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禁忌”，在这里是作为小说情节的条件提出。故事往往从禁忌中发生，越严格的纪律，越有机会产出情节。这大约也可部分解释现代小说叙事的稀薄。技术爆炸解放生产力，社会物质激增；民主革命瓦解阶级，均衡贫富，男女平权；启蒙运动则觉醒民众，建设起意识形态普世价值，世界似乎打破了所有边际，畅通无阻，人物还有什么阻隔需要克服和超越呢？现代心理学给了一条出路，那就是人格障碍，但人格不还是源于环境？由经验塑造成型。差异取消，社会规范向个体不断让步，降低制约力，个人意志无限扩张，想做什么做什么。过度的、不节制的自由带来选择的困难，就像身在一个大超市，任何需求都预先准备着满足，可是却没了欲望。你到底要什么？现代小说很显著的特点是缺乏外部的对抗，自己和自己较劲，精神病学上阵了。精神病学其实是“赦免”合理性的，它合法地规避了事物的因果逻辑，是另一路的魔幻。当我们读推理小说的时候，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将罪行推诿给一个精神病人，前面所有的期待都落空了，因为疾病给出特权，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到了严肃小说，自我对抗的故事又多是简单和重复的，不外是童年阴影，人生创伤，基因的发现又增添家族史遗传。当我们与外界隔离，孤立存在，故事的资源可以说就断流了，在我看来，讲故事是小说的伦理。这一看法也许太古典了，不适合用来解读现代主义小说，可我真以为现代主义给小说出了难题，它试图改变小说的命理，那就是坊间闲话，世故人情。所以，就让我们回到小说的古典时代，看一看那时候的故事如何使用“禁忌”的杠杆，发生、进行、最后到达目的地。

我曾经听一位从事文学理论的同仁谈越剧“梁祝”，他将其中爱情的悲剧元素筛去贫富差异、家长威权、婚姻制度，新设定为“契约”精神的守和失，认为祝家和马家早有婚聘，应该遵守，真让人大开眼界。契约是伴随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概念，以此肢解这个口口相传无数年代的凄美传说，在看似通顺的表面之下，其实是新伦理嫁接了旧条件，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脱离原有的限定，是收拾不起来局面的。这也是故事的严格性，它必须因时因地而因变因果。当我们阅读故事的时候，还是要假定回到特定时空里，否则，一切不复存在。

现在，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佐证“禁忌”的重要性。我选择的文本是《傲慢与偏见》。在这部小说中，最大的“禁忌”，我确定为嫁妆。没有嫁妆的女儿，结婚的希望几乎为零。当然，这只是某个阶层的禁忌，他们继承祖业的领地和庄园，住在乡间，即便财产萎缩，家道中落，可是依然保持着昔日的体面。倘若在伦敦，百货大楼的女店员、电话公司的女接线生、洋行的女秘书、最不济是工厂的女工，多半不会受此禁忌约束，她们遭遇异性的机会多，也无历史负担，前提是自己有一份收入，即独立女性，代价是堕落的风险，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直到今天，英国还有“城里人”和“乡下人”的差别，但概念恰恰和我们相反——如果我们看过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尼罗河惨案》，我指的是小说而不是电影，了解凶手赛蒙的前史，就会明白这一点。赛蒙是个“很穷的名门子弟”，是“小儿子”，这是禁忌中的又一个内容。英国的遗产法是长子继承，没有出嫁的姐妹只能依傍兄弟的家庭生活，所以维多利亚小说里会有那么多的老姑婆。不说远，只说近，热播的电视剧《唐顿庄园》，唐顿家没有儿子，就只能在族系中物色一个男性继承人，再设法嫁一个女儿给这名表亲，才能保住庄园。赛蒙是个男人，必须自己谋生，就在伦敦商业区，用恋人杰基的话，“一家闷热的事务所里工作”，这可是白领，我们有多少都市丽人剧啊！都是领风气之先的人生。可是，赛蒙喜欢乡下。

