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认识王琦的这几年，不似忘年交，胜似忘年交。闲时聊天，忙时互帮，但摸着良心说，他帮我居多。他写了诗会给我看，我也有一绝不说二。2017年8月出差去承德，王琦把签名本《马在暗处长嘶》送给我时，大概他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本诗集会获得第三届孙犁文学奖。这在后来我们的聊天中得到了印证。

王琦的诗是平静的，似一波湖水，没有波澜，也没有花花肠子。就像霍俊明写给他的评：“王琦是一个拨开喧嚣和黑暗而渐渐沉入遗失殆尽的事物本质内核和精神内里的写作者……我看到在黄昏即将收起光线的一刻，一个人正弯腰俯身拔起那些阴影里的稗草。渐渐暗下去的瞬间，他打量那些无用之物的根系和泥土。”有时候读着他的诗，也会出现莫名的错觉，让人怀疑这些句子不是出自王琦之手，与他的外在形象似乎并不匹配。比如《空白》：“其实我没有告诉你/ 最空的是我的眼睛……”又比如《寂静的天空》：“此时我坐在高山上，尽量与天空接近 / 以往过于看重脚下，也很少抬头 / 当把毕生的精力挥霍在一条路上 / 才看到天空密密麻麻的脚印……”

近些年来，王琦重归灵魂去处，他常把金沟屯的长夜背在身上，让金沟屯的心跳紧贴自己的心跳；他还把身体最重的部分给了金沟屯，只留下最轻的呼吸。金沟屯对于王琦来说，像是一个暗藏精神秘密的萤火之处，那里有光，有爱恋，有牵扯不断的情愫，可是谁曾想过，金沟屯，不是原乡，不是异乡，而是他钓鱼的地方。

只要拿起了笔，我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耿凤：对谈该是个很严肃的事情，可是由我来做这个事情又总怕谈着谈着就变成了调侃，纠结了好一阵子，但是这个事儿必须做好。

王琦：这样说的话，我给你当师父是不是不合格呢，竟然有你这么一个完美主义的徒弟？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听了韩愈老先生的话，我多少还能宽心些，我不必贤于弟子。

耿凤：打住。先说说获得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的事儿吧。

王琦：《马在暗处长嘶》是我出版的第三本个人诗集，算是一个代表作吧，这是我从2011年到2016年间关注这个伟大时代细微变化的短诗集，选了三百多首，百分之八十都发表过，在《人民文学》《诗选刊》《草堂》这些刊物。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篇幅展示了我本真的一面，你看不见我，因为我躲在暗处，但你可以听见我发出的声音，尽管微弱，微不足道，但那是我的灵魂对你的倾诉，也代表了我现在的诗歌创作水平。

其实我写诗的年代比较早，那是一个诗歌年代，人们谈论起诗歌，远比现在大家谈论金钱兴趣更大。在学校、公园，或者是任何一个可以聚集起听众的地方，都会有诗人的身影，他们在写诗，读诗，在为诗歌燃烧自己。诗歌是那个时代的梦想，人们物质生活匮乏，但精神层面不断寻求突破，诗歌恰好作为一种工具发泄了人们压抑太久的心情。可以说，那是新中国诗歌发展的一个飞跃期，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飞速前进的特殊年代。而我就是那堆烈火中的一根湿柴，那个时候的我，在思想和艺术上还相当幼稚，能写成囫囵个儿已经算是勉强了，根本谈不上所谓的风格。

耿凤：那也必定是那个特殊的年代给了你特殊的情感支撑和养料，甚至微光，才能将这根湿柴烘干并点燃，并且在八零年代末出版了你的第一部诗集《灵魂去处》。

王琦：《灵魂去处》是河北省作协资助出版的，当时在全省一共选了十位青年诗人和青年作家，由花山文艺出版社统一筹划。这本诗集收录了我早期创作的六十首诗歌，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能出一本诗集算得上一件大事。那一年我还参加了在青龙召开的《河北文学》首届青春诗会，靳亚利老师负责诗歌栏目，一起参加的还有省里的赵云江、王建旗、穆涛、李南等。

往事历历在目。我第一次接触现代诗是在一本杂志上，题目记不清楚了，只知道读的时候异常兴奋，那大约就是爱情诗的力量，很难想象，一首并不是什么名人之作的小诗竟能让我如此兴奋，我被诗中优美的语言所吸引，完全沉浸在一种莫名的幸福中。从那天起，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居然开始偷偷写诗，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长短句写成的日记，从母亲的病到生活的艰难，什么都有所涉及。有一次，我把我写的这些东西拿给我的小表叔刘少富看，他看完问我，你写的这是诗吗？那种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要知道，那是一个年轻人的冲动和梦想啊。随后他把手抄在硬纸板上的诗歌《致橡树》送给了我，说写成这个样子才是诗。我如获至宝的样子你一定能够想象得到，从那天起，我撕掉了自己的所有“作品”，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起舒婷、北岛和顾城的诗来，甚至更多人的作品。

