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这些年，最大的收获也许是翻译本身的现场。关于这一点，我在很多类似翻译理论的书籍与论述中没能找到相关的印证，这让我产生了疑问。翻译一本小说，作为译者，难道只是追踪字句一页一页地翻译，进而完成语言转换吗？至于译者是处于何种环境下，甚至包括怀有何种心情面对案头的译稿，这些元素不会影响译文本身吗？对此，仅仅以我个人的经验而论，其影响是不能忽略的。

眼下，全球疫情肆虐，大学的开学典礼已被取消，新学期也被延期，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尽量窝在家里，这几乎变成了各国抗疫的一个套路，无一例外。作为文字工作者，无论是译书，还是写书，包括我最近开始痴迷的画绘本在内，全是案头工作，因此与窝在家里的概念并不冲突，甚至是完全吻合的。不过，其中有一个最大因素是心情的变化。疫情对世界的影响是深刻的，按照德国总理默克尔的话说，这是二战以来最需要人类社会团结的时刻。疫情令人不安与焦灼，何时才能平息，犹如一条看不见出口的长长的隧道一样。

这话说来也巧，我翻译日本搞笑艺人、芥川文学奖作家又吉直树的中篇小说《剧场》是从2020年2月27日开始的，而这一天是安倍首相为了紧急防疫，突然要求全日本公立中小学停课的日子。尽管这一要求并无法律功效，但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的频道都在播放这条消息，诸如学生被停课家长怎么办，能不能去附近的公园。单亲家庭不能留孩子一个人居家，只得请假回家，但家长的工资到底由谁支付等，整个社会瞬间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家庭戏，千姿百态，叫人应接不暇。《剧场》讲的是一个纯爱的故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编剧与一个为他献身的女学生，场景的变幻并不多，但文字行云流水。随着深度阅读的延续，可以从中直接感受到现实与舞台的交织与离合，既视感超强。

仓田百三墓地

实际上，《剧场》是我这两年翻译又吉直树的第三本书，前两本是《火花》和《东京百景》。2017年在上海《火花》中文版首发，跟他公开对谈时，得知他是在北海道的札幌写的《剧场》，我问他；“为什么偏要到札幌写呢？”他的回答是；“我20岁的时候曾经住在小樽的剧场里，每天排练，但没人来看我们的戏。当时也去过札幌，心情低落。”不用说，又吉直树是为了还原小说《剧场》主人公的心境才选择了札幌，他注重的是写作现场。作为译者，能与原作者在这一点上产生共鸣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我一直主张文学翻译需要转换语言的现场。

二十年前，我先后翻译过日本佛教经典《叹异抄》和仓田百三（1891-1943）的剧作《出家与其弟子》，这其实是一套书，因为剧作是对净土真宗亲鸾高僧一生的编写，该剧自1918年首发单行本至今，光岩波书店一家出版社就重印了近百次。法国文豪罗曼·罗兰读过该剧的英文译本后深受感动，曾直接寄信给仓田百三本人。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也对该剧大为赞赏。据说三岛由纪夫自杀前不久，还重读了这部青春的史诗。作为日本大正文学的巅峰之作，如何才能最有效地翻译出来，我当时想到的就是现场。做过一番功课之后，了解到仓田百三是广岛县庄原人，当地还有他的文学纪念馆，于是，我调整好了时间，带着原著上路了。从神户乘新干线到广岛车站，再换公交车坐两个小时抵达庄原市，住进民宿时正好是黄昏。残阳如血，顿时让我感受到了仓田百三因患肺结核而卧床不起时的激愤与恐惧，同时也让我“零距离”接触到了他的所想所思，接下来的日子一气呵成。这是我翻译《出家与其弟子》的全过程。

当然，文学翻译为了寻找语言转换的现场并非与原著对等才行，而大部分的场合，只是为了如何让自己进入最好的状态而已。2004年春天我受《文艺春秋》月刊的委托，为莫言的专稿《历史小说与我》当日文翻译，其中很多篇幅涉及到中国古代的兵器，这是很难翻译的部分。根据我周围的日本汉学家的说法，但凡是中国文学被转换成日语时会遇到两大难关；一个是古代的兵器，一个是骂人的脏话。如此看来，翻译不可闭门造车，难关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日本没有相应的物件以及相应的称谓。于是，为了避免翻译中的苦思冥想，我选择了莫言访问日本时与他同行，并且在旅途上与他细谈专稿，结果也是一气呵成。现在想起来，与他一起的文学之旅已经变得非常珍贵了。

