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力与生命政治：“9·11”后的美国回忆录文学
内容提要 新世纪以来，回忆录文学成为美国文学最重要的文类之一，与美国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前提、互为建构和互为阐释的互文关系。美国回忆录文学的繁盛与当代公共领域的主旨和功能的扩大及话语形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后9·11”时代美国社会文化的变化息息相关。本文结合回忆录的繁荣与公共领域演变之间的关系，分析“后9·11”回忆录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探讨作为“自我技术”的“后9·11”回忆录文学的重要类别及主要特征。
关键词 回忆录 “后9·11” 生命权力 生命政治
在文学的发展历程中，传记（life writing）一直以其强有力的生命力不断发展。传统的传记包括他传（biography）、自传（autobiography）、回忆录（memoir）、日记（journal）、游记（travel writing）等。美国是传记文学大国，美国价值体系中对个人主义的推崇是传记文学在美国一枝独秀的重要原因。一如其他的文学创作，美国传记文学也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文化积淀的影响，与美国社会文化息息相关，美国传记文学与美国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前提、互为建构和互为阐释的互文关系。
新世纪以来，在经历了新批评、后现代主义等“反传记”批评的冲击之后，传记文学反而日益兴盛，口述史、群体传记先后出现，更加丰富了传记文学的内容。而媒介的发展又使得传记超越文字的形式，与影视、互联网及自媒体结缘，呈现出多模态的发展态势，回忆录文学也由此成为美国文学最重要的文类。当代著名传记评论家托马斯·库瑟甚至声称，“这是一个回忆录的时代”。另一著名评论家本·雅戈达也曾在2009年时指出回忆录已经成为主流形式，甚至超过了小说，成为出版量最大、阅读量最多的体裁。雅戈达引用了图书销售的数据，指出“从2004至2008年，《个人回忆录》《童年回忆录》和《父母回忆录》等类别的总销量增长了400%以上”。1940年，每出版三本小说就有一本传记出版；到1990年，这一比例翻了一番，每出版三本小说的同时大约有两本传记出版。新世纪以来，回忆录消费的爆炸性增长、真人秀电视的迅速崛起及网络各种自我叙述资源的繁荣，与“9·11”之后的美国社会文化发生的变化密切相关。“后9·11”已不仅是时间轴的概念，它还指一个文化阶段及生存方式，即“9·11”发生之后美国文化语境中人们的生存方式。回忆录为何会受到如此欢迎而成为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创作形式？“9·11”之后的美国回忆录文学有哪些特征？又如何在与美国社会文化的交互中，体现互为前提、互为建构和互为阐释的互文关系？本文结合回忆录的繁荣与公共领域演变之间的关系，分析“后9·11”回忆录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探讨作为“自我技术”的“9·11”回忆录文学的重要类别及主要特征。
本·雅戈达，图片源自Yandex
一
回忆录的繁荣与公共领域的演变
回忆录在主题及观点上没有任何禁区，允许多元化的声音、立场、风格、观点和主题的存在，是一种开放、平等的文体，任何人的回忆录都可能成为畅销书。此外，回忆录还能满足读者的猎奇心，因为回忆录的作者和故事一样重要，没有作者就没有故事。正如约翰·埃金所指出的，作者身份与其自传故事是相关联的；回忆录中的自我故事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也成为他人的“传记和自传”。读者喜欢故事，而真实故事在21世纪似乎更有吸引力。回忆录满足了这种对叙事和现实的渴求，为作家的生活经历提供了一个窗口。文学评论家及回忆录作家南希·米勒认为记录或书写自己的故事，既涉及个人层面，也有其官方或者公共的一面。她指出，“居于心灵深处的东西，也是展示在世界公共空间的东西”。不可否认，回忆录有其局限性，但回忆录作家的目的是尽可能真实地回忆过去，并对可核实的事实和事件准确无误地进行记录，叙述者立场的单一性和独特性又恰恰保证了回忆录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而这种发声具有一种力量，是一种生命权力。
回忆录的畅销并非孤立的文化现象，还与个人如何认知自我、如何通过与他人的互动来表达身份及私人和公共领域之间边界的消解等有关。朱莉·拉克指出，回忆录读者的激增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中自我身份观念与公共和私人领域角色之间关系的变化”。作家们以相当大的热情利用这一公共功能，重新以回忆录来达到新的目的。也就是说，回忆录是人们进入和参与当代公共领域的一种最有影响力的方式。
