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20是个特殊的年份。文学如何介入时代现实，文学如何讲述“我们”的痛与爱，作家个体如何表达“我”的所思所感，成为新的现实情境下崭新的命题。中篇小说，既有大于短篇的体量，又有比长篇稍显短暂的写作周期，是再现这个时代现实的绝佳载体。江苏中篇小说一直是江苏文学战线上的文学“尖兵”，充满力量而富有深度。包括中篇小说在内的江苏文学诚挚而富有激情地表达着现实的阵痛和丰沛的情感，建构起危机时代文学的新伦理和新叙事。可以说，危机、痛感、爱是当下文学的关键词，文学如何恰当地进入危机的现场，作家如何反思与书写痛感，作品中如何合理地表现危机下的痛感与人的爱，成为了2020年江苏文学反思的重要问题。总体来看，2020年，江苏小说家们依旧保有对于中篇小说创新和探索的热情，在叙事形制和思想表达上呈现出令人可喜的态势。

一

2020年的中国大地充满了危机与悲壮，灾难与温情。在文学叙事中，如何表达时代之痛成为文学表述的新的话题。痛感书写作为一种表达情感的新形态，在本年度的江苏中篇小说写作中，并没有直接表现为作家大规模正面书写疫情现实，而是将疫情作为一种时代背景，以此再现人的生存之痛。李新勇的《镜面上的尘埃》（《山东文学》2020年第11期）讲述的是民工讨要薪资，却遇上了疫情。疫情封锁了城市，被困在隔离地的老板遵守疫情隔离的规则，也不忘给民工补上薪资的故事。李新勇借讨要薪资中的乌龙事件淡化了直面疫情的痛感，但是通过书写疫情期间政府对于人民的关照与民工志愿协助政府工作，表现了“痛感”侧面下的“爱”。如何真实地描绘灾难，刻画灾难中的人，挖掘这种特殊情境中人性的复杂性，并进而对灾害进行反思，成为作家们关注的问题。李新勇的《镜面上的尘埃》真实地描绘了灾难下底层小人物的生存图景，写出了他们的“痛感”以及“爱”的获得。但是，《镜面上的尘埃》的底层人的痛是温和的，他们所获得的爱也是令人倍感温暖的。这种爱能否真正救赎底层人的困顿，讨薪作为一种手段包含的底层人生存的无奈和辛酸，也是李新勇在这篇小说里隐而不彰的话题。李新勇的另一新作《夜色也曾温柔》（《当代》2020年第4期）同样聚焦民工这一群体。小说以吴向葵北上与妻子潘慧的办理离婚为中心事件，以此书写现代化进程中失土失乡的农民的精神乡愁问题。如何构建精神原乡，失土故园漂泊在外的吴向葵们能否回归个体的原乡，能否重建个体的精神乡邦，成为李新勇试图回应的重要命题。《夜色也曾温柔》中的吴向葵和《镜面上的尘埃》里的赵大毛作为农民知识分子，爱好读书，都有对现实生活之外的精神向往。现代化的进城冲击了物理意义上的故乡、乡村、故园，使他们乡愁的载体逐渐无所依凭。于是，重建精神乡邦成为吴向葵们念兹在兹的事业。吴向葵立志要给孩子一个具有故乡意味的“血地”，是这代失乡新式农民的真诚而强烈的心声。这种渴望会实现吗，李新勇并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在本年度李黎所写的《心头小庙》同样具有这种文化乡愁和重建精神乡邦的指归。李黎和李新勇都关注到，失去原乡的人们都存有对于原乡的怀恋和重建的冲动，这几乎也是乡土中国现代性进程中的一个文化母题与普遍性的情感向度。

《视界》（《花城》2020年第4期）用巨大的黑洞引力扩张了2020年江苏中篇小说的维度，可见王啸峰的创作具有的先锋意识。王啸峰延续了对于“后人类”危机的思考，借由“视界”这个黑洞引力影响范围的边界抒发了人类自身主体性的焦虑感。他在探讨为什么人们在不断地坠向深渊。王啸峰并没有简单探讨这个问题，而是在资本、阶级、人伦、权力、科技、人文等多重维度里展开思考。在小说庞大的赛博空间里，作者并没有将文学的感性与科技的理性割裂，所以感性世界下的人伦意识并没有在赛博空间中消失，科技主张“后人类”放弃感性，服从于权力便可，但是道德伦理对此进行了纠偏。在王啸峰的叙事中，由“信息”过渡到“大数据”，再过渡到“幻象”，这种资本笼罩下的完美成为了一个坚固的牢笼。不仅小说的人物“孙大戒”作为一名优秀的心理医生对“视界”产生了怀疑，作家在写作中也产生了焦虑，这个焦虑便是世界的合理性被“视界”所吞并。《视界》由此成为了王啸峰科幻系列的前声，文字辅佐技术和科学，超越时间和空间，或许能够成为他作品中科技史诗的前章。

