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张楚曾凭借短篇小说《良宵》荣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作品讲述了一个京剧名伶离开城市在乡村隐居的过程中与一个身患艾滋病的小男孩之间交往的故事，它明亮温暖，令人感动。可在张楚笔下，像《良宵》这样故事背景完全在乡村的非常少，而像《梁夏》、《大象》、《小情事》等几篇作品虽然主要对象也写得是乡村与农民，但是也都与城市有着或密切或稀疏的联系。纵观张楚十多年的文学创作，我们会清晰地发现他的眼光与着力点绝大部分在小城镇，而诸如《草莓冰山》、《曲别针》、《疼》、《七根孔雀羽毛》、《野象小姐》等作品也更能代表并体现他的创作风格与写作特质。

长期以来，我国在乡土文学方面成绩卓著，百年中国文学史也更像是一部乡土文学史，大量的经典作品涌现并不断流传，都市文学虽较之乡土文学逊色很多，但也在不断进步，尤其是近些年，凸现出赶超乡土文学的潜力与发展空间。乡土与都市，作为文学创作与研究的两极，已经习惯性进入我们的思维。其实，处在乡村与现代都市之间的小城镇同样是一方魅力无穷的场域，它足以与另外两者相抗衡。在现代文学史中，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及师陀的《果园城记》等名篇已经证明了小城文学的价值。小城镇，在过去与未来、落后与现代之间，它一方面努力向现代都市靠拢，另一方面又无法割断与乡村的联系，既有地理上的因素，又因其生活方式、思维习性等依旧保有农业文明的基因。与此同时，由于受到现代都市的影响，小城独属的精神气质也在发生变化，它的节奏在舒缓与紧张之间，它的居民在本色与异化之途。而这一切的碰撞、矛盾及挣扎都会在小城中长期存在。在当代文学中，涉及小城的文学尚未得到更多重视，也就未能充分挖掘小城文学内蕴丰富的美学价值。从这个层面而言，张楚的写作对当下文学有着比较大的意义。

张楚长期在河北省的一个小城市生活，在他的笔下，也多是发生在名为桃源县、梅镇、清水镇等小城镇上的故事，常识来讲，小城与小镇是区别很大的两个概念，但在张楚的作品中，故事背景在小城也好，小镇也罢，其内在人物以及整个作品内蕴的精神气质是相同的，无形中也就淡化了这两者的空间差别，于是张楚作品中的小城与小镇也就变成了两个有着共同内蕴的概念。

重的与轻的

与《良宵》的温暖光亮相比，张楚绝大部分的作品都偏沉重，其笔下的人物命运多舛，在纠结与困境中无法自拔。女人们，如《长发》中的王小丽、《疼》中的杨玉英、《你喜欢夏威夷吗》中的艾娅、《细嗓门》中的林红、《刹那记》中的裁缝、《野薄荷》中的苏芸、丽梅以及《因恶之名》中的郑小琴与《野象小姐》中的清洁工等，她们多为已婚女性，但又无一例外地婚姻不幸，离异是普遍的结局，她们又在再次追寻属于自己幸福的过程中被侮辱与损害，甚至丢掉性命。可她们的心又多是良善的，有着惯有的女性美德。男人们，如《草莓冰山》中的“我”、《曲别针》中的刘志国、《蜂房》中的三哥、《人人都说我爱你》中的苏威、《夜是怎样黑下来的》中的老辛、《七根孔雀羽毛》中的宗建明以及《在云落》中的张文博等多为失意者与落魄者。张楚善于刻画男性形象，将他们以最赤裸与真实的面目示人，城市中的他们，一方面充溢着人之原始本能，另一方面又不断被逼迫、异化，驱赶入人生中的黑暗与无奈之中。在众多的有关城市文学的作品中，城市更多是外来者的城市，而较少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原住民的讲述。而这一切，都在张楚的小城镇叙事中得到了补充与展示。