就像方才说的，这项婚姻的禁忌，对于城里人也许构不成戏剧，只有在乡下人里才能够衍生叙事。简·奥斯汀就是生活在乡间。有人说，简·奥斯汀的所有小说就是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将没有嫁妆的女儿嫁出去。那个时代，英国乡间生活着许多女性写作者，我曾去过温彻斯特，简·奥斯汀度过最后日子的那个地方，大教堂里陈列着她短暂的简朴的生平。让我注意到的是，教堂的一侧，有名有姓的家族专用礼拜座席，有一块木牌，特别注明其中有一位女作家，与奥斯汀同时代，和《简·爱》作者夏洛蒂同名，却不见经传。湖区旅馆免费提供的景点宣传品，也有一位女性作家的故居。在英格兰腹地漫长的时光里，寂寞的闺阁，绣花一般千针万线，书写着永远不会降临的传奇。简·奥斯汀的人物，没有水晶鞋，绕不过现实处境，需要面对艰难时世，谢天谢地，结局还算不错，虽然称不上传奇，但可以算作喜剧吧。总而言之，女儿们都嫁出去了。

就这条婚姻禁忌来说，班纳特家可说是困难户了。首先，他家有五个女儿，可想而知，嫁妆的负担有多么沉重。更要命的，他家没有儿子，和《唐顿庄园》一样，传承财产的附加条件是，必须给儿子，如果没有，就要依亲疏顺序传给族内最近血缘的男丁。然后我们盘点一下班纳特的家当，按小说中所写，“全部家当几乎都在一宗产业上，每年可以借此获得两千镑的收入”，太太那边呢，做律师的父亲给了四千镑遗产，很可能也是作为附加条件，在父母大人百年之后，从中可支给每个女儿一千英镑，年息四厘；再则，当老五莉迪亚和韦翰先生私奔时，达西追赶过去，和韦翰谈判，迫使他娶莉迪亚为妻，条件是承担这浪荡子所有的债务，同时由孩子舅舅出面，说服班纳特先生提早兑现一千英镑，并且在生前每年津贴一百英镑——这一条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班纳特先生对财政保持支配权的有生之年里，还挤得出一点油水——如此这般，拼凑出一份嫁妆，马马虎虎还过得去吧！小说开篇之际，“有钱的单身汉”彬格莱先生住进豪宅尼日斐花园，顿时众声喧哗，遍地生烟。这位“阔少爷”的身价为“每年有四五千英镑的收入”，注意，不是四五千镑的总资产，而是四五千镑的年息。以这标准，参照班纳特小姐的嫁妆，我们大可划分出贫富的等级线，也可看出简·奥斯汀时代的经济实况。总体来说，班纳特家的女儿，虽非富贵，但也不至于一无所有，婚姻的希望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呈现出闪烁的状态，事情就变得微妙了。“禁忌”在什么程度上生效，又在什么前提下变通，既是小说的情节构成，还是趣味所在。

现在，我们来看看班纳特家的亲属关系。先说班纳特太太那头，有一个妹妹，妹夫原是岳父的书记，后来继承事业，在镇上开一家律所；一个弟弟，住在伦敦，经商很成功，为人也很正派，外甥女莉迪亚的烂摊子，达西收拾起来，就是由他出面向姐夫交代的，这一点和中国相仿，“老娘舅”是家庭事务的仲裁人，他的年轻太太，和班纳特家二女儿伊丽莎白交情厚密，称得上闺蜜。这些人物，都将在故事里担纲情节。班纳特先生这边显然人丁不旺，能拿出来说事的，只一个表侄，中国人说，一表三千里，不知道绕多少弯了！可是却十分重要，那个将接受班纳特家遗产的合法继承人就是他。

