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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享誉中外、深受景仰的一代文学大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丰碑。鲁迅先生是新文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他在小说、杂文、诗歌、翻译、文学评论与研究等领域都成就非凡。鲁迅先生的文学始终与人民血脉相连，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一代代作家学者沿着鲁迅先生的脚步，走上文学创作与研究的道路。鲁迅先生的卓越成就、伟大精神和崇高品格值得每一位后来人深切缅怀。

 

（一）童年旧忆

童年是每个人人生经历的起点，也是每一个作家写作最宝贵的经验所在。鲁迅先生的童年在绍兴度过，这里有周家台门，有百草园，有三味书屋，也有当铺与药店。与油蛉、蟋蟀、云雀相伴的记忆分外迷人，在书桌上刻下早字的记忆深刻难忘，从小康之家落入困顿的记忆影响了鲁迅先生一生。如果用一组图片来展现鲁迅先生的复杂与丰富，不妨从童年旧忆开始。

编辑过程中受益于朱正《鲁迅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吴中杰《荒野中的呼喊者——鲁迅图传》（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黄乔生《鲁迅图传》（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鲁迅博物馆编《鲁迅文献图传》（大象出版社1998年）、陈漱渝《搏击暗夜——鲁迅传》（大象出版社1998年）以及上海鲁迅纪念馆官网、“绍兴鲁迅纪念馆”微信公众号所发布的相关资料，特此致谢。

——编者按

 

绍兴的周家老台门坐北朝南，青瓦粉黛，砖木结构，是目前绍兴保存最为完好的清代台门建筑之一，是鲁迅祖辈世居之地。老台门是一座典型的封建士大夫住宅。其主体建筑共分四进，第一进俗称“台门斗”，仪门上方悬挂着一块蓝底金字的“翰林”匾。鲁迅祖父周福清在同治年间被钦点为翰林，这对周家来说是莫大的荣耀。匾额的两旁各有一行泥金小楷：“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节制水陆各镇兼管两浙盐政杨昌浚为”和“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立”。

老台门的厅堂是周氏族人的公共活动场所，以作喜庆、祝福和宴会宾客之用。厅堂正上方高悬一块大匾“德寿堂”，两旁柱子上有一副红底黑字的楹联：“品节详明德性坚定 事理通达心气和平”。

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1838-1904），同治十年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溪县知县，后捐任内阁中书。后因科场案入狱。图为绍兴鲁迅故居内鲁迅祖父周福清和祖母孙氏、继祖母蒋氏的画像。

鲁迅的父亲周用吉（字伯宜，1861-1896）与母亲鲁瑞（1858-1943）

周家新台门位于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建于清嘉庆年间，是周氏家族三个台门中建成时间最晚的一个。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于此，并一直生活到18岁去南京求学之前。鲁迅从日本留学归国后曾在绍兴府中学堂和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担任教职，这一期间他也居住于此。鲁迅常常在这里备课、写作到深夜。他的第一篇文言小说《怀旧》就是在此写成的。卧室里陈列着的一张铁梨木床，系鲁迅当年睡过的原物。图为鲁迅的卧室。

“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作百草园。……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童年鲁迅经常和小伙伴们来到周家新台门的菜园中玩耍嬉戏，捉蟋蟀，玩斑蝥，采桑葚，摘覆盆子，拔何首乌。夏天在树荫下乘凉，冬天在雪地里捕鸟。“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葚；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文中提及的泥墙根和石井至今保存完好。

鲁迅7岁时入家塾开蒙。图为《启蒙鉴略》，是鲁迅最早的启蒙课本。

12岁时鲁迅被家人送到三味书屋读书，他非常留恋百草园：“我不知道为什么家里的人要将我送进书塾里去了，而且还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也许是因为拔何首乌毁了泥墙罢，也许是因为将砖头抛到间壁的梁家去了罢，也许是因为站在石井栏上跳了下来罢，……都无从知道。总而言之：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三味书屋约有35平方米，正中上方悬挂着“三味书屋”匾额，是清朝著名书法家梁同书所题。“三味”的意思为：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诸子百家味如醯醢。鲁迅在三味书屋的老师寿怀鉴（字镜吾）是绍兴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在三味书屋的近五年间，鲁迅依次学习了《幼学琼林》《四书》《五经》等。

“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写在<坟>后面》）鲁迅的求知欲很强，他除了学习《四书》《五经》、唐诗以及汉魏六朝辞文和其他一些古典文学作品之外，还对许多“课外知识”兴趣盎然，如《尔雅音图》《癸巳类稿》《诗画舫》《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等。三味书屋的学习生涯，使鲁迅受益匪浅。鲁迅在此积累了丰富的文化知识，为日后从事的文学创作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图为鲁迅《拟购书目》手稿，写于1897年前，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图为清代陈淏子记述花木栽培技巧的作品《花镜》。鲁迅在阅读时颇感兴趣，并做批注。

图为《点石斋丛画》，这是鲁迅用压岁钱和零花钱购买的画谱之一。1885年上海点石斋石印缩印本。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科场案后，鲁迅的祖父被关押到杭州监狱，父亲被取消乡试资格，鲁迅兄弟为避株连，到亲戚家避难，被称为“乞食者”（《鲁迅自传》）。“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图为鲁迅父亲所写的借约（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以及少年时期鲁迅经常去的“恒记当”当铺和“光裕堂”药店。

 

一八九八年五月，鲁迅办了八元的川资，携带着一只网篮、一个铺盖卷，告别母亲，离开故乡，前往南京水师学堂求学。

 

（二）先生相册

鲁迅先生喜欢拍照，还喜欢将照片作为礼物赠与友人。现存鲁迅照片有百余张，既有单人照，也有与他人的合照。这一部分，我们以时间先后为序，排列鲁迅从1903年至1936年所有单人照，并配以简单文字说明，试图以鲁迅先生个人相册的方式链结他一生的重要旅程，重温他的风采与个性。细细观之，从先生的神情变化里，亦可发掘他的思想轨迹。

编辑过程中受益于黄乔生《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鲁迅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特此致谢。

——编者按

 

1903年摄于日本。这张照片被称为“断发照”，是现存最早的鲁迅单人照。鲁迅在弘文学院剪辫后，拍照留念，并赠与同学兼同乡友人许寿裳一张。许寿裳称鲁迅赠与照片同时，还赠七言诗一首与他，“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去世后，许寿裳在回忆录中将这首诗定名为《自题小像》。鲁迅一生很看重这张照片，多次将其洗印赠友。

1904年摄于日本。这是鲁迅弘文学院毕业照。鲁迅是弘文学院第一届56名学生，也是22名寄宿生之一。1904年，鲁迅从弘文学院普通速成科毕业。他获得的毕业文凭上写着：“大清国浙江省周树人，从明治三十五年四月至本年四月，在本学院学习日本语及普通速成科毕业，以此作证，明治三十七年四月三十日，大日本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章）。”

1909年摄于日本。1908年，应许寿裳邀请，鲁迅与许寿裳、周作人、钱钧甫、朱谋宜五人合住在夏目漱石故居。在“伍所”居住期间，鲁迅经常从各处书店购书，但较少游览。鲁迅在吃穿住上并不讲究，却花费大量资财购买外国书刊，以此学习、练习翻译文学作品并做文章，很是勤奋。