一直写到，写到《灵魂去处》出版。我唯一需要忏悔的是，在那一年我离开了诗歌，离开了整整二十年，当生存与理想发生激烈冲突的时候，我选择了生存，毕竟我也是上有老、下有小，拖家带口的人。但从那时起，我每天只和自己的灵魂相依为命，不管我的身体经历了多少俗不可耐而又无力反抗的事情，始终把握着一条——任何情况下决不允许让自己的灵魂做出哪怕一点点的妥协或者背叛。这就是我对诗歌的承诺和执着。可以不写，可以少写，但只要拿起了笔，我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

耿凤：刚才你也说了，离开诗歌是迫不得已，其实只是你的笔离开了，精神并没有，而且看得出你对诗歌的感情已经完全浸入骨子里，那这二十年来你不馋吗？

王琦：这事儿说来确实很奇怪，但是说放下就放下了，把诗歌全忘了，看也不看，当时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写诗了。庆幸的是，我最终又回到了诗歌，回到了自己的精神世界。

2009年，省委统战部在全省选了二十多位党外干部到省直机关挂职，我被分到了省文化厅。省城诗人胡茗茗让她家姑娘给我创建了博客，说，你快去写诗吧。可是前两个月写得并不顺手。在这里我又不得不跟你提郁葱老师，那时我跟他已经好多年不联系，那天我打去一个电话，说我写了几首诗让他帮忙看看，随后用邮箱给他发过去。郁葱当时没有说什么，两个月过后，几乎可以说是以最快的时间在《诗选刊》的原创栏目发了头条。这让我感到惊讶，并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时真的是专注啊，一年写了二百多首诗，像是压抑了二十年的诗情一下子喷薄而出。我突然觉得，原来骨子里写诗的激情和欲望仍在，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突破口。最让我感动的是2011年，我在《诗刊》发表了一组诗，题目叫《我要的不多》，郁葱看完这组诗后给我的评价很高，并把这组诗评为当年的河北省年度十佳作品。

耿凤：这首诗也收录在了《马在暗处长嘶》里，我还看到过郁葱老师对这首诗的评语：“深情，悠远，透出逐渐展开了的胸襟，他对现实的感受，真切而平实，表现出开阔而清醒的内心世界和一个成熟诗人的精神气度。”我觉得这首诗真的很符合郁葱的心性。

王琦：所以我总跟你讲，不管到什么时候，郁葱都是我的恩师，没有他的鼓励我可能写不到现在。一生能遇上这样一位好老师是情分，也是荣幸。每个人的成功都会有一两个伯乐，不只是郁葱，还有周所同、大解、霍俊明、杨松林、胡茗茗，写出好诗时为我叫好，不足的地方就直言不讳。

耿凤：没想到你的回归之路有这么多故事。

王琦：谁还不是个有故事的人呢？二十年后我把诗歌捡起来，特别高兴的应该有三个人。我的岳父何理算一个，当年我决定辍笔他什么也没说，等我告诉他我又重新开始写诗的时候，我正带着他四处看病，听到我这样说那病突然好了一半似的，对我充满期待。他对我来说，首先是老师，然后才是岳父。第二个应该就是大解了吧，我在省文化厅挂职那会儿跟大解一墙之隔，每写一首诗就拿给他看。记得有一次，他半夜一两点往文化厅给我打电话，说，大拿，这首诗写得好啊。大拿是石家庄的诗人给我起的外号。我到现在都记得那首诗中的句子：音符在草尖上倒立。第三个人是向东，他对我也很是鼓励，我还记得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看完这组诗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大诗人。他说的那组诗正是我写金沟屯的一组。

请原谅，我的诗歌是我灵魂的歌唱

耿凤：你的第二本诗集《王琦诗选》后记中写道：“诗歌需要重新选择道路，选择一条直达心灵的道路，这是诗歌的使命，是诗人的责任。”那你重回诗坛可不可以理解为也是在为自己的诗歌创作重新选择了一条道路，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

王琦：怎么说呢，由于工作的原因，经常与不懂诗歌的人谈论诗歌，尤其是经常需要谈论自己的诗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痛苦而无奈的事情。因为我无法把自己的写作用通俗的语言讲述出来，而当别人曲解了自己的作品，我又常常不能解释或者辩白，大多时候只能低低地说一声：请原谅，我的诗歌是我灵魂的歌唱。

我一直坚信，诗人是有使命的人，这是我的终身信条。这种使命并非天定，而是自我承担。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使命体现着诗歌的价值，体现着诗人的价值。

