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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回响》:日常生活令人惊骇的一面
来源:《南方文坛》 | 谢有顺  2021年07月24日07:41

东西是真正的先锋作家,这是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对东西做出的判断,今天看,他身上所具有的先锋性,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仍然是独异的、罕见的。最近读了不少新出版的小说,深感小说作为一门叙事的艺术正日薄西山——小说越来越成了故事的代名词,许多作家的写作重点只是在讲一个故事,而如何讲一个故事、如何完成一个故事,这些艺术层面上的考量却被普遍忽略。可是,生活在现代社会里的人缺故事吗?新闻在讲故事,教育在讲故事,消费在讲故事,甚至旅游和行走也是在讲故事,小说之所以还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正因为它区别于新闻和故事,它不是为了陈述、猎奇、增加谈资或警醒世人,而更多的是进行人性实验,探求人性本质。乔伊斯认为这是小说和新闻之间的分界线。很多人的写作都求助于新闻题材、社会热点,试图模糊现实与艺术之间的边界,但有追求的作家不能止步于此,他需要看见生活下面坚硬、隐秘的部分;生活满足不了我们对精神世界的向往,人类才需要艺术、小说来探求生活的可能性,并经历自己想要的理想生活。通过虚构,人类可以寻找和体验生活中缺失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日常生活的文学书写是难度最大、要求最高的。日常经验繁复、芜杂、无序、易变,而现代小说又早已不满足于展示表面的生活,它要挖掘日常事件下的行为动机,发现内心世界里的秘密角落。东西也曾说:“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就会不断地向下钻探,直到把底层的秘密翻出来为止。”(《经典是内心的绝密文件》)只是,生活中的那些动机和秘密是隐藏的,它不会自然显现,这就需要作家不断在叙事中制造各种意外和事件,让人生断裂、内心变异,露出人性的缝隙,把秘密呈现出来。所以伊恩·麦克尤恩说,小说的使命就是研究人性状况,而这种研究往往通向阴暗的地方。所谓研究,其实就是对日常生活的挖掘和窥视,以期在叙事与想象中重建日常生活的细节和结构,它的底色多半就是“阴暗”,因为小说不再是日常生活的传奇,而成了对日常生活的仿真叙事,选择叙事的视角,雕刻人性的细节,编织情节的逻辑,这些都是为了更逼真地还原一种日常生活的真实。

现代小说的经典写法就是在一种细节流和生活流中再造“真实”。相比之下,中国当代很多作家写的并非现代小说,他们仍然热衷于讲述传奇,无论是历史、家族的传奇,还是个人生活史的传奇,都是把读者带向“远方”,通过故事所呈现的是他者的生活,阅读也成了是对好奇心的满足。现代小说不同,它是对人性的近距离逼视,也在辨析生活秘密的同时追问内心、审视自我。东西是不多见的几个敢于近距离逼视当代生活的作家。他的写作,写的都是当下生活,是普通人的真实日子,也是平庸人生的奇特段落,但他总能切开生活的断面,让我们看到被放大和夸张之后的人性。他是真正用当代材料来做人性实验的现代写作者。他的中短篇小说是如此,他的几部长篇小说也是如此。

《回响》(刊于《人民文学》2021年第3期)是东西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和《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不同的是,《回响》用了侦探小说的壳,一开头就写了一起命案,一个叫夏冰清的年轻女性被杀,抛尸于河中,右手掌还被切断,嫌疑人徐山川、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次第浮现。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察是冉咚咚,她的先生是西江大学的文学教授慕达夫。东西在关于《回响》的创作谈中说,小说的结构安排上,“奇数章专写案件,偶数章专写感情,最后一章两线合并,一条线的情节跌宕起伏,另一条线的情节近乎静止,但两条线上的人物都内心翻滚,相互缠绕形成‘回响’。这么一路写下来,我找到了有意思的对应关系:现实与回声、案件与情感、行为与心灵、幻觉与真相、罪与罚、疚与爱等”(《现实与回声》)。但整部小说,比案件推理更内在的一个维度是情感心理分析。案件侦破部分写出了在欲望沉浮中的人性溃败,而对冉咚咚、慕达夫这对夫妻及其周边人群的深度心理分析,则让我们看到了当代人的情感困境和内心挣扎——生活在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同时,自我也越来越让人觉得陌生且不可思议。认识自己,远比认识别人、认识生活更难。