1909年摄于杭州。照片由杭州“二我轩”照相馆拍摄。1909年，鲁迅回国，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并兼任博物课（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日籍教员铃木珪寿的翻译。据夏丏尊回忆，鲁迅在上课时要求学生不许笑，因为他认为自己授课时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发笑，严肃的氛围就遭到破坏。“周先生很严肃，平时是不大露笑容的，他的笑必在诙谐的时候。他对于官吏似乎特别憎恶，常摹拟官场的习气，引人发笑。”

1911年摄于东京。1911年5月，鲁迅为催促周作人一家回国，赴日本半月余，这张照片即是在东京“中钵”照相馆拍摄的。值得一提的是，照片中鲁迅所穿衣服，是他自己设计的。许寿裳曾说，鲁迅那时“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

1918年1月13日摄于北京。为浙江绍兴中学校旅京同学会合影，上图为合影局部放大图片。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记载此事：“十三日晴。星期休息。午后同二弟至留黎厂德古斋，偶检得《上尊号碑》额并他种专、石杂拓片共六枚，付泉一元。又至北京大学访遐卿，并赴浙江第五中学同学会，有照相、茶话等，六时归寓。”

1925年5月28日摄于北京。为《阿Q正传》俄译本所摄。俄国人瓦西里耶夫（王希礼）为翻译《阿Q正传》，通过曹靖华写信给鲁迅，请鲁迅赐序和照片，并作《自叙传略》。

1925年7月4日摄于北京。为《阿Q正传》英译本所摄。鲁迅在当日日记中记载此事：“午后往中央公园，在同生照相二枚。”《阿Q正传》英译本的译者梁社乾，在翻译中曾得到鲁迅的帮助。译本于192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但鲁迅的照片未被印入。

1927年1月2日摄于厦门。鲁迅对厦门大学的人际关系感到厌烦，且不适应当地生活，不足半年就决意离开。临行前，鲁迅、林语堂与几个学生在南普陀寺西南的小山岗上照相，这里到处生长着鲁迅喜爱的龙舌兰，满山是馒头一样的洋灰的坟墓。鲁迅写信给许广平说：“今天照了一个照相，是在草木丛中，坐在一个洋灰的坟的祭桌上”。鲁迅后来把照片用在杂文集《坟》中。他还在照片上题写“我坐在厦门的坟中间”赠给章廷谦（矛尘）。照片上标有：The China Studio, Amoy（厦门中国照相馆）。

1927年8月19日摄于广州。1927年1月中旬，鲁迅到达广州，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8月19日，鲁迅与许广平、廖立峨、何春才到照相馆拍照。鲁迅日记：“下午同春才、立峨、广平往西关图明馆照像，又自照一像，出至在山茶店饮茗。”这张照片采用了多次曝光的方法，有四张底片。鲁迅在广州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在当时的革命大本营复杂环境中的种种遭遇，让他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如同这张照片，一张照片曝光四次，显示出他的“多面”。

1927年11月16日摄于上海。鲁迅当日到光华大学讲演，讲演题目为《文学与社会》，并在日记中记录此事。据学生郭子雄的记录，鲁迅在此次演讲中对文学界的不良倾向，如逃避现实斗争、专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止于叫苦的消极文学，以及帮凶文艺等，都进行了分析与批评。上图右图为前往光华大学，左图为讲演完成后。

1928年3月16日摄于上海。1927年10月8日，鲁迅和许广平搬到了景云里，在此居住近三年。后经内山先生介绍，搬到四川北路拉摩斯公寓。在景云里居住期间，鲁迅除了翻译作品外，还主编《语丝》周刊、《萌芽》月刊、《文艺研究》等，与柔石合编《朝华旬刊》，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此外，海婴也于鲁迅与许广平居景云里期间诞生。以上四张即鲁迅在景云里寓所书房内所照。

1930年9月17日摄于上海。1930年9月25日是鲁迅50岁寿辰。9月17日，上海左联为鲁迅秘密祝寿，史沫特莱为鲁迅拍摄了多张照片，上图为其一。鲁迅在当日日记中写道：“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同年9月，致曹靖华信中，鲁迅曾提及此次聚会，并说“活了五十年，成绩毫无，我惟希望就是在文艺界，也有许多新的青年起来。” 史沫特莱也在回忆文章中对这次聚会印象深刻，在这个哪怕少数人聚在一起也格外敏感的时间段里，竟前后有两百多人前来向鲁迅致意。

1930年9月25日摄于上海。对于自己的五十岁寿辰，鲁迅显得格外重视。在日记中，鲁迅写下：“晴。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往阳春堂照相。”该日鲁迅照相三张，分别为单人照（上题“九月二十四日照于上海，时年五十”，日期为鲁迅误记）、与海婴照（上题“鲁迅与海婴，一岁与五十”）、与许广平并海婴照。五十岁诞辰的鲁迅单人照，是最为著名的鲁迅照片之一，这张照片上的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定场合曾被广泛使用。

1933年2月24日摄于上海。当日鲁迅与杨铨、李济在“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合影，并拍摄了单人照。鲁迅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出行，“午，杨杏佛邀往新雅午餐，及林语堂、李济之。”同年，杨铨将照片寄送鲁迅。1933年1月，鲁迅加入了由宋庆龄、蔡元培、杨铨等人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上海分会执行委员。同年6月18日，杨铨被特务暗杀。

1933年5月1日摄于上海。这张照片是著名的鲁迅“毛衣照”，所穿毛衣为许广平亲手所织。《两地书》中曾记载这件手织毛衣，鲁迅在信中写道：“背心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无须棉袍了。”多年后，周海婴在著述《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中曾专门单列出这张照片，并在照片下注释“这张照片，母亲最喜欢！”

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西行漫记》作者、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翻译鲁迅小说，准备编入《活的中国》一书，极盼得到鲁迅一张近照。这张单人照即专门为此事所摄，鲁迅对这张照片很满意。此照片最早与斯诺撰写的《鲁迅评传》一起，刊登在1935年1月出版的美国《亚细亚》杂志上，以后又刊登在1936年底英国伦敦出版的《活的中国》一书的扉页上。鲁迅逝世后，于万国殡仪馆供人吊唁的巨幅遗像，就是由这张单人照放大而来。

1933年9月13日摄于上海。这张照片上，鲁迅的眼神中透露着疑虑，神情中略显愤恨。这或许与晚年鲁迅生活在政治压迫、商业压榨的环境中，心情颇不愉快有关。在与曹靖华信中，鲁迅曾说“很想离开上海，但无处可去”。左联解散后，鲁迅在给王冶秋信中也提到，“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

1935年摄于上海，鲁迅从大陆新村住所去往内山书店路上。1933年4月，鲁迅一家迁入大陆新村，这是鲁迅在上海的最后一处住所。此地荒僻，“雨后蛙声大作，如在乡间”。鲁迅与外界的信件邮件，甚至房租、水电费等事宜，全由内山书店代转代办。在此处，鲁迅曾多次掩护共产党人。1934年瞿秋白离开时，曾将一张书桌留存在鲁迅大陆新村住所中。次年瞿秋白遇害后，鲁迅将这张书桌保留下来，以纪念亡友。