叶兆言在《爱好哭泣的窗户》（《作家》2020年第1期）的创作谈中表明自己有主动远离自己原有的烙印的渴望，即逃逸出一直在书写的民国、描述颓废的南京和重现秦淮河的妓女的写作传统。这篇中篇小说也成了他这种宣言的新的实践。在这部新作中，叶兆言很清晰地想写一部致敬《死于威尼斯》的作品，他始终记得读完《死于威尼斯》之后的强烈震动。《死于威尼斯》是一部带有浓厚古典气息的作品，它讲述的是艺术家因为沉迷于美少年的姿色而没有及时在疫情到来之时逃离，最后死于疫情，而《爱好哭泣的窗户》是对这种作品的致敬，是一种仿写，更是对疫情时代的现实隐喻式叙事。但在文本层面，小说并没有像《死于威尼斯》那样刻画时代环境以及揭示疫情时代的混乱与虚伪。叶兆言突出的是盛戎与孔欣煜之间的爱，以及盛戎与易蓉蓉之间隐秘的情感。叶兆言书写的这种人与人隐秘的情感和不知缘故的迷恋，是对《死于威尼斯》主题的呼应，但叶兆言着重书写了爱，并没有过分渲染对危机和痛的书写。在疫情时代，叶兆言没有给读者增强“痛”的记忆，而是通过“爱”来化解疫情危机下的情感动荡。

二

社会“关系”中的人，以及人的困境依旧是今年江苏作家在中篇小说中关心的问题。面对现实的挤压和生存的困顿，个体如何确认自我的价值，如何建构生存的希望，作家如何言说社会现实，如何安放人的未来？2020年的中篇小说提供了两种叙事走向，一种为尖锐讽刺社会现实，另一种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建构一个乌托邦。直面社会现实，呈现个体在社会情境中的失范、失位，使这类小说叙事具有很强的现实批判精神，而寻找以“爱”为主的乌托邦使得这类小说具有了某种精神抚慰价值。在范小青新作《朝去夕来人海中》（《中国作家》2020年第4期）和《大哥刘里明》（《长江文艺》2020年第10期）中，她延续了“世情”叙事。在城镇化、市场化和工业化的社会进程中，范小青的“世情”书写也在不断地革新。如《朝去夕来人海中》意在讽刺官商庇护的社会现实，小说摆脱了城乡或官民这种简单的二元对立认知，不再强调人物的单一身份，而是着重表现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在金钱与权力面前，所经历的性格与精神的变化，借此折射人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异化以及积弊甚深的社会现实。在《大哥刘里明》中，刘里明是个爱好面子，又热爱帮助别人，操心一切的城市人。“你不认识刘里明”、“我，刘里明”成为他的常用语。在这篇小说中，范小青借刘里明这一人物下乡进城的事情，叙述了农村人也像城市人一样追求时髦的电器——电冰箱，借此突出农村因为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也有城市的浮躁气息。范小青不再单一叙述城市或者农村的特点，而是不断深挖，展现现代化进程中城市对于农村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物质形态层面的，也包括文化、思维和精神风貌层面的所谓“城市病”。罗望子的《清白之年》（《江南》2020年第5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小说以潘先生作为核心人物，再现它庸俗无聊的生存现实。潘先生尊崇官场上的教条主义，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陶醉。可如何清白地退休，潘先生陷入了困境，最后只得以大哭表现自己的无奈。范小青和罗望子用讽刺的手法直击人在现实生存中的情感、心理和欲望，用一种夸张的笔触铺陈人物所处的乖张或病态的现实，呈现人物在现实中的心灵秩序及其危机，并由此对人们精神、文化、行为上的痼疾进行某种特写，尖锐的讽刺和批判意味由此蕴含其中。