距离班纳特家不远，住着威廉一家，在人口稀疏的乡下，称得上是近邻了。威廉·卢卡斯，出身生意人，曾经做过地方官，皇上授予一个爵位，于是隐退到村子里。他家也有好几个小姐，最长的那个已经二十六七岁，对于未嫁的女儿，实在是个等不得的年龄了。此外，附近开来一个民兵团，司令部就驻扎在镇上，那些军官们成了班纳特太太的妹妹府上的常客，她的那些姨侄女很快就和他们混熟了。这就要说一说地理位置。

我想，驻军的镇市名叫麦里屯，是这一片的中心，班纳特太太的父亲原先就在这里做律师，后来，二女婿腓力普先生的律所也开在这里，威廉爵士最初的生意在这里起家。从麦里屯出发一英里远，是班纳特家所在的浪博恩村；威廉爵士隐退的居所也在不同方向的一英里处，他将这地方起名“卢家庄”；众目所望的尼日斐花园和浪博恩村是三英里，伊丽莎白去尼日斐花园看望生病的大姐，和两个妹妹同路，然后在麦里屯分道扬镳，从麦里屯起计，就是两英里。

说到尼日斐花园，顺势引出彬格莱先生。彬格莱是英格兰北部的体面家族，老彬格莱是个商人，原计划购置田产，可惜未能实现便去世了。留给儿女的财富相当可观，两个女儿各有两万镑，儿子则十万镑，前面说的年收入四五千镑应该就是十万镑的息率。两个姐姐期待他购置产业，我想，不止是为继承父亲未竟的遗愿，更是改变生意人的出身，做一个乡绅，也就是“乡下人”。“乡下人”意味着拥有恒产，可供继承。《唐顿庄园》里，大女儿玛丽和暴发户未婚夫说：“你们是买，我们是继承！”毫不掩饰轻蔑的心情。彬格莱小姐们的乐事就是奚落班纳特家的低微亲戚：姨夫在镇上开律所，舅舅呢，住在伦敦，而且是在“齐普赛”附近。齐普赛在1666年伦敦大火之前，是露天集市，到了简·奥斯汀时代，承袭旧业为商贸街，以珠宝和绸缎的交易著名，言下之意这位舅舅是一个生意人，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仿佛全然忘记他们彬格莱家的钱从哪里来的。这就又是一个小小的禁忌，律师、商人，在乔叟时代的自食其力的自由民，到十九世纪也没有咸鱼翻身，一直在社会中下层。

年长的彬格莱小姐已经出嫁，成为赫斯脱太太，这位赫斯脱先生看起来也没有多少家财，小说称他为“穷措大”——“穷措大”这个词译得很妙，它来源于五代南汉笔记《唐摭言·贤仆夫》，笔记载录唐代贡举的人和事，“贤良方正”是为选拔科目之一，当然是个褒义词，但具体到此篇，“而孜孜事一枚穷措大，有何长进”，大有讽意。这个词很古，不知道原文用什么词，也不知道其他译本怎样形容的。我用的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王科一译本，王先生为1925年生人，1968年去世，终年仅四十三岁，他的行文我以为颇合乎简·奥斯汀的风格，即古雅又谐谑。嫁了个穷措大的彬格莱小姐，倘若弟弟有份不动产，就可以为他掌管物业。契诃夫的戏剧《万尼亚舅舅》，万尼亚舅舅就是替姐夫打点田庄，这里是倒过来，姐夫给小舅子打工，但不外是家族内部资源调剂。那个未出嫁的彬格莱小姐，也许免不了做老姑婆，在亲姐姐的荫庇底下生活，到底理直气壮一些。可惜年轻的彬格莱先生并不热心置产立业，有个使用权就可以，听说有一处尼日斐花园吉屋有租，过来看看，当场下聘，转身搬进来，啼笑因缘就此开头。