1936年3月23日摄于上海。去世前的几年，鲁迅对左联内部的斗争极其失望，瞿秋白已被杀害，冯雪峰远在他乡，鲁迅颇感“独战”的悲哀，这种情绪上的消极也加速了他身体的衰弱。1936年4月，冯雪峰作为特派员抵沪，急于见到鲁迅，未先与党组织联系就径直来到鲁迅家中，“那时已经黄昏，他在楼下已经从那个老女工那里知道我在楼上了；我听见他上来，心里快乐得很激动，同时以为他也一定很高兴，并且会先问我如何到上海之类的事情的。但他走进房来，悄然地握了握我兴奋地伸过去的手，丝毫也不以我的到来为意外，却先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两年来的事情，慢慢告诉你罢。’”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叙述源于冯雪峰1952年《回忆鲁迅》，十余年后，冯坦然自己之前对此场景中鲁迅原话做了改写，鲁迅原话为“这两年，我给他们摆布得可以！”，冯雪峰按记“这他们是指周扬等人”。改写策略与记忆组织的纠葛，也暗示着鲁迅研究中历史学与政治学的话语暗战。图为鲁迅大病初愈后留影，为史沫特莱所摄。

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逝世前11天，鲁迅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参观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上，其时他已病重。由沙飞摄。在专门记述此次展览会的文章中，沙飞曾写，“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在批评作品的好坏。……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与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 内山嘉吉、白危、黄新波等人均在纪念文章中提及，鲁迅一生中有笑容的照片并不多。沙飞所摄的这组照片中，另有鲁迅与他人谈话时大笑的照片，“笑声淹没了一切”。

1936年10月摄于上海。鲁迅逝世后，沙飞摄。在9月5日写作的《死》一文中，鲁迅曾写下了七条遗嘱：“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后文又设问了对自己怨敌的话，“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1936年10月19日晨5时25分，鲁迅先生与世长辞。 

 

（三）：亲友合照

在这一组照片中，鲁迅先生一生的友情、爱情与亲情尽显，我们能看到他的痛苦、愤怒，也能看到他的温暖、柔软。从东京到杭州，从北京到厦门，从广州到上海，鲁迅先生的独异与平易在每张照片中都有体现。“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最令人动容的或许是鲁迅与海婴的每张合影，在这里没有匕首和投枪，却是温情脉脉的眼中含笑。鲁迅先生是一个大写的人。

编辑过程中受益于黄乔生《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年）《鲁迅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特此致谢。

——编者按

 

1903年摄于东京，时鲁迅在弘文学院。照片上其他三人均为绍兴人。与鲁迅并排而立者许寿裳，弘文学院浙江班学生；许寿裳前面坐者邵明之，东京清华预备学校学生，后往北海道札幌地方工业专门学校学习土木工程；鲁迅之前为陈仪，日本成城学校学生，后就读于日本陆军大学，曾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总司令、浙江省省长。

1905年摄于日本仙台。鲁迅与仙台医专同学合影，中排右起第三人为鲁迅。

1905年秋摄于日本仙台。鲁迅与同住在“宫川宅”公寓的五名住宿学生在仙台东一番丁照相馆合影。前排左起：三宅、矶部浩策、吉田林十郎、施霖；后排左起：大家武夫、鲁迅。这张照片是鲁迅赠给公寓主人宫川信哉留念的。八年后的1913年，当时照片中的一个人回来拜访房东宫川信哉，宫川想象其中三人拍完照片十年后的样子，为他们添上了胡子。他还在照片的背面写道：“明治三十八年X月影，拾年后想象髪，大正二年现在，大家君在美国，周君不明，三宅君在大学小儿科，矶部君在米泽县，吉田君在朝鲜，施君不明。”（“想象髪”是“想象髭”（即胡须）的误笔。）

1909年摄于日本东京。鲁迅（前排左一）、许寿裳、蒋抑危（前排中坐者）等合影。蒋抑危对《域外小说集》的出版予以资助。

1910年1月10日摄于杭州。许寿裳、鲁迅回国后受沈钧儒邀请，到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沈离任后，夏震武继任。夏思想顽固、妄自尊大，被称为“夏木瓜”，后被许寿裳、鲁迅驱逐，戏称“木瓜之役”。图片为“木瓜之役”胜利后的合影。前排左起第八人为鲁迅，后排左起第十一人为许寿裳。

1915年1月5日摄于北京。系中华民国教育部全体人员合影。鲁迅在教育部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事项。后排左起第三人为鲁迅。

1917年1月26日摄于北京。图为京师图书馆新馆开馆纪念合影。第二排左起第五人为鲁迅，第一排左起第五人为时任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第二排左起第四人为时任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

1923年4月摄于北京。爱罗先珂自1922年到北京大学任教世界语和俄国文学后，蔡元培便将爱罗先珂托付给周氏兄弟照料。爱罗先珂是盲人，但他的授课与演讲都非常出色。图为鲁迅（后排左一）、周作人（前排左一）与爱罗先珂（后排左三）合影。

1926年11月17日摄于厦门。图为厦门大学员工合影，第四排右起第一人为鲁迅。摄影当日，鲁迅已有去意。

1927年1月4日摄于厦门。在全校师生送别鲁迅合影后，文科学生特邀鲁迅在群贤楼后面另照一相，“泱泱”“鼓浪” 两个文学社学生也参与了此次合影。前排左七为鲁迅。

1927年8月19日摄于广州。鲁迅与许广平（左二）、何春才（左四）、廖立峨（左一）合影。何春才是广州知用中学的学生，敬仰鲁迅。廖立峨是厦大学生，跟随鲁迅到广州。

1927年9月11日摄于广州。鲁迅、许广平与蒋径三合影。蒋时任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馆员兼文科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曾邀鲁迅至学术讲演会演讲，讲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1927年10月4日摄于上海。鲁迅到达上海与亲朋好友合影。鲁迅当日日记中记载：“午前伏园、春台来，并邀三弟及广平至言茂源午饭，玉堂亦至，下午六人同照相。”前排右起：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后排右起：孙伏园、林语堂、孙福熙。值得一提的是，鲁迅与林语堂原为好友，后交恶。在197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照片集中，林语堂被抹掉了。在这张照片中，孙福熙与林语堂一同被抹掉。此外，林语堂还在另外两张照片上也被抹去。

1930年1月4日摄于上海。海婴的出生让鲁迅分外欣喜。图为海婴百日全家合影。

1930年3月27日摄于上海。海婴六个月，鲁迅双手将海婴举高高。

1930年9月25日摄于上海。这是鲁迅五十寿辰拍照三张之一：鲁迅与海婴，一岁与五十。

1931年4月20日摄于上海。编订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后，鲁迅与冯雪峰两家一同合影留念。据冯夏熊（冯雪峰之子）回忆说，拍这张照片时，许广平刚哭过，眼泪未干头微低。因为左联成员柔石刚被杀害，鲁迅一家正经受着悲痛的煎熬。《前哨》创刊号即为“纪念战死者专号”。

1931年8月22日摄于上海。鲁迅与木刻讲习会成员合影。鲁迅酷爱木刻版画，为这一艺术门类做出了许多贡献。

1932年11月27日摄于北京。1932年11月，鲁迅赴北平探望母亲期间，分别应北京大学、辅仁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邀，发表了著名的“北平五讲”。图为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在北师大的演讲，起初在教室内，但听众甚多，只好转到室外，大家把鲁迅抬到方桌上。这一天演讲的题目是《再论“第三种人”》。

1933年2月17日摄于上海。萧伯纳访华，与蔡元培、鲁迅合影。鲁迅喜欢萧伯纳，但二人身高有差，站在一起有些好笑。鲁迅回忆起这张照片时曾说，“并排一站，我就觉得自己的矮小了。虽然心里想，假如再年青三十年，我得来做伸长身体的体操……”