今年，孙频共发表了三部中篇小说《白貘夜行》（《十月》2020年第2期）、《我们骑鲸而去》（《收获》2020年长篇专号春卷）、《骑白马者》（《钟山》2020年第4期），三部小说均得到了学界不同程度的关注。《白貘夜行》是孙频今年创作的三部中篇小说中最具有女性意识的小说。在《白貘夜行》中，孙频试图去思考，对于女性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意味着什么。当社会定位逐步稳定，当荷尔蒙不再分泌，女性天生的犹疑与倦怠自然会清晰显现。北方煤城的四个年轻的女教师经常在谈论“怎么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可当年华不在，梁爱华、曲小红、姚丽丽、康西琳四个人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时，女性的独立与自由又在哪儿？碌碌无为、安于平庸、哀愁一切、倦怠不顺都使得人成为生活的逃兵。在这篇小说中，孙频表达了对于女性生存困境的思考，这种困境更多指向女性的现实和精神层面：如何处理自我救赎、如何从困缚中走出。在《我们骑鲸而去》中，孙频放弃了女性的身份，转而建构出一个具有遗弃自我意识的男人。这次的环境也安放在一个没有权利、祭祀、会议的文明之始的小岛上。这个男人具有笛福、康拉德的冒险精神和魄力，热衷于野外生存。小说讲述的是我、老周、兰姐三人在岛上的生活，三人在岛上推演木偶，想象自己身处在不同岛屿上，三人进入了不同的精神世界。海岛的封隔使得人们变成演员，岛成为了“世界剧场”的载体。可是这三个演员具备三种不同的倾向，“我”是被庸俗的环境所“弃”，兰姐是“自弃”，而老周是“弃”人。“我”接近热爱文学者，老周接近行为上的艺术家，而兰姐则是经营者，三者以不同的身份，丈量着岛这个“世界剧场”。不同的身份形成了不同的眼光，岛在他们的眼中也在急剧变化，由此出现了小说中几种不同的岛，蒂科皮亚岛涉及的身份是作家；弗洛蕾娜岛涉及的是族长；特罗姆兰岛涉及的是奴隶；诺福克岛涉及的是罪犯；圣保罗岛涉及的是食人族；纳普卡岛涉及的是船员；巴纳巴岛涉及的是工人，最后随着三个人的演绎，“我”终于知道了所在的岛叫“永生岛”。“永生”是否意味着小说中人物的精神枷锁得到了解脱，孙频并没有给出答案，这也就意味着“永生岛”并不是岛的最后的答案。孙频在这篇小说建构了一个谜一样的世界，可是她没有放弃给读者提供解密的钥匙，在小说的结局，“我”骑鲸而去，证明“永生岛”并不是最好的寓所。

在《骑白马者》中，孙频选择了一个抽烟的男人作为叙述者。这个男人为了寻找一位叫“田利生”的人，进入大山，走一路便与山中住户交谈，小说的结尾是找寻到了这位叫“田利生”且带有原罪的男人。孙频的三部作品都在强调“危机”下的“痛”，《骑白马者》和《我们骑鲸而去》都在探寻精神上的乌托邦，从侧面反映着“痛”，而《白貘夜行》是直面特定生存困境下的“痛”，即，因为倦怠而使得生活陷入僵局，个体对此却又无计可施。总体来看，孙频今年的新作均反映的是对于“痛”与“危机”的自我救赎，《白貘夜行》借四位女性主角缱绻在生活的痛处之中，提醒女性的自我救赎；《骑白马者》探寻人性罪恶的暗角，虽然小说写到“我”找到象征着“暗角”的田利生便戛然而止，但是我能找到田利生，便意味着《骑白马者》已然成为“危机”到来的先声；孙频一直在小说中寻找着精神上的乌托邦：在《我们骑鲸而去》中，三人选择逃离“危机”，来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当众人在岛上面对痛楚和困境时，如何化解和应对？孙频选择了用“爱”来化解。在“爱”中找到了永生岛，最后以浪漫的骑鲸而去作为“危机”下自我拯救的方式。今年，作家们在处理疫情所带来的痛楚时，并没有将“痛”放大，也没有塑造英雄人物来化解“危机”，而是选择用“爱”来纾解人们内心的不安与酸楚。叶弥的《是谁在深夜里讲童话》（《小说月报》2020年第8期）与孙频用“爱”来感染读者的叙事意图相似，叶弥在小说中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故事。黎光爱上了严听听，决心为她讲述她所爱的童话，当爱不再时，童话也就不复存在了。就像叶弥自己所说：“一直迷失在她的天真和单纯里，现在才知道，天真和单纯并不意味着没有创伤。”这个关于爱的童话，制造了一个以爱和宽恕为核心的乌托邦。虽然严听听没有接受黎光的爱，但是黎光依旧不断地给严听听讲述童话，在他们之间的情感不再延续时，黎光依旧相信未来，将自己的童话结尾修改成完美的结局。如在《桑树的故事》结尾中，老人听从了小孩所提的领养桑树的建议；在《狐狸的悲伤》中，爷爷放掉了咬他的狐狸妈妈。黎光迷失在爱的乌托邦之中，但是他没有放弃相信爱，让爱治愈自我。