《回响》里说夏冰清的父母患了心理远视症,“心理远视就是现实盲视,……越亲的人其实越不知道,就像鼻子不知道眼睛,眼睛不知道睫毛。”冉咚咚在一次和她同事邵天伟的交谈中,也说自己是“远视症患者,越近越看不清”。而离自己最近的,就是自己的内心,所以,冉咚咚在分析案情、推理嫌疑人心理时表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精神,但目光一转向身边的亲人,尤其是面对自己和慕达夫的夫妻感情时,就处于盲视状态。她无限放大以自己的敏感捕捉到的蛛丝马迹,让各种想象在自己的潜意识里上演,却忽略了每个人都有不愿让人触碰的深层创痛,更看不到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能的伪装层,还有因内疚而起的各种借口和掩饰,这也是人性真实之一种,不经追问、放大,它只是生活的潜流、基座,不会显露出来。而一个心理远视症患者,一旦从道理、分析中跳脱出来,体察到生命的种种情状,才会对生活和他人产生真正的同情、悲悯、宽恕和爱,如慕达夫在小说结尾处所说:“感情远比案件复杂,就像心灵远比天空宽广。”而内疚正是爱的回响,《回响》就结束于“疚爱”,冉咚咚“没想到由内疚而产生的‘疚爱’会这么强大”,强大到足以让她与慕达夫历经各种猜疑、冷战、分离之后重新确认一种更内在的感情。这部以案件开头的小说,对人性进行了各种探测和实验之后,终于又回到了一个温暖的主题:爱。“你还爱我吗?”“爱。”这是冉咚咚和慕达夫在小说末尾的对话,如此庸常而平凡的问答,却是他俩在各种内心折磨和创痛中积攒下的珍贵瞬间,这种爱,是矛盾和冲突后的内心融合,是有重量、有内涵的。

东西总是具有洞察和讲述这种人性秘密的能力。谋杀事件本属于小概率事件,它的曲折、离奇,很容易被改写成一个通俗故事,但东西将这一事件限制在日常语境之中,案件的进展、人物的心理,都符合读者对人物日常经验的想象,甚至为了强化《回响》在心理分析上的真实感,东西还有意抑制了他惯用的夸张和变形的手法,使这部小说比之他以前的小说更日常,也更绵密。日常叙事的难度在于,作者不能超出经验的边界,不能架空故事语境,它必须在读者熟悉的场景里层层推进,在一种情理逻辑里展开想象、推理人心。叙事转折必须有合理的理由,心理探寻的轨迹要螺旋式深入,这就要求作者在克服叙事难度的过程中不能取巧,不能为小说布置太多的巧合、偶然和戏剧性突变,而是要为人物和情节的每一种选择、每一次变化找寻坚实的理据,尤其是侦探题材的小说,更是讲究细节、对话、情理、逻辑的密实和准确,因为可信,才觉真实。

读《回响》,我常想起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他也有不少以谋杀为主题的作品,如《无辜者》《坚果壳》,前者的主人公伦纳德和玛利亚在无意之中变成了谋杀者,本来无辜的人越陷越深,小的弱点被不断扩大,善良的人最后变得残忍,人性失去了所有的光彩;后者的主人公特鲁迪和克劳德是蓄意谋杀,而这两个普通的通奸者如何一步步走向杀人,作者同样为他们的行为和心理铺陈了很多微妙的转折。而麦克尤恩一贯的写作风格,当他把一个离奇事件变成日常事件时,会做许多写作准备,他要研究小说中出现的建筑、器物、食物、气味、职业、犯罪心理、人体知识、反侦查手段,甚至他小说中写到的一条隧道,他都去实地考察,他一次次把人物的心理、故事的情节逼入困境,又一次次为它们设置逃路;有时貌似已经走入死角、真相即将大白,但作者仍能通过他强大的逻辑能力和专业知识,为小说叙事的发展埋下新的伏笔。