1933年5月26日摄于上海。这一天，姚克陪同鲁迅去为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所请拍摄照片，单人照完成后，姚克请求与鲁迅合影。鲁迅对姚克印象颇佳，“有真才实学，是个切实做事的人”。

1933年9月13日摄于上海。这是鲁迅五十三岁生辰全家合影。鲁迅当日日记写道：“上午同广平、海婴往王冠照相馆照相。大雨一阵。”

1933年夏摄于上海内山寓所。鲁迅到上海后第三天，即往内山书店购书，后与老板内山完造成为好友。

1934年8月29日摄于上海。鲁迅在内山完造寓所避难时与日本友人合影。左起：内山完造、林哲夫、鲁迅、井上芳郎。

1935年10月21日摄于上海。鲁迅与内山完造、野口米次郎（右一）合影。

1936年2月11日摄于上海。鲁迅与内山完造、山本实彦（中）合影。

1936年10月8日摄于上海。沙飞摄。鲁迅参观了全国第二回木刻流动展览会。鲁迅此时已在病中，但参观展览时精神很好，其中一张照片中可以看到鲁迅在大笑，这在鲁迅的全部照片中都很罕见。鲁迅一生编印、收藏木刻版画，为中国美术史保留了珍贵的文化遗产。沙飞所摄此组照片共8张，记录了鲁迅最后一次参加大型活动。自参观展览会返家11天后，鲁迅先生病逝。

 

（四）文墨雅趣

鲁迅先生一生的著述、译著、辑校、书信、文抄都用毛笔完成，先生留给后人的墨迹记录了他的文学创作，同时也是宝贵的艺术财富，其书法作品呈现出简约、冲淡、朴厚、古雅的独特风格。郭沫若曾评价鲁迅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与一炉”“远逾宋唐，直攀魏晋”，其书法渊源可见一斑。从鲁迅先生的日记及相关文献中可以发现，先生一生大量购置书法及美术书籍，大量收藏国画、西洋画、汉画像、版画、风俗画、碑铭、瓦当、砖刻、笺纸、剪纸、明信片、古钱币以及各类杂项艺术品，尽显文人雅趣。此外，鲁迅先生热爱艺术设计，除自己的著译作品外，还对《奔流》《文艺研究》《萌芽月刊》等杂志以及友人著译图书封面进行设计，留下了大量佳作。了解鲁迅先生在文学创作之外的文墨法度和生活雅趣，对建立丰富、立体的鲁迅印象大有裨益。

编辑过程中，受益于《鲁迅手稿丛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萧振鸣《鲁迅的书法艺术》（漓江出版社2014年），王锡荣《画者鲁迅》（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王锡荣、乔丽华《藏家鲁迅》（上海文化出版社2009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拈花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编《鲁迅藏拓本全集》（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年），特此致谢。

——编者按

 

鲁迅文稿的书写大多用各类长方格稿纸，也有部分无格的稿纸。用带格稿纸写作时，基本一字一格，从无潦草。鲁迅早期作品的手稿大都失散，现存文稿手迹只是全部创作的四分之一。上图为1925年10月30日作的《<坟>的题记》，是现存鲁迅最早文稿。其时鲁迅在厦门，一个大风之夜，文中写道，“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的，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舊帽遮顏過鬧市，破船載酒泛中流。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達夫賞飯，閒人打油，偷得半聯，湊成一律，以請亞子先生教正。魯迅。”（标点为编者所加）“横眉”两句堪称鲁迅最著名的诗。1932年10月12日，鲁迅第一次书写《自嘲》诗，赠与友人柳亚子。1954年，柳亚子将这幅鲁迅墨迹献与毛泽东、朱德，后该墨迹调拨至北京鲁迅博物馆，现亦藏于此。

“靈台無計逃神矢，風雨如磐暗故園。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二十一歲時作，五十一歲時寫之，時辛未二月十六日也。魯迅。”（标点为编者所加）《自题小像》诗作于1903年，现存三幅，上图为其中之一，是1933年鲁迅重录的。相比于其他文体的手迹，鲁迅诗稿是更纯粹意义上的书法作品。鲁迅研究专家萧振鸣对这幅字的书法艺术评析道，“竖写四列，跋词字号略小，字体宽博厚重，第一个‘灵’字引首，大有黑云压城之势，‘风雨’二字尽显行书的洒脱，‘磐’字出笔沉稳，‘闇’‘园’二字圆转处涩意浓重，迟缓有度，‘血’字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力透纸背。通观全篇，起笔沉稳，收笔少有出锋，书法朴茂厚重，一气呵成，具有强烈的视觉美感。”

有一知心人，是人生大幸运。“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鲁迅与许广平的感情，是平凡中见真情的典范，他称她“小刺猬”，她称他“小白象”。身处两地的书信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所有鲁迅信札中，致信最多之人是许广平。鲁迅还将他与许广平的通信誊抄修改，结集《两地书》出版。当然，他们周围的流言蜚语与含沙射影自是不少，《两地书》序言中，鲁迅说“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駡誣衊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或许就像鲁迅赠给许广平的诗中所言，“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鲁迅对后辈作家多关切照顾，并提供无私的帮助。在现存鲁迅书信中，与萧军、萧红的通信即有20封之多，鲁迅还慷慨为二人作品作序。读罢《生死场》后，鲁迅大为激动，在他看来，萧红的小说给人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現在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四的夜裡，我在燈下再看完了《生死場》。周圍像死一般寂靜，聽慣的鄰人的談話聲沒有了，食物的叫賣聲也沒有了，不過偶有遠遠的幾聲犬吠。想起來，英法租界當不是這情形，哈爾濱也不是這情形；我和那裡的居人，彼此都懷著不同的心情，住在不同的世界。然而我的心現在卻好像古井中水，不生微波，麻木的寫了以上那些字。”在沪期间，萧红经常拜访鲁迅、许广平夫妇，是他们难得的忘年交。鲁迅逝世后，萧红的长篇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真挚动人，业已成为绵长丰赡的鲁迅纪念史中一部无法回避的经典作品。

现存鲁迅中文信札中最后一封，是1936年10月17日写给友人曹靖华的信，次日还有最后一封日文信札，收信人为内山完造。在写给曹靖华的最后一封信时，鲁迅已病重，“我病醫療多日，打針與服藥並行，十日前均停止，以觀結果，而不料竟又發熱，蓋有在肺尖之結核一處，尚在活動也。日內當又開手療治之。此病雖糾纏，但在我之年齡，已不危險，終當有痊可之一日，請勿念為要。”

《引玉集》初版封面

[苏联]毕斯凯莱夫《铁流》插图

鲁迅与曹靖华的深厚情谊，从《引玉集》的出版可窥一孔。“一九三一年顷，正想校印《铁流》，偶然在《版画》（Graphika）这一种杂志上，看见载着毕斯凯来夫刻有这书中故事的图画，便写信托靖华兄去搜寻。费了许多周折，会着毕斯凯来夫，终于将木刻寄来了，因为怕途中会有失落，还分寄了同样的两份。靖华兄的来信说，这木刻版画的定价颇不小，然而无须付。苏联的木刻家多说印画莫妙于中国纸，只要寄些给他就好。”两年间，鲁迅寄赠中国各种宣纸及日本纸品与旧书六次，曹靖华先后七次从苏联木刻家手中搜寻木刻作品118幅，寄与鲁迅。1934 年，介绍苏联木刻版画的《引玉集》由三闲书屋出版，鲁迅为该书设计封面。封面底色淡黄，上部居中位置印有红色木刻一副，书籍名称和木刻作者英文名均在其中，封面内容与版画技法融合巧妙。