三

2020年，延续自我风格的作家众多，以韩东、娜彧、罗望子、汤成难、荆歌、叶弥、李黎、陈武、赵志明、黄小初、袁亚鸣、余一鸣、王大进等为代表。《兔死狐悲》（《花城》2020年第3期）依旧是韩东式的风格——“袖手旁观”的深情。主人公张殿是个早产儿，侥幸地活了下来，但是幸运并没有让他正视生活，他年轻时办了《甲乙》文学刊物，中年浑噩又与情人厮混，晚年也并没有回归家庭，但由此结交了一些社会上的“游戏之人”，比如“我”。在小说的结尾，“我”感受到张殿葬礼上的压抑，留下了看似怀念张殿却不知所以的眼泪。韩东以零度情感的态度书写张殿“折腾”的一生，呈现了隐含作者对于生活常态的袖手旁观，但是并不是说作为游戏之人的“我”仅处在袖手旁观的位置，面对好友张殿的去世，“我”还是难以从死亡与时间的阴影中解脱出来，可见韩东的冷漠中也有深情。娜彧的新作《何处安放》（《花城》2020年第3期）写的是一个具有野性精神的男孩，他和父亲不和，却与母亲产生了违心的相互欣赏。父亲给了他控制的欲望，母亲给了他浑噩与得过且过的心态，两者的结合形成了主人公的独特个性。韩东和娜彧给予小说人物独特的个性，使得这两个人物成为了今年中篇小说群中独特的人物形象。人际关系上的“危机”也成为了这两位作家探讨的话题，对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冷漠都成为了现代人对社会困境反抗的表现形式。娜彧的《何处安放》书写了当代人无法解决人际关系所带来的“痛”，人们在“痛”中越陷越深，直到无处安放。不同于娜彧的新作，韩东则用“爱”来纾解人际关系里的“危机”，《兔死狐悲》中的张殿之死唤醒了“游戏之人”的情感，正视生活、正视人际关系，因此成为解决“危机”与“痛”的办法。

荆歌今年创作了五部中篇，分别为《爱你一生》（《星火》2020年第4期）、《四人行》（《清明》2020年第5期）、《托莱多电影》（《作品》2020年第4期）、《拥抱》（《芙蓉》2020年第2期）、《我和齐哥》（《江南》2020年第4期）。在《托莱多电影》、《拥抱》、《我和齐哥》、《爱你一生》这四部小说中，荆歌均采用了童年视角，以儿童的身份与视角讲述故事。荆歌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熟悉不同身份，在小说中他扮演不同角色，如文人、孩童、窥探心理的人等等并由此形成了儿童视角、窥视视角等独特视角。汤成难今年创作的《月光宝盒》（《上海文学》2020年第3期）和荆歌的《我和齐哥》都使用了 “猴子”这一意象。《月光宝盒》中小猴子“阿圣”与《我和齐哥》中的小猴子“齐哥”的名字都来自于“齐天大圣”，但二者同样并没有将猴子人格化，而是借用儿童对猴子不同的态度，凸显孩童的善与恶。《月光宝盒》中的“我”极具天真的气息，但是因为太过喜欢“阿圣”，对他的态度带有孩童霸道的恶，对“阿圣”造成了伤害，而在《我和齐哥》中，“我”一直精心照顾“齐哥”并帮助“齐哥”回到它的归属地，儿童之善成为荆歌在这篇小说中要书写的伦理认知。可以说，汤成难和荆歌分别从恶与善呈现了儿童世界的不同内涵。在今年对“痛”与“爱”的中篇小说中，成人视角占据了绝大部分，荆歌和汤成难在新作中所采用的孩童视角丰富了今年江苏中篇小说的叙事形态。