彬格莱先生来到不久，睦邻友好的第一场舞会，就呈现出男女失衡的形势。首先表现在数量，女宾大大超过男宾，以至于先生们跳个不停，小姐们却少不得空坐一场两场。其次是在质量，男宾中有明星人物——彬格莱先生，每个小姐都以与他跳舞为荣，班纳特太太甚至记下他每一场的舞伴，由此推算唯有她的大女儿吉英，被邀请了两轮。第三，则在热情度上，已经稀缺的男宾，其中还有一位别扭的达西先生，他只跳了两场，此外就是踱来踱去，加剧了量和质的不平等形势。从班纳特太太向先生列数的舞伴的轮次，就可见出竞争的激烈：除了自己家的大小姐二小姐，威廉·卢卡斯家的长女次女，还有“金小姐”，布朗谢家的姑娘，倘不是被打断，不知道要报出多少名待嫁女儿。

班纳特家形势可谓严峻，同时又有两线希望，小说家就好比上帝，堵死一扇门，要打开两扇窗，否则事情怎么进行下去？班纳特家的希望一是彬格莱先生，舞会上他邀请大小姐吉英多过别人一次，而且也流露出倾心的意思，可是这里又出来一个困难，那就是班纳特太太的粗鄙，很难让人忽略不计，用她自己的话，“一个女人家有了五个成年的女儿，就不该想到自己的美貌啦。”所以，也是可以同情的。希望之二是班纳特先生的表侄，法律继承人，柯林斯先生出场了。柯林斯先生是一名教士——我们在《坎特伯雷故事集》里见识过两位教士，一位供职修女院，被称作“专听修女们秘密的教士”，另一位是炼金师，被随从羞辱，仓促逃离队伍，两位的名声都不怎么样，在乔叟的时代，也许更早，教士就是人们嘲弄的对象。四百年过去，这一位呢？是个不折不扣的蠢才，先天的缺陷再加后天失调，父亲是个文盲守财奴，倒送他进了大学，结果染上自高自大的毛病。糊涂人有糊涂福，受当地已故公爵遗孀咖苔德夫人提拔，出任所在教区的教士。复活节受了圣职，随即赶到班纳特家来查验他将继承的财产，并且计划在班纳特小姐中物色一个妻子，教士恰恰看上二小姐伊丽莎白，如是这般，大的、二的按序出手，余下的三、四、五，便指日可待。可惜，天不遂人愿，这带有恩赐性质的求婚先不要说是一种羞辱，又是这样不上台面的人物，莫说入伊丽莎白法眼，几个妹妹都不耐烦这位表兄。不过，这一趟没有白来，因为，威廉·卢卡斯的长女，夏绿蒂小姐立即接过了绣球。后来，伊丽莎白去看望昔日的闺蜜，只见那一所牧师住宅打理得井然有序，显示出主妇的聪慧，其中包含对丈夫的容忍。中国古人将女子出阁称作“于归”真是相当有道理，夫家才是自己的家，出阁前的日子都是客居，夏绿蒂小姐可谓“宜其家室”的典范。回到班纳特家，眼看到手的姻缘擦肩而过，更不幸的是，就在同时，尼日斐花园的一伙人又撤退了，于是，彬格莱这个金龟婿也没了指望。

第一个回合结束了，禁忌刚刚破开缺口又闭上了，接下去还有什么转机呢？

这些乡绅的女儿们，过着足不出户的日子，她们不像简·爱，或者简·奥斯汀自己，前者是孤女，后者家境清寒，去做家庭教师，其实是类似“女伴”一样的身份。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常常让“女伴”担任罪犯的角色，最不会触犯阶级伦理。从另一方面看，这类女性又最有可能接触社会，开拓社会面，因此常常成为故事的核心。夏绿蒂·勃朗特的《简·爱》最著名，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维多利亚·荷特的《千灯屋》《梅林山庄的女主人》、达芙妮·杜穆里埃的《吕贝卡》《牙买加客栈》等等，我们用心搜索，可以列出一长串目录。相比较之下，班纳特家女儿的处境就尴尬了。一方面要保持大家闺秀的体统，再一方面，菲薄的家业又不至于成为同等阶层婚配的对象，她们只能坐等，可是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也正是成年后走入社交圈的用意，但她们都不是名媛，仅仅社交圈是不够的，还要后天努力。简·奥斯汀既然决定把故事讲下去，就必须给她的人物创造条件，让她们合法正当地走到户外。