《引玉集》出版后，鲁迅还陆续收到苏联版画家寄来的手拓珍品，拟出版续集《拈花集》，旨在拈集散落花瓣于一处，不料续集成为未竟之作。1986年，北京鲁迅博物馆据鲁迅所藏苏联版画以编辑成《拈花集》，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收16苏联版画家120幅作品，已然重病在身的曹靖华为《拈花集》作序，这是文物保存的延续，也是作家友谊的见证。

鲁迅对木刻版画的钟情，或许是所有艺术门类里最深的，一生为木刻书写文章多篇，多次帮助青年木刻艺术家，逝世前不久还参加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罗清桢是鲁迅喜欢的青年木刻家之一，1933年后的日记中有二十多次提及他们的交往。上图为罗清桢1934年所作《韩江舟子》。罗将这幅寄给鲁迅后，鲁迅在回信中表示肯定并提出建议“《韩江舟子》的风景，极妙，惜拉纤者与船，不能同时表出，须阅者想像，倘将人物布置得远些，而亦同时看见所拉之船，那就一目了然了。”

治印识印是中国文人的一大特征。鲁迅叔父周芹候擅长篆刻，少年时耳濡目染下，鲁迅也对刻印有过了解。在鲁迅改定的《<蜕龛印存>序》中，他仅用四百余字就讲解了印章的传说、起源、发展和审美价值。南京求学时期，鲁迅也曾自刻过“文章误我”“戛剑生”“戎马书生”等印。今仅存“戎马书生”印（上左图：2.6cm×1.7cm×1.7cm。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另有多枚名章、闲章为他人所赠（上右图）：其中友人陈师曾为鲁迅刻印最多，“俟堂”（左栏第三）即为陈师曾刻印；“鲁迅”（右栏第三）为许广平1926年所赠，许广平致鲁迅信中写道，“兹寄上图章一个，夹在绒背心内，但外面则写围巾一条。你打开时小心些，图章落地易碎的。”次月回信中，鲁迅表示收到，并称“印章很好”；“鲁迅”（左栏第一）是1931年6月吴德光刻，此印曾广泛用作1930年代出版的鲁迅著作版权印花，另外，著名的诗稿《答客诮》（无情未必真豪杰）上也钤印此章。

鲁迅收藏之丰、种类之广令人惊叹，在各阶段日记中经常能发现他购置文物或接受友人寄赠的相关记录。

上图右侧为鲁迅藏松古斋印制的仿古蔬果笺，是鲁迅藏大量笺纸中的一份。鲁迅与郑振铎酷爱搜集笺纸，常访琉璃厂荣宝斋、淳菁阁等古玩书画铺，二人笃信北平所刻笺纸最具价值，收集诗画笺三百余封，并编印《北平笺谱》。

中栏自上而下分别为“石雕烟灰皿”、“龙凤”砖拓片和“端平重宝”古钱。“石雕烟灰皿”为1936年杨之华托人从苏联带给鲁迅的，材料为南高加索乌拉尔山所产玉石，造型为北极狐；“龙凤”砖拓片，1917年10月5日许寿裳带来，鲁迅判断砖刻为东魏时期物品；古钱为1914年11月20日午后从地摊上慧眼捡漏的南宋“端平重宝”钱币，仅以30铜元买下。

左侧《山水写意》国画是林纾所绘。1912年11月9日鲁迅赴琉璃厂买纸，“并托清秘阁买林纾画册一叶，付银四元四角”，五日后获得该画作，但鲁迅以为“不甚佳”。这一时期鲁迅对文人画颇感兴趣，购买了不少画册。

下侧长图为1915年10月30日，鲁迅得藏沂水袁家城子汉画像10幅，是他众多汉画像收藏之一。鲁迅曾希望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出版《汉画像考》，后计划落空。

写作《朝花夕拾》后记时，鲁迅对儿时听说的“无常”详加描绘，并绘画了一幅“无常图”。上图中上方为鲁迅根据记忆中绍兴迎神赛会中活无常的形象所绘制的画作，下右侧为鲁迅从南京李光明庄本《玉历钞传》中描出的“死有分”，下左侧为鲁迅从广州宝经阁本《玉历》中描出的“活无常”。显然，鲁迅所绘更胜一筹。

鲁迅1917年设计的北大校徽，至今仍在使用。图案以篆字“北大”构成环状，“大”与“北”上下叠合，像一人背负二人，有肩负重任之感。

1923年，为纪念北大建校25周年，鲁迅为《北大歌谣周刊》增刊绘制封面。增刊第一部分为“月歌集录”，故鲁迅设计封面底色为深蓝色代指月夜，上有闲云斜月相衬。左上角为沈尹默手书儿歌《月亮光光》，“月亮光光，打开城门洗衣裳，衣裳洗得白白净，明天好去看姑娘。”右下出版说明为鲁迅手迹。据常惠《回忆鲁迅先生》，“北大印刷科没有铜板，只能用木板。把封面画底稿贴在木板上再刻，因此鲁迅先生这张封面底稿就没有保留下来。经木刻工人刻了以后，先生原稿的精神没有完全显示出来，印出的封面比原稿差多了。”

《奔流》，1928年6月创刊，鲁迅与郁达夫共同主编，是以介绍外国文学为主的文艺月刊。《萌芽》1930年1月创刊，鲁迅和冯雪峰共同主编，从第三期起成为左联机关刊物。“奔流”的笔画里，有的呈放射状，有的则显得迂回，喻示社会奔流的多样性。而黑笔沟边，则使字体更具流动感。“萌芽月刊”的笔画中粗细各具，尖部明朗，如同新生的芽；四个字横折排列，更显张扬活力。鲁迅设计的美术字“奔流”“萌芽月刊”代表了鲁迅质朴、简约、醒目的设计风格。

 

（五）初版掠影

版本学的方法在中国文学研究中历史悠久，并长期占据重要地位，通过对写本、刊本、印本、稿本、抄本等版本的细致研究，能为刊误纠谬提供帮助，意义巨大。鲁迅研究中，版本校勘亦为重要组成部分。此外，鲁迅著译作品的初版本封面，大多为鲁迅先生自己绘图设计，或令亲密友人提供绘图设计，颇具美感。现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排列鲁迅著译作品部分初版本封面图如下，以飨读者。

部分图片来源网络。著作初版本图片说明依托于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各卷前的说明文字，特此致谢。

——编者按

 

1909年2月、6月，在日本东京出版周氏兄弟合译《域外小说集》，署“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第一册收小说7篇，其中安特来夫的《谩》和《默》署“树人译”；第二册收小说9篇，其中迦尔洵的《四日》署“树人译”，均系以德文转译。

1923年7月新潮社初版译著《桃色的云》，收鲁迅翻译的俄国诗人、童话作家爱罗先珂的三幕童话，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1926年起改由北新书局出版，1934年起又改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呐喊》收鲁迅先生1918年至1922年所作小说十四篇。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原收十五篇，列为该社《文艺丛书》之一。1924年5月第三次印刷时起，改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列为鲁迅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1930年1月第十三次印刷时，由鲁迅先生抽去其中的《不周山》一篇（后改名为《补天》，收入《故事新编》）。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二十二版次。