陈武、李黎、赵志明三位的中篇都聚焦都市题材。陈武的《到燕郊有多远》（《山花》2020年第3期）、《偷宿者》（《当代小说》2020年第5期）和《像素》（《雨花》2020年第10期）都属于都市题材，聚焦都市生活中的日常情感和心灵危机。《到燕郊有多远》讲述的是汤图图因为公司的小插曲而被辞退的故事，因为老板找了燕郊离公司太远的借口，汤图图不得不离开公司。《偷宿者》是关于葛小会为了工作而在公司偷偷借宿的事。《到燕郊有多远》与《偷宿者》中展现的中年人的工作与家庭困境是陈武着力书写的问题。在《像素》中，陈武将自己熟悉的北京像素街植入小说文本中，使得小说更具有城市韵味，更有时代气息。李黎的《心头小庙》（《福建文学》2020年第1期）与《盘山之夜》（《钟山》2020年第4期）再现了他对“拆迁”问题的关注与反思。李黎和陈武，他们都在为大众的生存状态编码，李黎以建造小庙怀念故人，陈武则是将小说与现实相连，运用图像的元素对应形形色色的众生。不同于陈武与李黎，赵志明在《路口》（《芳草》2020年第3期）中更加重视小说叙事的完整和智性，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刑侦队长破案缉凶的故事，在丝丝入扣的叙事中展示了作家叙事的才情。赵志明一直认为小说中“被打开的真相”不仅仅是真相本身，还隐含着“言说的意图”。小说能否呈现生存或事物的真相？赵志明认为小说的背后有真相，可是小说里的真相却并非是“言说的真相”。城市危机所带来的城市病，使得人们感受“痛”与“爱”的能力在逐步下降，但陈武、李黎、赵志明尝试使用真实的故事唤起人们对于“痛”与“爱”的共情，从而使得人们在“危机”下能够自我纾解。

黄小初今年的《旧画》（《花城》2020年第5期）延续了2019年《旧面》的“思旧”风格，借捐画、换画等风波书写大户人家的前世今生。它是今年江苏中篇小说中唯一用古典的写法进行创作的作品，典雅的笔致增添了江苏中篇小说的“古气”。可以说，在今年的江苏中篇写作中，既有孙频这样锐意革新的小说家，又有摹写世情的范小青，也有古典气息浓厚的黄小初，这些不同风格的中篇叙事共同形成了江苏年度中篇的多元风景。袁亚鸣的《操盘手》（《小说月报（原创版）》2020年第8期）借操盘这一事件，书写社会的混乱。余一鸣的《请问，您同意加装电梯吗》（《清明》2020年第1期）通过装电梯这件小事，展现了政府工作人员对百姓生活的关心；《那些花儿》（《长城》2020年第3期）讲述的是王云飞退休前的事情，表现他在人情世态上的左右逢源。王大进的《典范》（《钟山》2020年第4期）思考教育的问题。总之，这些题材有别、切入视角各异的中篇，各具异彩和神韵。共同呈现了江苏作家们介入当下中国现实的方法，以及对于社会事件与公共问题的感知与理解。

2020年的江苏中篇小说创作，有守成，也有创新，有痛，也有爱，写下了危机，也蕴含了希望。这些文本体现了文学的介入性与审美性，表达了文学与时代的共振关系，回应了时代的“危机”，书写了“痛”与“爱”，呈现出一个杂树生花、五彩斑斓的世界。在2020年的江苏中篇小说创作中，作家们并没有简单地讴歌英雄或直白地批判丑陋。李新勇、陈武、范小青、荆歌、王大进等都选取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小人物作为社会变迁的见证者，以个体命运书写时代生活，孙频、王啸峰、汤成难、韩东面对痛感书写，没有让感情泛滥成灾，而是在含蓄而节制的笔触下隐秘地表达着对于时代的忧思。今年江苏并没有出现正面大规模书写疫情危机的中篇小说，但李新勇等人已开启了疫情小说的写作尝试。当然，面对社会危机与时代困境，小说与新闻、非虚构文学的区别何在，小说如何介入现实，小说如何叙述危机，小说如何说出惟有文学才能说出的真相与情感，尤其是，面对这个大时代，中篇小说如何让这种独特文体呈现出努斯鲍姆所说的“诗性正义”，是值得作家与批评家一起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