作为一名优秀的小说家，张楚叙述绵密，结构故事的能力特别强，尤其在《七根孔雀羽毛》、《刹那记》、《细嗓门》、《小情事》、《因恶之名》等中篇小说方面体现地尤为突出。同为河北作家的李浩曾如此评论到：“张楚那么津津有味地书写着生活的平静庸常，而作为阅读者，一个不太喜欢庸常故事的读者，我也读得津津有味：你不得不佩服张楚结构故事的能力，不得不佩服他精湛的叙述能力和巧妙设计，他善于无事生非，善于在杯水中制造波澜，使这个日常有着起伏，曲折，吸引，甚至诗性。是的，诗性，这本是现代小说的首要质地，它要求写作者有巨大的精心和经心，在司空见惯里变出陌生，让语词呈现一种特有着的美感，气息。”在张楚充满耐性与智性的讲述下，生活本身一方面被附以诗性，同时也呈现出了原本拥有的丰富、复杂及厚重。将厚重的生活以文学的方式真实重现，这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张楚在自己的文学想象中，为我们呈现出了小城镇的世俗万象。

在当下的社会，当慢生活、慢节奏逐渐成为一种或被粗暴抛弃、或被无奈放手、或被执着向往的时候，张楚以其耐性引领我们深入生活内里，反复寻味。评论家张莉抓住了张楚写作的这个鲜明特点，“他的书写特点在于他作为叙述人的耐心，他会不厌其烦地书写日常中的细部生活，直到它们闪现出我们平素不易查觉的亮度。”

张楚一方面为我们呈现出厚重的生活及其中沉重的命运，但他又会通过这样那样的小小物件与象征将整个作品沉郁灰暗的基调予以光亮，从而使得生活与命运之重有了一份轻灵，一种别样的况味。譬如《曲别针》中的曲别针，当刘志国完成陪客人嫖妓、因误会被带进派出所并最终稀里糊涂在嫖妓又将妓女杀死后，他掏出自己经常把玩的曲别针含在嘴里，故事戛然而止。与《曲别针》类似的《草莓冰山》中，当“我”目睹了一个男人带着有些自闭的女儿反复去青岛寻找自己老婆的经历之后，小说最后也在“我”吃着小女孩提到的草莓冰山中结束。还有《蜂房》，老四莫名其妙地来看我，蜂房成了他与“我”之间反复谈到的话题。在《七根孔雀羽毛》中，宗建明时常会打开老旧的人造革箱子拿出七根孔雀羽毛欣赏色泽暗淡的它们，羽毛在文中毫无意义，甚至宗建明也讲不清楚，但是这不妨碍他一次次取出它们，与仿佛有着沉郁蓝眼睛的羽毛对视。《细嗓门》中林红要送给岑红一盆蔷薇，当最终林红被捕的时候，蔷薇花交到了岑红的手里，小巧玲珑的花盆，盛开着两朵粉红蔷薇。这两朵蔷薇代表着两个落入深渊的女人，它们在寒风里瑟瑟抖动，发出极细小的呜咽像极了她们的心声。在张楚笔下，还有许多带有象征意义的作品，譬如《我们去看李红旗吧》、《你喜欢夏威夷吗》等等，李红旗与夏威夷是遥远的存在，让身处泥泞的人葆有积极生活下去的信心与动力。张楚在文中设置的这些物件与象征，如同幽长隧道中的一束光，代表了温暖、希望与向往，又或者仅仅只是一束光，没有更多的意义，但不管怎样，它们让整个作品充盈着轻灵的美感。

笑的与疼的

作为作家的张楚很幽默，这份幽默在文中沉重生活外表下缓缓流淌。我喜欢并欣赏幽默又充满童趣的作家，因为他们在苦痛生活面前永远怀有阳光与天真。张楚体现在文章中的幽默是内在的，冷不丁冒出来，他会给文中人物起名刘若英，也会给起一个与自己同名的名字，譬如他在《小情事》中写“如果没记错，该是一九八一年吧？或许还早些？反正我还小，估计七八岁的样子。不过，我已经是夏庄最有名的男孩。我出名的原因很多，譬如好干净：我动不动就哭，人家见了就调侃着问，张楚啊张楚，你哭就哭，干嘛梗梗着脖子哭？我会抽搭着耐心解释，我妈刚给我换的衣裳，要不伸脖子，哭湿了你给我洗啊？譬如脾气暴：放学回家，周桂花正在庭院里忙着割向日葵，开门晚了，我就在门口扯着嗓门骂她。她惩罚我的方法很独特，喜欢用一条灰色腈纶围脖将我捆结实，吊房梁上拿笤箸疙瘩悠闲地抽，每抽一下，就小声商量着问：“小王八犊子，还骂不骂？小王八犊子，还骂不骂？”有一次她真把我打晕了，她以为我被打死了，就抱着我上气不接下气地哭，可一等我醒过来，她就接着打。也许可以这么说，她是位非常称职的军嫂，浑身总有使不完的劲。”类似这样幽默的场景在《因恶之名》中也有，他写两个情敌之间的打斗，“相国先跟当兵的在郑京东饭店的后院跑了三圈，相国粗壮，当兵的细弱，相国后边追，当兵的前边跑。如果不知底细的瞧了，还以为是部队的士兵在搞体能训练。第三圈跑下来时相国撑不住了，双手扶膝呼哧带喘地歇了片刻。当兵的只在一旁探头探脑观瞧，他的肝火就又劈里啪啦焚烧起来，指着人家鼻子七大姑八大姨痛骂一通，随后摆头晃尾犯了羊角风般去追打......”，还有他在《野象小姐》中关于华妃假发的描述以及野象小姐跳舞的片段都写得活灵活现，令人忍俊不禁。