《中国小说史略》原为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后经修订增补，先后于1923年12月、1924年6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以《中国小说史略》为题分上下册出版，1925年9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合印一册出版。1931年7月上海北新书局出修订本初版，1935年6月第十版时又作了改订。以后各版均与第十版同。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十一版次。图为1925年北京北新书局合印本初版本。图源2018年4月16日《文汇报》陈子善文章，《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合订初版本》，特此致谢。

1924年12月新潮社初版译著《苦闷的象征》，“未名丛刊”之一。该书为鲁迅翻译日本厨川白村所著文艺理论集。鲁迅翻译该书第一、二两部分。后改由北新书局出版。

《热风》收鲁迅先生1918至1924年所作杂文四十一篇。1925年11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十版次。

《华盖集》书影及书脊。收作者1925年所作杂文三十一篇。1926年6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鲁迅先生生前印行九版次。中国现代文学馆藏。

《彷徨》收鲁迅先生1924年至1925年所作小说十一篇。1926年8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鲁迅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十五版次。

《坟》收鲁迅先生1907至1925年所作论文二十三篇。1927年3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1929年3月第二次印刷时曾经鲁迅先生校订。1930年4月第三次印刷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四版次。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藏书。

《华盖集续编》收鲁迅先生1926年所作杂文三十二篇，另1927年所作一篇。1927年5月北京北新书局初版。鲁迅先生生前印行六版次。

（按：《华盖集续编》封面上虽保留“一九二六”字样，但根据其书末篇《海上通信》写于1927年1月16日，可知书的出版时间并非1926年。据相关日记、书写等材料考证推断，出版时间应为1927年。唐弢先生在《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中著录，“意者26年编订，正式出版发行，当在1927年耳。”）

《野草》收鲁迅先生1924年至1926年所作散文诗二十三篇。1927年7月由北京北新书局初版，列为鲁迅先生所编的《乌合丛书》之一。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十二版次。

《朝花夕拾》收鲁迅先生1926年所作回忆散文十篇。1928年9月由北平未名社初版，列为鲁迅先生所编的《未名新集》之一。1932年8月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而已集》收鲁迅先生1927年所作杂文二十九篇，附录1926年的一篇。1928年10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三闲集》收鲁迅先生1927年至1929 年所作杂文三十四篇，末附作于1932年的《鲁迅译著书目》一篇。1932年9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四版次。

《二心集》收鲁迅先生1930年至1931年所作杂文三十七篇，末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译文一篇鲁迅先生于1932年8月将版权售予上海合众书店，同年10月初版。1933年8月出至第四版后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后由合众书店送交国民党图书审查机关审查，将删余的十六篇，改题为《拾零集》，于1934年10月印行。

《两地书》系鲁迅先生与景宋（许广平）在1925年3月至1929年6月间的通信结集，共收信一百三十五封（其中鲁迅信六十七封半），由鲁迅编辑修改而成，分为三集，1933年4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初版。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四版次。

《伪自由书》收鲁迅先生1933年1月至5月间所作杂文四十三篇，1933年10月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鲁迅先生设计封面，在“伪自由书”下手书“一名《不三不四集》”，次年2月被当局查禁。鲁迅先生生前只印行一版次。1936年11月曾由上海联华书局以《不三不四集》书名印行一版。

《南腔北调集》收鲁迅先生1932年至1933年所作的杂文五十一篇，1934年3月由上海同文书店初版。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三版次。

《准风月谈》收鲁迅先生1933年6月至11月间所作杂文六十四篇。1934年12月上海联华书局以“兴中书局”名义出版，次年1月再版，1936年5月改由联华书局出版。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三版次。

《集外集》是鲁迅先生1933年以前出版的杂文集中未曾编入的诗文的合集，1935年5月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初版，鲁迅先生生前只印行一版次。

《故事新编》收鲁迅先生1922年至1935年所作小说八篇。1936年1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列为巴金所编的《文学丛刊》之一。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七版次。

《花边文学》收鲁迅先生1934年1月至11月间所作杂文六十一篇，1936年6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同年8月再版。鲁迅先生生前共印行二版次。

《且介亭杂文》收鲁迅先生1934年所作杂文三十六篇，末经鲁迅先生亲自编定，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且介亭杂文二集》收鲁迅先生1935年所作杂文四十八篇，末经鲁迅先生亲自编定，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且介亭杂文末编》收鲁迅先生1936年所作杂文三十五篇，鲁迅先生生前开始编集，后经许广平编定，1937年7月由上海三闲书屋初版。

《集外集拾遗》书名系由鲁迅先生拟定，亲自收集抄录部分文章，有的加写“补记”或“备考”，但未编完就因病中止。1938年出版《鲁迅全集》时由许广平编定印入。

 

（六）笔名识小

鲁迅先生曾说，“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南腔北调集•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鲁迅先生一生所用笔名之多、寓意之深，在现代中国作家中可谓独树一帜。正如许广平所言，“作者幻化许多名字，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欣慰的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后，对鲁迅笔名的整理与研究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37年，由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出版的《鲁迅先生纪念集》就对鲁迅先生的名、号、笔名进行过整理。自1975年起，鲁迅研究专家李允经陆续对鲁迅先生的笔名展开细致的梳理与释读，后结集《鲁迅笔名索解》一书，并多次再版，是鲁迅笔名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鲁迅先生不同文章下笔名的差异在过往研究中不受重视，但为人为学，往往“识小”才能“见大”。为纪念鲁迅先生诞辰140周年，我们选择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一书自序发布，与读者一同回顾鲁迅先生笔名中所体现的思想与精神。

除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外，编辑过程中还受益于鲁迅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7年版），鲁迅研究室编《鲁迅研究资料》（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等资料，特此致谢。

——编者按

 

以上十种二十五方印谱，皆为鲁迅生前使用过的印章印制，原件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

1937年鲁迅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中，从幼名、学名、号、家庭称呼、笔名等几个方面对鲁迅先生的称谓进行了整理。

 

鲁迅笔名一览

（以使用时间先后为序）

1898年：戛剑生

1902年：树人

1903年：庚辰、自树、索子、索士

1907年：令飞、迅行

1910年：树

1912年：黄棘、周豫才

1913年：周树

1918年：鲁迅、唐俟、俟、迅、神飞、庚言

1921年：风声、尊古、巴人

1922年：某生者、小孩子

1923年：雪之

1924年：敖者、宴之敖者、俟堂、“……即鲁迅”

1925年：L.S.、冥昭、卂、杜斐

1927年：楮冠、楮冠病叟、华约瑟、中拉

1928年：葛何德、封余、许霞

1929年：EL ELEF、许遐

1930年：L 、隋洛文、洛文

1931年：令斐、豫才豫、唐丰瑜、冬华、长庚、宴敖、乐贲、它音、佩韦、阿二、丰瑜、明瑟、不堂、

1932年：白舌、遐观

1933年：何家干、罗怃、动轩、周动轩、飞、干、何干、孺牛、丁萌、游光、丰之余、苇索、旅隼、越客、桃椎、虞明、斡、家干、苟继、史癖、尤刚、符灵、余铭、元艮、子明、白在宣、敬一尊 一尊

