发乎“情”,没有对社会现实的亲历体验,情则无源无根。“澹澹长江水,悠悠远客情。落花相与恨,到地一无声”(韦承庆:《南行别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李白:《送友人》);“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这些固然可以从字面理解,但优秀的作品,都是因现实生活感发复经艺术想象世界精心构造而成,故对作品产生的现实背景了解越深,越能体会到诗人真性情之缘起,体会到诗美之所在。

日常生活 人情物性

日常生活是唐诗表现的主要内容。何谓日常生活?日常生活是天然成为人的自我世界内容的重复性生活,即“生活的平均状态”。唐代历史上,文人介入了很多事件,更受到诸多重大事件的影响,如初唐人经历的隋唐易代,盛唐人遭逢的安史之乱,中唐人参与的平藩安邦,晚唐人面对的党争和内乱。关于这些事件的诗歌创作,不妨看作文学上的“大叙事”,这些大叙事成为唐代文学史、诗歌史的坐标,划分出文脉演进的阶段性。但,诗人本质上是一个社会的自然人,有自然人的日用之道、日常生活。面对事件,他们以“大叙事”的态度和笔法创作作品;回归生活的平均状态后,他们更多的是记录和抒发日常的状况和体悟。这类写作,不妨看作文学的“小叙事”。尽管“生活的平均状态”有时并不那么“平均”,“大叙事”与“小叙事”在某种情况下也难以绝对区分,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日常生活书写与事件性书写大致区分开来。

一般来说,读书写作、山中静居、送往迎来、过门访客、莳花植木、灌水锄田、渔猎放犊、采莲洗茧、烹茶煎药、饮食酌酒、登高闲步、疗病养疴、庆生悼亡以及与应时节俗有关的活动等,皆可以看作日常生活内容,唐代诗人在这片天地中创作了很多传诵千古的佳构。试读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和司空曙的《田家》:

故人具鸡黎,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田家喜雨足,邻老相招携。泉溢沟塍坏,麦高桑柘低。呼儿催放犊,宿客待烹鸡。搔首蓬门下,如将轩冕齐。

这两首诗的共同特点是,诗人将视点回归到社会的底层,落眼于生活的最基本层面,字里行间洋溢着乡村田家的气息。语言朴素到极致,生动表现出主客、邻里间的亲近相惬,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淳朴交往,是乡村自然环境中形成的风尚。在这里,社会隔离消失了,故人似亲朋,蓬门如轩冕。这样的日常生活的诗性表现,具有浓烈的亲和感、深度的感染力。

乡村田园中的日常生活场景,王维笔下写得最为真切。如《积雨辋川庄作》“积雨空林烟火迟,蒸藜炊黍饷东菑”;《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渭川田家》“斜光照墟落,穷巷牛羊归。野老念牧童,倚杖候荆扉”;《田家》“柴车驾羸牸,草屩牧豪豨。夕雨红榴拆,新秋绿芋肥”。摩诘以后的诗人诗作中这类描写时时可见,如祖咏《田家即事》“攀条憩林麓,引水开泉源”;崔颢《结定襄郡狱效陶体》“里巷鸣春鸠,田园引流水”;崔道融《田上》“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司空图《独坐》“幽径入桑麻,坞西逢一家。编篱薪带茧,补屋草和花”。乡村的日常生活在唐代诗人笔下显得相当纯净,一派泥土气息,一种家常语调,诗意流淌在卵石洗净的清溪,并不耀眼,却充满生机。

需要注意的是,唐代表现日常生活的诗歌作品提供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一种朴素的诗意,还有人情物理的启迪。即以唐人大量表现乡村田园生活的作品来说,虽然本身诗中有画,具有审美意义,但其价值不止于此。深入一层看去,他们用淳朴的诗境与混沌的社会现实相形比照,同时将时间长河中短暂的人生置于永恒的天地自然之中,使乡野、田园都具有了特定的空间意义,是身心的安顿处,是精神的庇护所。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唐代诗人何以倾力于乡村、田园题材的写作,何以在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归去”情结。

唐人常常将身体本身作为表现对象,白居易《浩歌行》云:“既无长绳系白日,又无大药驻朱颜。朱颜日渐不如故,青史功名在何处。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这是从时间维度上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张籍《卧疾》云:“身病多思虑,亦读神农经。空堂留灯烛,四壁青荧荧。羁旅随人欢,贫贱还自轻。今来问良医,乃知病所生。僮仆各忧愁,杵臼无停声。见我形憔悴,劝药语丁宁。春雨枕席冷,窗前新禽鸣。开门起无力,遥爱鸡犬行。服药察耳目,渐如醉者醒。顾非达性命,犹为忧患生。”这里,将时间感转变为卧疾在室的空间感,“身病多思虑”“渐如醉者醒”,已经进入关于人生、性命的哲学思考了。戴叔伦《卧病》更有“病多知药性,客久见人心”的感悟,将张籍“犹为忧患生”的内蕴道出,揭出真实的世道人情。

观照日常生活之种种,必涉咏物创作,而唐诗中咏物取意多在寄托情感。“草木本无意,荣枯自有时”(孟浩然:《江上寄山阴崔少府国辅》);“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杜甫:《后游》),是对咏物诗的最好诠释了。唐人眼中往往“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物有物性,恰可作为托物寓怀、抒发感慨的凭借。“远山芳草外,流水落花中”(司空曙:《题鲜于秋林园》),其字面义简单明了,而内涵意味颇可思量。“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西门城楼晚眺》),诗人敏感于自然景物的动态变化,进行生动凝练的涵括,成为对晚唐历史事变即将发生的哲理性预言。再看一些关涉水的诗句,杜淹《寄赠齐公》:“结交澹如水,履道直如弦”;骆宾王《观水》:“终当挹上善,属意澹交人”;王维《终南别业》:“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刘禹锡《乐天见示伤微之敦诗晦叔三君子皆有深分因成是诗以寄》:“芳林新叶催陈叶,流水前波让后波。”前两句关涉人格取向,后两句写自然界现象,有与无、新与旧的比照中暗喻某种自然规律,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人生的、历史的规律。

唐诗,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它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具有丰富的当代性。故读唐诗可臻于“日日新,又日新”之境,而唐代诗人也足可作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我们的良师,我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