仔细追究，班纳特小姐的几次出门都关乎命运。第一次，大女儿吉英受邀到彬格莱府上，即著名的尼日斐花园，途中遭遇风雨，这个意外正在班纳特太太意中，简直就是响应她的召唤，显然她很明白走出去的重要。吉英生病滞留客中，二女儿伊丽莎白再去探望，就是在这段客居中，吉英和彬格莱先生增进感情，伊丽莎白呢，和座上宾达西开始正面接触，“傲慢与偏见”由此开局，生发事端。

第二次，就要说到她们的舅舅舅妈，一个品行端正的商人有一位性格活泼的太太，前面说过，后者是外甥女伊丽莎白的闺蜜。柯林斯被邻家女钓走，彬格莱一家则离开尼日斐，这个暗淡的日子里，班纳特太太的娘家亲戚来过圣诞节，将吉英带去伦敦。暂时来看，去伦敦，只不过证实了彬格莱先生的放弃，但却也意味着他们关系尚在继续，凡是爱情都要经历波折的。同时，还引出第三次出门，那就是伊丽莎白接受夏绿蒂小姐，此时的柯林斯太太的邀请，造访他们的新家。

伊丽莎白随夏绿蒂的父亲和妹妹同行，路经伦敦，和姐姐吉英见面不说，舅妈还预定了夏季的活动，游览湖区。走出去这件事，有了第一次，第二、第三便接踵而来，仿佛鸡生蛋蛋生鸡。相比在舅妈家的温馨愉悦，柯林斯家简直不值一提，当然，目睹婚姻中的夏绿蒂，那一种气定神闲的表情，我想，对伊丽莎白多少会有些触动。但千里万里来到柯林斯家，应该还有更重要的际遇，简·奥斯汀对她创造的机会一定要用足的。很快，一位重要人物，柯林斯先生的施主咖苔琳夫人出场了。这位夫人倒和伊丽莎白挺能对得上话，彼此都有些兴趣，因为事先知道夫人是达西的姨母，抑或出于一种特别的关注，伊丽莎白在夫人脸上看见了达西的影子。很自然地，他们邂逅了，就在这次邂逅中，她得到达西的求婚，然后拒绝了。

接着，先前约定的湖区计划来临了，由于舅舅生意上的事务，延宕了出发时间，于是缩短日程，改远道为近途，恰巧就到了达西的地盘上。达西不在家，她们在管家的引导下参观了庄园。这一幕很有诗意，在他们唇枪舌剑的交往模式中，开辟了一个静谧的温馨的时刻，放下戒备，排除干扰。伊丽莎白好比走入达西的前史，又像是走进他的内心，生出知己的心情。之前的出门都是走亲访友，此一时则是休闲漫游，意味着社交圈扩容，人物关系随即升级，向浪漫的爱情转化，但却不足以释解“傲慢与偏见”，这是达西和伊丽莎白之间独有的禁忌。这个禁忌虽然来自道统社会，但被两人的性格强化，形成壁垒。但从另一方面看，壁垒又是一种默契，意味着亲密关系的建立，否则如何解释这对垒不在别人，而在他和她？中国人有句老话，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事态到了关键时刻，就需要一个突破性的事件。中国人还有一句老话，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是造化成全，准确说，更出于作者的苦心经营，契机适时来临。