把传奇写成日常事件,远比把日常事件写成传奇要困难得多。东西的《回响》,也起源于一起谋杀事件,但东西的这部长篇比他之前的《篡改的命》要细致许多,这不仅是指故事的推进不像《篡改的命》那样夸张和荒诞,更是指东西为完成这一主题的写作,做了许多专业上的研究和准备,比如小说中涉及的办案和法律知识,比如犯罪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情爱哲学等,这些专业知识的准备,为东西讲述那些案件和人际关系的细节,奠定了强大的真实感。庞德说,“陈述的准确性是写作的唯一道德”,汪曾祺也说过类似的话,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但这种准确性是建基于了解、熟悉和专业上的。以东西爱用的比喻为例。比喻是很能见出一个人的语言才华的,既要新鲜、独特,还要准确,才能让人信服,并为小说增加生趣。《回响》里有多处以钱为喻体的比喻就令人印象深刻。比如,“她已经憋了三年多了,再憋下去就要憋成内伤了,仿佛手里攥着大把的钱却不还欠债似的”,“夏冰清父母说话躲躲闪闪,就像吝啬鬼花钱”,“手指在裤兜里蠢蠢欲动,像急着数钱又不好意思当面数似的”,“人一旦撒了谎就像跟银行贷款还利息,必须不停地贷下去资金链才不至于断”……类似的比喻很多。在这样一个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以钱为喻体来描摹人物的动作,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它准确、幽默、易于理解又充满反讽意味。又比如,在两性心理较量上,东西也有很多深入的理解。“有时你需要爱原谅恨,就像心灵原谅肉体;有时你需要用恨去捣乱爱,就像适当植入病毒才能抵抗疾病”,“心虚者往往拿弱点当武器”,“他说爱可以永恒但爱情不能,所有的‘爱情’最终都变成‘爱’,两个字先走掉一个,仿佛夫妻总得一个先死”,“人心就是这么古怪,你强,她有负担,你弱,她也有负担,于是你只能不强不弱地活着”,“相信,你才会幸福”,“敢于平庸的人才是英雄,过好平庸的生活才是真正的浪漫”,“你还有一个心理动机,就是仇恨转移。你在办案时痛恨徐山川玩弄女性,……你混淆了恨的对象,其实你恨的不是我出轨,你对我的恨至少有一半是受案件刺激后的情绪转移”,“我说就像坐跷跷板,你不可能任由他把你跷到天上去,你能把你这一头压下来让跷跷板保持平衡,心里一定有个巨大的秘密,只是我暂时没有发觉”……这些对话与独白,是对心理分析的熟稔,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它为人物的心理动机布下了绵密的注脚。《回响》密布着这些生动的细节、专业的分析,故事才不会落入陈词滥调之中,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也开始变得动荡不安起来,而这正是东西所要的叙事效果:随着案件的深入,他把一对平凡、美好的夫妻逼入绝境,对情感反复提纯的结果反而是让情感破洞百出,每一次的争辩、质疑、猜度,都为情感设置了一个新的分岔,每一个分岔都指向一种情感的可能,也都在稀释情感、模糊情感,这一次次的累积,最终就变成了一次化学反应,如果没有自省和内疚作为栅栏,再美好的情感都会随之崩溃。