可在张楚的骨子深处，更多的还是忧伤，永远都无法化解的忧伤，在他的文章里，随处可见的是孤独、迷惘、忧郁、死亡。

他不止一次写到了小女孩儿与少女，譬如《曲别针》中的拉拉、《草莓冰山》中的小东西、《樱桃记》与《刹那记》中的樱桃、《大象》中的明净以及《在云落》中的和慧等等，但是拉拉与小东西都患有不同程度的忧郁症与自闭症，樱桃则是一只手只有三根手指的残疾人，明净与和慧最终都因为罹患白血病死掉了。原本天真灿烂的生命失掉阳光的照耀，定是让人心疼的事情。

他还写了成长之痛。徐则臣有过两篇关于成长的作品，《镜子与刀》中将穆鱼与九果两个小孩子分别通过镜子与刀片折射阳光来进行交流的场面写得惟妙惟肖，画面感强，透出来的是明亮的欢乐，《九年》写了回到家乡的“我”看到了昔日小伙伴的凄惨生活，看到了多年前导致这一切的坏人依旧在耀武扬威，从而克服懦弱最终奋起反抗，完成了多年前就应该有的复仇之举。相比于徐则臣而言，张楚的调子要沉痛的多。《樱桃记》中的樱桃有一份朦胧的情感，最终遭受到的是伤害，《刹那记》中的樱桃被强奸，其屈辱至最后也没有得到正义的伸张。

在张楚的作品中，更多的疼来自于个体对生活的绝望反抗，并进而落入更加绝望的境地。《曲别针》中刘志国有凶残的一面，更有为人父的柔软，为了让女儿得到更好的治疗，他不断以身试法，最终陷入万劫不复深渊。《细嗓门》中林红的妹妹长期被自己的丈夫糟蹋，忍无可忍之下林红杀死了丈夫。《疼》中无所事事的马可找来一帮哥们想抢劫自己同居女人杨玉英的钱，却不曾想杨玉英被同伙中的一个弱智失手杀死。文章里的人物都怀揣为自己、为亲人的希望与理想，结果却是更大的悲伤。在张楚笔下，生活本身就是苦痛的，并且这是无法控诉、无法反抗、必须承受的苦痛，所有试图通过不正常途径获取的希望都会落空，进而落入更深层次的困境与挣扎之中。

追问与回答

李敬泽说：“面对张楚的作品，同样有一种解释的困难。他的小说，很多人看出了好。但十几年来，他从未被充分地评说和阐释。张楚，他的人物不是中层也不是高层，他写的不是未来也不是过去；但是，在平原尽头的城市中，那些孤独的男女，他们在人世间的爱欲、苦痛和软弱，似乎真是放不进关于底层或现实的通行批评话语里。”张楚的作品之所以有一种解释的难，是因为面对张楚，如同面对宽广庞杂的生活，以及其中或隐或现的丰富人性。所以我们才会发出“面对张楚，难以言说”的感慨。

与许多作家不同的是，张楚所呈现给我们的只是一种活着的状态，以及永远都是不停地追问，有时他似乎告知了你答案，更多时候会令每一个思考者陷入久久的深思。

在张楚的作品中，《因恶之名》是少有的给人以清晰答案的作品。开饭馆的郑京东的女儿郑小琴看上了当兵的李国勇，为此不惜与相国退亲，但郑京东始终觉得李国勇性格腼腆，于是反复向他灌输一个道理，那就是只有比别人更坏，别人才会拿自己当人看。也正是在郑京东的影响之下，李国勇从一个懦弱腼腆的小伙子最终变成了一个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浪荡子，由此带来的恶果就是郑小琴自杀。面对这一切，郑京东陷入了一片茫然之中。张楚在文章里探讨了“恶”，“恶”所代表的行为处事准则是否为自己获得应有的尊严？又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