契机是由丑闻的方式呈现的，最年幼的班纳特小姐莉迪亚和人私奔了。莉迪亚时年十六，距婚龄尚有余裕，况且上面还有四个未嫁的姐姐，所以不在众人视野之内，可谁挡得住后来者居上？这可以算作班纳特的女儿们第五次走出去，这一次和以往不同，它带有警示的作用，警示走出去的危险。前面说过，附近驻扎一团民兵，司令部就在距离班纳特家一英里路的麦里屯镇，军官总是吸引年轻女孩，彬格莱先生方才惊艳一瞥，可是，小说写道：“如今跟军官们的制服对比起来，她们就觉得偌大的财产简直一钱不值了”。“制服控”里除去性感的因素，以及欧洲贵族征战传统的阶层观念，大约还有英国开拓海外殖民地给予军人的特殊荣耀。莉迪亚私奔的情人韦翰，曾经成功勾引达西的妹妹，倘若说这两位小姐年幼无知，可是，头脑清醒的伊丽莎白不也受到蛊惑，信了他的鬼话吗？所有这一切又让军官成为最浮浪的一族，他们往往是纨绔的代名词，行事荒唐，处处造孽。班纳特家的四姑娘五姑娘与军官们的热火早已经让人不齿，总算下达了军队开拔的命令，可是团长的年轻太太却向莉迪亚发出邀请，与他们同行，好了，祸根就此种下。

伴随数次出门，逐渐靠近上流社会的核心，禁忌其实在悄然松弛它的严格性，关闭的门窗闪开缝隙，此时又一次砰然闭紧。第二个回合结束了。不说别人，单说伊丽莎白，面对达西，不禁骄傲全失——“她对他的魔力一步步在消退了；家庭这样不争气，招来了这样的奇耻大辱”。班纳特家名誉尽毁，莉迪亚自甘堕落，罪有应得，无辜的姐姐们受此牵连，不会有好姻缘光顾了。现在，我们再次分析一下这些人物的阶级属性，班纳特、威廉、彬格莱，全是经商出身的资产者。这是一个微妙的阶层，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尼罗河惨案》里，有一位阿勒顿太太，贵族出身，家道中落，走在下坡路上，却依然保持着光荣的观念，她审视同船的旅客，对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左翼青年的评语是：“我们的反对资本主义的盟友”，多么有趣的一句话。因此，这个新生的阶级格外重视名誉，遵守既定规则，力争纳入上流社会。威廉爵士的爵位是后封的，彬格莱小姐特别忌讳提到财产的来源，所以，别指望他们中间出来白马王子，拿着水晶鞋寻找灰姑娘；也别指望产生安娜·卡列尼娜，抛弃身份地位追求爱情，安娜已经拥有的正是班纳特的女儿们渴望得到的，当然，伊丽莎白是个例外，无奈她命不济，心比天高，却样样事情与她作对，大概只有一个力量能救她出禁忌的窠臼，就是爱情。

达西是这群资产阶级人物里的精英，伯祖父曾任法官，属国家机器成员，舅父有爵位，这是政治背景。从家世看，伊丽莎白观光的彭伯里大厦就是证明，画室壁上列祖列宗的肖像，也证明历史渊源。财产更不消说了，父亲留给他一年一万镑收益，请注意，是收益，不是本金，他的妹妹达西小姐则是三万镑财产。这一对钻石级兄妹无疑是众所觊觎的婚姻对象。韦翰，彭伯里庄园管家的儿子，也是老达西的教子，他对达西小姐下过手；彬格莱小姐极力替哥哥和达西小姐拉纤，自己则好嫁给达西，所以不遗余力作梗彬格莱先生和吉英；咖苔琳夫人，也要把女儿嫁给这个姨侄，不惜放下身段，上门找伊丽莎白，强令她退出竞争：“你难道不知道，他跟你结了婚，大家都要看不起他吗？”也是仗着自己的年龄和身份，直截了当地说出禁忌，简直是刀兵相见，利刃出鞘。四面受敌，伊丽莎白能不能胜出，就看达西对她爱得够不够。