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的诗歌应该是暗夜里的火把，引导着人们沿着某种方向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当然，现在诗歌界对于诗歌需不需要从现实出发有着激烈的争论，甚至有人提出了无意义写作，我觉得这些争论非常可笑。诗歌引导人们向真，向善，向往一切美好，这就是它存在的意义。意蕴，情感，与之恰如其分的表达，应该是一首好诗的基本构成。

耿凤：这句话我赞成。其实诗歌一直都处于这样一种角色当中，过去是，现在是，我相信以后仍是。它是火把，反观历史，观照现在，也照见未来。诗歌写作的争论又岂止需不需要从现实出发这一点，文学有那么多体裁，而诗歌这种最高的艺术形式却常常被说是无病呻吟，这恰恰暴露了诗歌书写所存在的问题。但这个锅诗歌不能背，是诗歌书写，是书写诗歌的人，甚至是每一个时代背景。诗歌书写当然要从现实出发，但很多人的书写打着现代性的幌子，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只是看起来很美，只是追求了现代性，却没有反思现代性。

王琦：不可否认的是，诗来自于生活，但生活不是诗的全部，一旦离开生活的土地，闭门造车肯定是不行的。我们的诗，我们的作品可能对这个时代有所批评，有不同的意见，这都是文学上的，而且这种批评一定是善意的。我们并不是什么都无懈可击，在我们的作品中能看到无能为力，能看到无助，能看到一种情绪在里边，这很正常。

耿凤：你的话跟郁葱老师说的特别像。他跟我说过类似的话，他说，真正的诗人都有政治情结，都期待社会平和，人心高远，期待自己的国度尽是爱意和暖意，期待她的丰盈和繁盛。

王琦：这是真的。对于诗的技术性我还是要简单说一下，我写过一些沉重的题材，而且你也读过我的诗，不知道对我的诗是否认可，但很多弟兄们对我的诗的风格还比较认可。事实上，诗这个东西很多人都在写，什么是好诗没有一个固定的答案，也就是说很难对好诗有一个评判标准。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就很明了——好诗和坏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是能不能引起情感的共鸣，能不能打动读者。一个诗人之所以成为诗人，而不是一个写作者，他最大的贡献是在冗杂的平凡当中发现与众不同的视角，或者说写出了别人发现却没有写出来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首成功的诗可能源于一个奇思妙想，或者一个和别人不雷同的观点，独特的发现总是让人为之一振。

诗歌是特别难书写的一种体裁，不要小看这短短的十句二十句，很多人可能一辈子也做不到。人这一生，尤其是写作者，是在不断地自我否定中过完每一天的，写完一首诗当时很激动，可能第二天再看就不是那个感觉了，我们不断地在否定中踽踽而行，不断地困扰自己，但同时呢，对好诗的渴望、向往，又不断激励我们去探索，所以说，“否定”在这里是一种动力。而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共融是通过作品来完成的，我们是通过作品来和世界对话。

每一次停顿都是更好的前进

耿凤：霍俊明给你写过不止一篇评论，在那篇《最“笨拙”的河流最宽广》中，他说你“踏实而宽怀的写作，在喧嚣的诗坛上成了最为安静的部分”。虽说我没有看过你全部的诗作，但从我有限的阅读里也能清晰地看到，你的诗里很少有繁复的意象、炫技的修辞，真的像是在踏踏实实地把一个“乡土中国”娓娓道来。

王琦：霍俊明先生是当今中国最优秀的评论家之一，我们的缘分是因为《金沟屯的太阳》这组诗，当年《人民日报》刊登过一篇他的长篇评述，是关于乡土诗歌的，其中有一大段介绍了我的那组诗，评价很高。但是那时候我们连面都没有见过。我们的相识是在两年以后的青海国际诗歌节上，我们俩几乎是同时开口——“你就是霍老师？”“你就是王琦？”原来他一直关注着我的创作，认为我的乡土诗耐人寻味，很有底蕴，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以我当初对写诗的认识，主要是对生命，对未来，对民族的生存状况，还有哲学意义上的生存背景通过诗歌表达出来，所以大家对我的诗有了睿智、轻灵这样的评价。其实我的写作题材看似很重大，但在文风上确实如霍俊明所言，“像一个笨拙而踏实的工匠”。

耿凤：但你后来以至现在的风格跟当初还是有变化的。

王琦：变化肯定还是有的，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变，可能有的人有感觉，有的人没有感觉；有的人明显，有的人不明显，仅此而已。