▲村上春树少年时家旁的一条小河，名为“夙川”。

除了上述两个完全不同的经验之外，我还有一个另类的体验。这是翻译村上春树的短篇小说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时的事情。2014年上海的编辑约我翻译这本小说集里的一篇，问我希望翻译哪一篇，我当即的回答是同名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其他别无选择。编辑问我为什么对这一篇如此偏爱，我说这只是因为我现在居住的地方就是村上春树的老家，这个故事从深夜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开始，都是发生于此的，因此甚觉地气十足，而且这个地气是可以接的。我在家翻译时，整个状态都是非常HIGH的，为了一个半音音符的准确表达，甚至拿起了好多年都没弹的吉他弹了一下午。我知道弹吉他与译稿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语言转换的现场就应该如此。

顺便说下，当天弹吉他翻译村上春树的那一段是这样的：“你就是那淡色调的波斯地毯，所谓孤独，就是永不滴落的波尔多葡萄酒酒渍。如果孤独是这样从法国运来的，伤痛则是从中东带来的。对于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来说，世界是广阔而痛切的混合，一如月亮的背面。”（《没有女人的男人们》上海译文出版社）

一位作家是通过作品让众多的读者了解纷繁世界的，这跟译者是同构的。如果我们把语言转换的环节去掉的话，原作者与译者与其说是同构，还不如说是同心的。因为译者的思维是针对文本而言的，这是一个被原作者提炼出来的虚拟的现实，同时也是一个提供给译者无限大的语言转换的空间。不过，一旦这个转换不再存在的话，译者所针对的文本就变成了零，所剩下的只有非虚拟的现实了。有人说，未来的世界完全可以依靠电脑翻译完成人类复杂的思维成果，但关键的问题是电脑如何呈现翻译现场呢？我们无法想象电脑也能一边弹吉他一边思考原文，因为电脑的操作只是无血肉的计算，毫无情感可言。这对文学翻译来说，是荒诞无稽的！

现在把话说回到《剧场》，我原本打算带上原著飞到北海道的札幌，集中一段时间翻译，从翻译的过程中仔细体会又吉直树所说的心情低落。因为这是小说《剧场》的关键词，有关情绪的细部描写都是以此扩散开来的。

村上春树少年时老来玩的海滩

如今的世界实在是瞬息万变，2019年秋天当我与出版社签约准备利用大学的寒假期间翻译《剧场》时，谁也没想到今天会有新冠病毒冲击全球，更没有想到我的北海道札幌之行于去年春季也因此而告吹。不过，翻译现场也有例外，应邀翻译日本四格漫画《100天后会死的鳄鱼君》就是一个实例，因为居家抗疫，有时喜欢手绘涂鸦，一是为了放空自我，二是为了找回儿时涂鸦的童子功，而这本漫画不仅应势而入，而且，关键是翻译的现场本身竟然与我的日常重合了，因此，一气呵成，很快就成书出版了。

今天，我继续居家抗疫，翻译没有停，但已无力再说什么翻译现场了，因为闭门不出就是对整个社会的负责。这回翻译的是内田树教授的《日本习合论》，这是他继《日本边境论》中文版发行10年后的姊妹篇。2011年秋天，当时作为《知日》杂志书的主笔，我为《日本边境论》写了序，为此跟内田树教授本人见面时，说得最多的话题就是文学翻译的现场。他是学法国哲学的，本身就具有外部的视野。他在《日本习合论》中写道：“文学也是如此。一直到明治初期为止，我们先不说作为文学的完成度如何，其中是没有国际共通性的，尾崎红叶是泷泽马琴与井原西鹤的江户文学的延长。当时，还没有与欧洲文学如何‘妥协’的问题意识。在这个转折点上出现的人物是二叶亭四迷，他熟知俄国文学。谈英国文学的是夏目漱石，去德国留学的是森鸥外，到美国与法国游逛的是永井荷风，他们接触到了与江户文学完全不同的异种文化，进而把形成自己文学的传统当作了一座桥梁，并作为一项任务接受了下来。”

如果做一个延伸阅读的话，内田树教授的这段话也说明了语言转换的现场。正如“习合”两字所表达的意思一样，既是文化上的“混搭”，又是对越境语言的思考。对我个人来说，愿意把中日两国的文学翻译当作一项任务来完成，同时也当作一座桥梁。不过，无论怎么说，先是衷心期待疫情能早日得以平息，全世界太平，让我重新返回到中日文学翻译的最佳现场，这是我现在的一个祈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