1934年：张承禄、赵令仪、倪朔尔、栾廷石、张禄如、邓当世、宓子章、翁隼、孟弧、韦士繇 士繇、黄凯音、崇巽、常庚、燕客、白道、梦文、曼雪、公汗、董季荷、霍冲、杜德机、莫朕、中头、史贲、康伯度、朔尔、焉于、茹纯、华圉、越侨、张沛、仲度、直、苗挺、及锋、隼、直入、乐雯、阿法、且介

1935年：庚、敖、越山、康郁、洛、姜珂、越丁、旁

1936年：齐物论、乐文、周玉才、晓角

附一：鲁迅笔名别册

纂述者、编纂者、译者、编辑者、旅沪一记者、编者、旅沪记者、记者、奔流社同人、朝花社、朝花社同人、上海三闲书屋、铁木艺术社、译文社同人

附二：鲁迅的幼名、别号和家庭称呼

樟寿、阿张、豫山、长庚、长根、戎马书生、唐元期、元期、周裕斋、老大、大先生

 

鲁迅一生取用了140多个笔名。他的每一个笔名，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说过：“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许广平同志曾回忆说：他“每每在写完短评之后，靠在藤躺椅休息的时候，就在那里考量。想妥了，自己觉得有点满意，就会对就近的人谈一下，普通一些，写出也就算了”（《欣慰的纪念》）。由此可见，鲁迅对于笔名，与对待一切战斗一样，态度是极其严肃的。正因为这样，鲁迅的笔名便从一个侧面记录了他的思想和战斗，是我们研究鲁迅不应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

鲁迅的笔名，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记录了他思想变迁的历程，表现了一个伟大革命家韧性战斗的精神和灵活巧妙的战斗艺术。

我们试将他的笔名分做三个阶段来加以分析和考察。

第一个阶段是1898至1917年。其间，鲁迅所取用的笔名共12个。

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尚未发生，我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一方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朝统治集团的卖国，已经把中华民族拖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祖国山河破碎，人民身受苦难。另一方面是先进的中国人，正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论人民民主专政》）应当说，鲁迅也曾经是“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一员。在他十八岁的时候，就毅然抛弃了“读书应试”的所谓“正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南京求学时，他如饥似渴地拜读《天演论》，接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影响，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三闲集•序言》）的社会发展观。1902年，他去日本留学，为国为民去学医，后又为国为民弃医就文。其时他胸中燃烧着爱国主义的炽热感情，怀着希望，既愿艰苦探索，更想展翅翱翔。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进化论发展观的结合，正是青年鲁迅思想的主潮。

鲁迅这一时期的笔名，鲜明地反映着他当时的思想，多含有希望、自励、奋飞和探索的意义。“戛剑生”是使用最早的笔名，这是因为他受了进化论的思想影响，感到有希望，要拔剑战斗。“庚辰”，在传说中是一个造福于中国人民的形象，取作笔名，正表现了他以身许国的爱国热忱。“索子”、“索士”，是说自己是一个探索的人。探索什么呢？无非是要从危机四伏的险恶环境中探求一条拯救祖国的道路，寻求一种救国救民的真理。至于“迅行”、“令飞”等笔名，更是勉励自己要迅速前进，展翅奋飞。

1909年，鲁迅回到祖国。不久，辛亥革命爆发了。这场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曾一度在鲁迅的心中，唤起了光明奋发的感情。1912年1月，他的《〈越铎〉出世辞》一文，曾以“黄棘”署名。这笔名是以棘为策，驱马迅行的意思，它透露出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欢迎和热望。他在文中号召：“天下兴亡，庶人有责”，要大家“同力合作，为华土谋”。（《〈越铎〉出世辞》）

但是，鲁迅和那些拼命向西方学习的“新派”人物也有不同，这就是他从辛亥革命失败之后，便对所谓“新学”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失望。他说：“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自选集•自序》）他对资本主义是否可以救中国开始了怀疑，对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深感失望。这种怀疑和失望好不好呢？很好。这是鲁迅比那些“新派”人物高明的表现。正因为如此，他便收起了琴瑟，停止了呐喊，也再没有取用新的笔名。也正因为这样，他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的时候，以崭新的姿态，奋不顾身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鲁迅取用笔名的第二个阶段，是1918至1926年。新用的笔名共20个。

这一时期，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了，我国爆发了五四运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经和中国革命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成为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文化战线上，对于维护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的封建旧文化，展开了空前未有的大批判，出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新文化运动，其锋芒所向，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文化，极大地动摇了反动统治的思想政治基础。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刻，鲁迅立即从失望中抬起头来，欢呼这“新世纪的曙光”。他一扫先前的沉默起而呐喊，一改先前的颓唐奋起战斗。“鲁迅”，就是他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开始使用并在后来使用最多的笔名。以“鲁迅”落名、发表的译作，有500篇以上。为什么取名“鲁迅”呢？是因为“母亲姓鲁”，又“承迅行而来”。（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这样，“鲁迅就是姓鲁名迅”（鲁迅：1921年9月5日《致宫竹心》），有别于一般的别号和笔名了。鲁迅突破男尊女卑的传统，破天荒地使用母亲的姓氏，反映了他反封建的思想。他要迅猛奋起，迅急为文，向着旧势力、旧文化开炮猛攻。1918年，鲁迅又以“唐俟”为笔名发表了新诗《梦》等作品。“唐俟”，是中国盼望着光明的前途之意。这两个笔名，同鲁迅早年的笔名一样，都含有希望、自励的意思；但是，由于时代的不同，所包涵的内容又当不同。鲁迅年轻时，曾做过拯救祖国的“好梦”，结果是梦幻的破灭。这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把革命进行到底。待到十月革命以后，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已成为可以实现的理想了。虽然怎样实现这理想，鲁迅当时还不十分明确，但他却已经自觉地遵奉着“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而挥笔战斗了。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空前旺盛，时时有奋飞之情（“神飞”）；他决心站在劳苦大众一边（“巴人”取“下里巴人”之意），发反帝反封建之声，树革命前进之风（“风声”）；他指出，尽管反动统治阶级“日施手段，夜费心机”（“冥昭”），也决不可能使他们的统治“万年有道之长”。（《春末闲谈》）

第三个阶段是1927至1936年。这十年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十年，也是鲁迅反文化“围剿”，英勇战斗的十年。为了冲破白色恐怖和文化“围剿”的罗网，争取战斗篇章的发表，鲁迅不得不使用大量的笔名。这一时期所用的笔名多达100以上，含义也极为丰富和深刻，并且更侧重于讽刺和战斗。