事情走到这一步，严苛的写实开始向浪漫史转化。达西真成了白马王子，莉迪亚方一事发，即拍鞍赶到，威逼利诱，迫使韦翰娶进莉迪亚，将一桩通奸案变成合法婚姻，遏止了事态。他还从旁促成彬格莱和吉英的恋爱，原先就是因为他的劝告，彬格莱才离开心上人。他用行动向禁忌挑战，破除壁垒，牵手伊丽莎白。王子捧着水晶鞋走遍天下寻找灰姑娘，在这里落实成具体的公关，财力物力变通，就这样，古典童话摇身一变为现世小说。结局依然是“最后两人过着幸福的生活”，也许小说终究是成人的童话，但它当然要求着更合情理的条件。

达西蔑视禁忌，自有先天的优势，他比那些资产阶级有底气，有实力，政治正确。话这么说，事实上，不同样是成规中人？他撺掇彬格莱离开吉英，他对彬格莱一家的不屑，他解决莉迪亚的窘况是让韦翰明媒正娶，而不是采取默认的态度，所以，达西不是反抗社会的自由思想知识分子，只是因人而异，就是他爱伊丽莎白。爱情改变一个人，只是一句说辞，具体到人和事，就不那么简单了。总之，我们的问题来了，伊丽莎白靠什么反转形势，变不利为有利。纵观前后，伊丽莎白除了一千英镑嫁妆——这一千镑嫁妆在达西的一万镑年收益跟前，沧海一粟都算不上，再无其他，可说两手空空，没有外援，周围都是拆台的人，惟有一点，性格。好比灰姑娘惟一的财富就是美貌，性格却是要比美貌的内容多得太多。

我想，具有征服力的性格，最重要的一条是自尊。自尊是需要禀赋支持的，比如好的头脑。小说中写，“她比她姐姐的观察力来得敏锐”，她窥得出，彬格莱家姐妹虚荣浅薄，空有一副绣花皮囊，所以就不巴结，交往中保持从容不迫的风度；她步行三英里赶往彬格莱府上探望生病的姐姐，泥水满身地进门，一屋子嘲讽的眼光，却镇定自若；她拒绝柯林斯先生的求婚，并不介意闺蜜接棒，坦然造访新家；与咖苔琳夫人相处，也毫无怯意，不卑不亢；她还蹬了达西，这可是惊天动地的一举，别人都巴不得呢，可她弃之如敝屣。并非故作矜持，要来一场拉锯战，以巩固对方的决心，也不真正因为韦翰的挑唆影响，而是达西的示爱中不加掩饰的救世主姿态。这一场针锋相对的言辞往来，可说尽显“傲慢与偏见”，两个骄傲的男女，对了，“自尊”能使人祛除杂念，变得轩昂，舍得一身剐，能把皇帝拉下马，于是，“偏见”便破除了迷信。所有人里面，大概只有两位能够认识伊丽莎白的魅力，一个是她的父亲，班纳特先生是这一家里的清醒者，二女儿的头脑一定来自他的遗传。我以为整部小说其实是以他的旁观叙述，也是作者简·奥斯汀的眼睛，带着不动声色的讥诮。另一个则是达西的姨妈，咖苔琳夫人，她亲自出马与伊丽莎白谈判，可见她很清楚遇到了怎样的对手。甚至，我觉得她比达西还了解这“小妮子”的厉害，料到她一定能得手。这一招多少是失态了，但也能看出夫人放得下身段，像达西的为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作者犀利的眼睛也没漏掉。