作为张楚早期的成名作与代表作的《曲别针》中刘志国作为一个嫖客、商人、罪犯与父亲的多重身份体，内心的柔软与狠辣交织缠绕。我们难以明晰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我们对他的情感也是复杂的，很难用简单的对与错、爱与恨去对待。《细嗓门》中的杀死自己丈夫的林红，当她在大同看着自己的好友岑红与他的丈夫李永的时候，发出的是我们何以至此的感慨。究竟是什么，让林红变成了杀人犯，让岑红与李永走到了离婚的边缘，让过去的一切美好如今都变得如此不堪？《蜂房》中两个久未联系的大学室友，突然走到了一起，于是了解了彼此近期的生活，可在了解的背后却是为何变成这样的追问，这追问令人迷惘又难过。

在张楚所有的作品中，《梁夏》与《野薄荷》是其中两篇颇有力度与震撼力的作品，它们不仅令我们深思，更将我们扔至无边的暗夜。如同高峰期乘坐地铁的人们，在狭小空间之中的碰撞，并由此引发的摩擦、口角、打斗，每一个个体都有责任，但是在每一个个体身后，是否还应该有对此负责任的他者，究竟是谁让他们何以至此？

《梁夏》中梁夏与王春艳结婚了，小两口一起赶集卖衣服，生意红火忙不过来，于是找了一个远房亲戚萧翠芝帮忙。萧翠芝是留守妇女，丈夫在外地打工，常年不见面，于是她对梁夏产生了感情，某天夜里引诱梁夏不成，为了保全名节选择了诬告梁夏强奸她。梁夏为自己的清白，反复上告，从乡里到县里最后到市里，并最终导致了萧翠芝上吊自杀。到底谁该为一条生命的逝去负责？萧翠芝是有责任的，她不该任由情感泛滥，但是长期处于情感空白期的她也有自己正常的的情感需求，我们不该过分苛求她。梁夏处于被损害的一方，实际也有责任，正是他一次次的上告最终将萧翠芝逼上绝路。如果将眼光放得高一点来看，萧翠芝的悲剧并不是个体的悲剧，也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城市对农村的挤压，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只留下妇女与老人、孩子，给许许多多的萧翠芝们带来了难以面对的情感真空。

《野薄荷》中也有两个彼此伤害的受伤者。十九岁的苏芸是站柜台的小员工，为了生计慢慢也做起了拉皮条的生意。直到有一天她把同样很年轻的丽梅介绍给了郭金弟，但是郭金弟在睡过丽梅之后竟然没有给丽梅事先说好的两千元钱。而丽梅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用两千块钱为自己的弟弟买一个苹果手机，所以丽梅迁怒于苏芸，找人绑架苏芸并且在她的额头纹了一只鸡来羞辱她。就在苏芸被绑架的时候，她的父亲坐车来城里做手术，因为无法联系上她最后又返回乡下家中。故事在苏芸与父亲的通话中结束了。又有谁该为苏芸与丽梅的遭遇所负责？张楚给了我们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张楚结构出庞杂的生活景象，展示了人之为人的复杂与丰富，在张楚的笔下，没有什么是明晰可辨的，他告诉了我们爱、恨、怜悯、孤独，但更多还是我们在不断追问、自省之下得到的无奈，一种不得不如此的无奈。

有一个不断被提起的问题，那就是生活面前，文学何为？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文学如何处理当下的生活？读过张楚的作品，我们似乎可以找寻一丝答案。对当下日新月异、不断刷新我们日常想象的生活而言，文学的意义就在于用文学的方式发现一种真实的生活，它一方面赋予沉重的生活以光亮与希望，毕竟文学还有一种为我们造梦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要让我们明白在充满挫折与磨难的生活面前，并非所有的黑暗都会被阳光笼罩。我们所能做的，唯有默默前行，努力保有希望，与失望、绝望抗争。张楚在《我对城市文学的一点思考》中说他只是将许多农村与小镇经验以想象的方式放置于城市之中，是否自谦姑且不论，但他的小城镇叙事之优秀却是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