毛泽东同志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新民主主义论》）鲁迅的许多笔名集中地反映出他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高贵品质和宝贵性格。他“佩韦”（韦，系柔韧的牛皮）而战，以“苇索”打鬼，用“桃椎”驱邪却敌。敌人把他的杂文，视为蛇蝎，他就偏要以“它音”（意即毒蛇之音）同他们不断纠缠。“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推行反共卖国政策更加疯狂，鲁迅就给以无情的揭露，勇猛的抨击。他以“明瑟”（意即用语鲜明，直抒胸臆）为笔名，写下了《“友邦惊诧”论》，对国民党及其“友邦”痛加鞭苔。为针砭国民党卖国的外交政策，他又取笔名“白舌”，意在指明他们的所谓外交无非是白费唇舌，骗取舆论。在国难声中，国民党不去抗日，却恬不知耻地叫喊“建国”，鲁迅立即以“遐观”署名，写下了《水灾即“建国”》一文，揭露了反动派的虚伪。虽系远看（“遐”，远也），却一眼看透了本质。1933年初，他应友人之约，为《申报》副刊《自由谈》投稿，由于“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用”，便题了“何家干”和“干”为笔名。以“何家干”和“干”发表的二十多篇杂文，集中地揭露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卖国政策，它犹似利刃尖刀，把蒋家王朝搅得天翻地覆。鲁迅预料到，这些杂文将使敌人恼怒，甚至要追查“这是谁干的”！于是，他就主动向敌人挑战，把他们老羞成怒、色厉内荏的狰狞面目，展现在读者眼前。鲁迅是无畏的，敌人越凶残，他越要战斗下去。“管他冬夏和春秋”，干下去，干到底！于是，“干”就成了他英勇战斗、不畏强暴的又一个笔名。这年5月，他的杂文不能继续发表了，“何家干”这笔名也不能再用了。他就变换新的笔名，继续战斗。他又说：“这么一来，却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视觉，专靠嗅觉的‘文学家’疑神疑鬼，而他们的嗅觉又没有和全体一同进化，至于看见一个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对我呜呜不已，有时简直连读者都被他们闹得莫名其妙了。”（《准风月谈•前记》）在文网密布、鬼蜮横行的旧中国，鲁迅署真名不行，署假名也不行，他悲愤地说：“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然而，鲁迅是韧战的楷模。他又“改些作法，换些笔名，托人抄写了去投稿”。（《花边文学•序言》）1933年，他新用的笔名是28个，到1934年，竟达到了41个之多。即使这样，他的许多文章还是遭到了检查官的删除，《病后杂谈》一文，竟被砍掉了“五分之四”。鲁迅多次把这种处境，比作是“带着锁链在跳舞”。（1935年4月9日《致增田涉》）他决绝地说：“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之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章。”（1934年12月25日《致赵家璧》）又说：“只要我还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1933年6月25日《致山本初枝》）

在对国民党抨击、讽刺的同时，鲁迅另有一类笔名，足以帮助读者认识他所处的环境是多么险恶，时代是何其黑暗！鲁迅被剥夺了出国访问的自由，他就以“华圉”作笔名以示抗议。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他，又让他失去回访故乡之自由，于是有“越客”、“越侨”等笔名的采用。有时，他思念居住、战斗过十五年之久的北京，便又有“燕客”之名的出现。国民党多次把他的名字列入特务暗杀的黑名单，他就自比张禄（战国时期魏国范睢受迫害后之化名），取笔名“张承禄”、“张禄如”，以示控诉。所有这些笔名，饱含着鲁迅对反动统治者的仇视，也使我们认识到作为左翼文艺旗手的鲁迅，正是反动派追逐、侦察和迫害的主要目标。

对于人民，鲁迅充满了深沉的爱。他认为文艺应当属于人民，他自己也属于“杭育杭育”派，故有谐音的笔名“康郁”产生。他全心全意地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孺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鲁迅在晚年，也不乏表示希望、奋飞、自勉的笔名。他以“隼”（疾飞之鸟）、“翁隼”（老健的鹰）、“旅隼”（游击的鹰）自况。这些笔名正是“令飞”“神飞”等笔名的新发展。面对黑暗，他坚定地表示要继续战斗（“荀继”），对旧势力、旧思想要及锋而试（“及锋”），单刀直入（“直入”），而且要精力充沛（“张沛”）地搏斗下去。他切盼无产阶级的文艺新苗茁壮挺拔（“苗挺”），坚信新中国一定会诞生，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胜利，并为之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晓角”）。真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鲁迅的笔名数量很大，他取用笔名的方式方法又多种多样，灵活多变。有的表心愿，有的表讽刺，有的表反击，有的表战斗，有的表揭露；有些是幼名的衍变，有些是古典的脱化，有时又将敌人或论敌对他的攻击言词稍加变化用作笔名；有些是汉字的谐音，有些是外文的采用；有的笔名与文章的内容紧紧相连，有的又与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不能分离。那么，我们究竟应当怎样准确地认识和解释这些笔名呢？这确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鲁迅说过这样一段话：“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这里讲的是对于文章和文学作品的分析评论，但它却同样适用于鲁迅笔名的研究。这是因为鲁迅的笔名，是他所处的社会和时代的产物，是同他本人的思想和战斗不可分离的，是同他的杂文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紧紧相连，甚至是溶为一体的。因此，要正确地而不是牵强附会地解释鲁迅的笔名，就应当严格遵循鲁迅所提出的三顾及（即顾及全篇、全人和社会状态）的原则。

鲁迅的许多笔名，前人已有解释。这些解释，多数是正确的，但也有少数未必妥当。更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多（约三四十个）的笔名还得不到解释。每当遇到难以解释的笔名，人们便说：这个笔名是“取其通俗”，那个笔名是为“掩过检查官耳目”，仿佛再没有什么探索的必要了。其实也未必是如此。

为什么有的笔名解释错了，有的笔名又一时得不到解释呢？是因为没有全面地运用“三顾及”的原则，尤其是忽视了“顾及全篇”。

例如：对于“不堂”这个笔名，过去许多人都解释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这是因为在30年代资产阶级文人曾经攻击杂文是一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文体。这种解释顾及了社会状态，然而却忽视了“顾及全篇”。如果我们认真地阅读鲁迅以“不堂”为笔名发表的那篇《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就会发现把“不堂”解释为“不登大雅之堂”是片面的，而准确的解释应当是：那些中华民国的新“堂•吉诃德”们，并不是真正的“堂•吉诃德”。

又例如：对于“阿法”这个笔名，过去多认为是“取其通俗”，便不再深究。但如果认真阅读一下鲁迅以这个笔名发表的《骂杀与捧杀》一文，就会发现它的含义无疑是说：阿谀奉承是一种杀人的方法。鲁迅把他在长期斗争中总结的这一宝贵经验，不仅写在杂文里，也熔铸在笔名中，他的这篇杂文的思想内容和这一笔名深刻寓意已经溶为一体，我们是不应当忽视的。

鲁迅有些笔名只发表过一篇文章，有的则用在许多篇。对于某些难以解释的笔名，似应着重研究用这个笔名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当然有时也要综合考察各篇），来探求其含义。笔者对于不少笔名的索解是朝着这个方面努力的，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例如：前面提及的“不堂”、“阿法”便是这样，此外如“雪之”、“冥昭”、“华约瑟”、“冬华”、“白舌”、“遐观”、“宓子章”、“梦文”、“曼雪”、“姜珂”等也是如此。自然，有些解释，恐怕也难免失之于牵强，之所以不揣冒昧地把它写了出来，是含有抛己之砖，引他人之玉的意思的。

当我们对于鲁迅笔名的含义有了较为准确的理解之后，又会反过来加深对他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杂文的认识和理解。正如许广平同志所说：“我们要了解某一时代的思潮，某一时代的文学背景，和产生这文学的关系，研究这特殊的，作者幻化许多名字，冀图表达其意见的苦衷，对于将来从事文学的人们，或者不无裨益罢。”（《欣慰的纪念》）

1977年1月14日草成

1979年2月14日改写

2006年3月5日整理

（上文为李允经《鲁迅笔名索解》自序，转引自《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9期。）

 

（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