这种逼近内心、逼近现实的写作,其实就是在建造一个人性实验室。人性是一种化学材料,特殊的环境或际遇就是试剂,对材料和试剂若能精准控制,就能得出一个全新的实验结果。写作的控制力,主要表现在对心理世界和语言细节的把握上,只有逻辑严密、细节精准才能逼视出人性隐秘的暗角,也才能更好地帮助人物认识自我。《回响》一开头,当谋杀案发生,对不同人物的人性实验就开始了。案件这条线,尽管冉咚咚思维缜密、步步惊心,让凶手得以显形、归案,但她突然发现,按现在所获得的证据,所有当事人都找得到脱罪的理由:“徐山川说他只是借钱给徐海涛买房,并不知道徐海涛找吴文超摆平夏冰清这件事。徐海涛说他找吴文超,是让他别让夏冰清骚扰徐山川,而不是叫他杀人。吴文超说他找刘青合作,是让他帮夏冰清办理移民手续或带她私奔,却没有叫他去行凶。刘青说他找易春阳是让他搞定夏冰清,搞定不等于谋害。而易春阳尽管承认谋杀,但精神科莫医生及另外两位权威专家鉴定他患间歇性精神疾病,律师正准备为他作无罪辩护。”这是现有证据下所显示出的一条人性的明线。但冉咚咚心有不甘,她想这么多人参与了作案,到头来只有一个间歇性精神错乱者承认犯罪,“这严重挑战了她的道德以及她所理解的正义”,后来,她在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迎身上找到突破口,真相终于大白。沈小迎的录音证据把整个案件隐藏的那条人性的暗线全部翻出来了,案件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人性也比我们想象的更暗黑。而情感这条线,冉咚咚与慕达夫恩爱有加、平静美好,一开始,“她对他不要说怀疑就连怀疑的念头都没有,仿佛年轻的皮肤上没有一丝皱纹,空旷的原野没有一丝风”。但因为慕达夫有两次在宾馆的开房经历说不清,裂缝出现,人性的实验也开始了。一个自称的无辜者,经过各种调查、审问,疑点越来越多,猜忌越来越大,信任越来越稀薄,感情越来越别扭、不堪,最终两人签字离婚。在误会、伤害、厌弃的另一端,理解、体恤、内疚也在生长,小说的最后,两人在内疚中重新找回了爱的力量。小说中情感的每一次裂变,都得到了各种合理的心理动机的支持,但最终的结果是使感情走向了自己所希望的反面,如冉咚咚所说:“我怎么会变成这样?明明被他感动了却对他恶语相向,明明自己输了却故意对他打压,我是输不起呢还是在他面前放肆惯了?我怎么活成了自己的反义词?”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冉咚咚开始一点点警觉、反省、松弛、释放。

这个或许才是《回响》的叙事重点:在貌似有序、美好的生活世界下面,还隐藏着一个深不可测的心理世界,它禁不起追问、深挖、逼视,因为在每一个人的心理世界里,都有混沌不明、阴沉晦暗的角落,一旦获得某个诱发的契机,它就有可能滑向深渊、制造罪孽。人性每走一步,都可能是源于一个念头、一个瞬间或一个暗示,好的作家是捕捉每一个念头、瞬间和暗示,让它成为人性实验的试剂,让人性在合理的逻辑里发生不可思议的裂变、逆转、坠落或升腾。《回响》里的人物,都是普通人,他们本可以波澜不惊地活着,可他们的生活之所以被摧毁,就在于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戏剧性时刻——夏冰清烦徐山川,徐山川叫人摆平夏冰清,于是这个“摆平”被层层转包,徐海涛、吴文超、刘青、易春阳都被卷了进来;而作为这一案件的“回响”,冉咚咚、慕达夫、邵天伟、洪安格、贝贞等人的情感纠葛也变得错综复杂起来。每一个决定性瞬间的出现,都让人性偏离一次固有的轨道,而有些人性弱点更是直接将人导向罪恶的深渊。几乎每一个人都被这些人性的弱点和生活的烦恼裹挟着往前走,一个陌生人的闯入,一件事情的回响,都可能把生活的裂缝越撕越大,直到把生活全部摧毁。每个人都是平凡而充满缺陷的,但多少平凡而充满缺陷的人生就是这样被摧毁的。《回响》写出了这个人性裂变的过程,在那些最普通的日子里,美好、宁静被一点点侵蚀,这种不经意间发生的情感、心理变化,令人惊恐,也令人绝望。

哲学家齐泽克说过一句话,叫“真实眼泪的惊骇”,是说在日常感受力最敏感、丰盈的时刻,往往是最具神思的时刻,此时,当你凝神注视,很多曾经熟视无睹的事物就会翻转,变得陌生,而生命中最重大的问题由此就会浮现出来。东西的《回响》,就写出了这种“真实眼泪的惊骇”,写出了日常生活的深渊,也写出了心理世界的幽暗和裂变,同时,他还通过因自我认识的挺进而产生的醒悟与内疚,测量了人性的底线,并重铸了爱的信念。他对人性的分析、探求、认知,以及他对人性残存之希望的守护,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不仅独树一帜,而且也是走得较深、较远的几个作家之一。《回响》不仅是东西迄今为止最好的小说,也是这两年我读到的中国小说中最生动、绵密、厚实,也最具写作抱负的一部。

(谢有顺,中山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