在此，我想提醒大家，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生非》里，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也是一对伶牙俐齿的主儿，嘴头上不肯饶人，见面就怼，培尼狄克给贝特丽丝起的称呼“傲慢小姐”，似乎是伊丽莎白的前身呢！这样由爱生恨，再由恨生爱的模式，我们中国人叫作“欢喜冤家”，是可应用在无数爱情故事里的。简 ·爱和罗切斯特不也是从辞令大战开始的？我相信简·奥斯汀一定读过莎士比亚的戏剧，那是如同叙事的原典，有哪位文学爱好者会错过。夏绿蒂也极可能读过简·奥斯汀，女作家总是青睐女作家。培尼狄克和贝特丽丝是在亲王设置的圈套里翻转关系，好像尼伯龙根的指环，那也是个童话的时代，到简·奥斯汀，就要增添社会内容了，尼伯龙根的指环魔力必将落实于生活常态。

无论性格的力量有多么强大，依然不能否认伊丽莎白的好运气，她遇到的是达西，每年有一万英镑的收益，有条件忽视女方的嫁妆。换了他表弟费茨威廉上尉，一个伯爵的小儿子，没有继承权，用上尉的话说：“小儿子往往有了意中人而不能结婚”，上尉又说：“除非是爱上了有钱的女人”。因此，这“禁忌”其实出自经济学的概念，也因此，突破“禁忌”的藩篱单是爱情至上不够，还要有钱，恰巧达西两样具备，有情人终成眷属。

让我感兴趣的是故事的结局，在小说最后第六十一章，通常所谓“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班纳特所有的女儿都有了归宿，大的二的无须细说；老五莉迪亚，不管实质如何，总归嫁了出去；余下两个，三女儿曼丽是个学究型女性，历来对男女婚姻缺乏热情，倒可以让父母少操一份心；四女儿吉蒂，书中说她“最受实惠”，因为有了两个姐姐的社交圈，可以接触到高尚的人物，不愁钓得金龟婿。于是，班纳特太太，“说来可喜，她后半辈子竟因此变成一个头脑清楚、和蔼可亲、颇有见识的女人”，正响应了她先前所说：“一个女人家有了五个成年的女儿，就不该想到自己的美貌啦。”尽管如此，彬格莱先生和吉英，虽然两人性子都很温顺，“可是夫妇俩都不大愿意和她母亲以及麦里屯的亲友们住得太近”，就搬到另一个郡去了。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终究不能完全排除干扰，莉迪亚时不时地向二姐伊丽莎白索钱索物，大姐那边，一住下来就不肯走，成为新一轮“穷措大”，好像“穷措大”这类人物是按比例分配的，每个好家庭都会有一个。伊丽莎白呢，和小姑子相处融洽，成为一个贤良的嫂嫂，原先的锋芒只用于和达西的对嘴，“活泼调皮”。颇有意味的是咖苔琳夫人，经过一阵子断绝往来，又开始续上亲戚关系，小说是这样写的：“尽管彭伯里因为添了这样一位主妇，而且主妇在城里的那两位舅父母都到这儿来过，因此使门户受到了玷污，但她老人家还是屈尊到彭伯里来拜访。”看起来，禁忌遭遇过一次颠覆以后，很快就平息抵抗，回到原有的秩序。

不难看出，皆大欢喜中流露出来的讽意，“活泼调皮”，谐谑的风格，就像前面说的，班纳特先生的旁观立场。顺便说一下，二女儿的出嫁让他十分不舍，所以经常前去看望，成了彭伯里的座上客——他始终笑看世人，莉迪亚闯了这么大的祸，也不顶着急，舅舅来信告诉搞定了，作为父亲的直接反应不是释然，而是觉得蹊跷，因为“一个头脑清楚的人是不会跟莉迪亚结婚的”。通常人们都会从人物中挑选作者的影子，通常也会选伊丽莎白当作简·奥斯汀，我却以为是班纳特先生，他的眼睛后面，分明是简·奥斯汀的眼睛，带着嘲弄的笑意。正是这一点，将她和后来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区别开来，没有坠入伤感主义的传奇，那可是女作家的窠臼。

讲于2019年9月20日浙江大学，整理于2021年3月28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