耿凤：那你是属于明显的还是不明显的？

王琦：我是属于循序渐进的吧。不写诗的那些年我总去金沟屯钓鱼，那时候我在滦河邮电局当报务员，就跟电视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里一样，哒哒哒，现在还会呢，有些东西学会了一辈子也忘不了。说到这里还要提到一些事儿，我们家是被下放到农村的，所以我在农村生活了七八年的时间，对农民、农村、农业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我们这样一个泱泱大国是从农业社会逐步走到了现在的程度，农民是我们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他们的生存状况、所思所想一直萦绕于心。如何把农民的内心世界用文学的形式、用诗歌的语言表达出来，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耿凤：所以，尽管金沟屯只是你钓鱼的地方，但当你重新回到诗歌的精神世界的时候，你再看金沟屯就有了不同的目光。

王琦：是的。但是我最开始没有写金沟屯，只是把它作为一个集中的农民阶层的符号，可能是李家屯，也可能是陈家店，你看，我的很多诗歌有深沉的悲凉的气息，主要跟那一段农村生活有关。中国的农民善良，但是也有阿Q精神存在，不得不承认，这么多年，农民还一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我希望从他们的角度和内心世界出发来看这个世界，所以倾注了很大精力去观察我们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去观察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农民兄弟，并写下了金沟屯系列的组诗。其实一个人生活得如何不在于他的外在，更在于他的内心，我想这跟他的精神世界和追求有关，可是你看现在，农村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可很多乡亲仍过得艰辛，他们没有真正地享受生活，他们是在用物质生活的短暂满足来填充精神世界的空虚。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问题。

耿凤：你在金沟屯系列里并没有一味地把乡土写成桃花源、乌托邦，这在我看来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事儿。不论是乡土诗歌还是城市诗歌，很大一部分都是形式大于内容、姿态大于实质，而这世上所存在的事物都是具有双面性甚至是多面性的，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过一个对城市比较中肯的评论：“城市对现代人而言有着复杂的意味，它不是完美无缺、美轮美奂的存在，但也不是罪恶的渊薮，它对个体的人构成挤压和消耗，同时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对于乡村同样适用。

王琦：能得到你的肯定也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事儿……

严肃地说，一个好的诗人，必将把自己与时代紧紧相连，必将把别人的快乐看成是自己的快乐，把别人的苦难看成是自己的苦难，他也必将时时刻刻思考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诗人不需要站在一个假设的道德高地上向每一个路过的人大声疾呼，诗人需要的是静静地观察，火一样的情感投入，然后拿起笔来，让你的灵魂在昏暗的灯光下轻轻歌唱。

作为一个写作者，永远不要为了写作而写作，虚伪是诗人的天敌，天真是诗人的本性，当然天真不等于幼稚，不要用幼稚的诗句掩饰天真的想法。天真与本真是一对孪生姐妹，具备天真特质的人容易成为浪漫主义诗人，具备本真特质的人更容易成为现实主义诗人。

耿凤：说到天真这样可爱的话题，2010年承德市作协为你开了一场线上研讨会，我看了薛梅整理的笔录，发现你很能怼人啊，这让我很是意外。

王琦：我很能怼人吗？我没觉得啊，有些人在网上问的问题刁钻古怪，没必要客气。写诗这个东西很多时候是没有办法具体说的，只有在生活中不断地挖掘不断地发现才能成为一个好诗人。我经常和诗友们讲，诗歌应该是植种在灵魂深处的一颗种子，它可以在适当的时刻发芽，当然，这需要时间孕育，更需要心和情感的呵护，而这种情感必须是真情实感，这颗心也必须是责任心。任何对诗歌不负责的心，都不能生长出健康的诗歌。对于写诗，我觉得先天优势至少占一半以上，后天的努力只占30%。我现在也是处于眼高手低的阶段，看到一首好诗特别激动，但自己写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其实，每每遇到这种情况就说明你要提高了，要突破。我希望每一次停顿都是更好的前进。

耿凤：接下来在诗歌创作方向上想有什么变化吗？

王琦：接下来我还得继续写啊，而且要在目前的基础上再探索，风格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另起炉灶也不现实，就是让自己的风格和理想状态无限接近吧。好诗是可遇不可求的，真正到了一定的高度拿起笔来就是诗，但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出去玩，打牌，钓鱼，让自己放空一段时间。

耿凤：那你更喜欢打牌还是更喜欢钓鱼？

王琦：这个嘛，主要是山水之间吧。打牌和钓鱼都是一种休息，一种观察，其本身也是在否定中前进。同时顺带说一句，我最近特别刻苦，在写关于避暑山庄的系列组诗。

作者简介

耿凤，河北无极人。河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当代人》编辑部主任，诗歌、小说编辑。有诗歌、散文、访谈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所编栏目荣获河北省文艺振兴奖。

王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河北省作家协会诗歌艺委会副主任。先后在《诗刊》《中国作家》《人民文学》《星星》诗刊、《诗林》《民族文学》《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作品多首。荣获第十二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诗选刊》2015年度诗人奖等奖项。出版诗集《灵魂去处》《王琦诗选》《马在暗处长嘶》等多部。

刊发于《当代人》202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