根据哈贝马斯的观点，公共领域指的是一种介于市民社会中日常生活的私人利益与国家权力领域之间的机构空间和时间。简单来说，就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它有时被描述为“思考人类个体如何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信息和感情的一个隐喻”。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公共领域对民主至关重要。在过去，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政治和公共问题与个人问题之间，一直是严格的二元对立关系。然而，在数字世界的后现代及全球化的大众传媒时代，这种严格的私人与公共的二分法开始瓦解。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生态主义等社会运动创造了一个被一些批评家认为是“琐碎化、商业化、壮观化、碎片化”的公共领域。当代公共领域不再是一个理性争论的连贯空间，而更多是由不同场所和参与群体拼凑或集合而成的。这些“不同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中的每一个人都会产生“自己的交流组织形式”。这也为谁能参与和什么算作参与创造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旦所有的群体及其话语权都得到认可，一个丰富的公共领域就会发展起来。因此，新世纪开始出现的回忆录繁荣与公共领域的多样化和扩大化紧密相关。
随着当代公共领域的主旨和功能的扩大，话语形式也自然随着新的需要而发展。这种形式不再完全是政治性和非个人化的文本，也开始包括非政治性和个人化的文本，私人生活逐渐成为公共讨论和辩论的主题。这些促进了回忆录作为一种主流文体的崛起。南希·米勒指出，“回忆录是一种时尚的后现代体裁，因为它不愿意界定私人与公共、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克雷格·卡尔霍恩等认为，现在的公共领域具有私人功能，“在这个空间里，人们实际上可以像私人互动一样被公共互动所改变”。换句话说，个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局限于私人、家庭领域，也在公共领域中通过互动和关系得到发展。因此，我们可以把回忆录看作一种话语形式或流派，参与者之间的文化和政治差异可以通过这种话语形式形成和流传，进而影响社会身份的发展。回忆录侧重于个人的生活故事，在公共领域进行“交易”，因此在公共身份的构建中发挥了作用。
本·雅戈达在提到回忆录的文化价值时指出，它“不仅延伸到讲述故事的方式，而且延伸到提出论点的方式、推销产品和财产的方式、思想的浮动、行为的正当性、名誉的生成或挽救”。本·雅戈达的精辟描述暗示了回忆录如何在大众文化、广告和营销等商业领域及历史和艺术中产生影响。回忆录可以促使人们采取政治或社会行动，在提出和交流思想和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通过回忆录，人们可以交流观点和信息，倡导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治领域的存在方式。而回忆录形式的开放性和可塑性可以使作家们实现其社会或公共目标。
巴赫金认为，所有话语都具有内在的对话性和主体间性，具有完全的社会性和公共性，他指出：“词语是一种双面行为”，“是说话者与听话者、讲话者与被讲话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产物”。对话式话语既创造了主体，也创造了主体的社会身份。所有自传体裁的显著特征是第一人称的声音或文本中的“我”。托马斯·库瑟总结了自传文本与主体性之间的关系：“自我（或主体）总是处于被建构的过程中”，“生活叙事会产生一个新的主体”。因此，回忆录不仅对作家和读者，而且对社会语境和制度都有着潜在的巨大现实影响力。
回忆录的对话属性破坏了统一自我的观念，并挑战了通常归于自传体文本的单一叙事观念。西多尼·史密斯和朱莉·沃森指出，“生活叙事越来越多元，包括了将自传体主体性置于不同的、不和谐的主体立场的形式”。回忆录中出现的多样主体立场为多种多样的独特叙事提供了空间，并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叙事，这些叙事可以被作家和读者重新讲述和重新解释。可见，回忆录本身就是一种行动方式，令人反思的方式，促进文化变革的方式，促进关于种族、宗教、平等和民主等问题的沟通交流的方式。新世纪以来回忆录的盛行，自然与当代公共领域的主旨和功能的扩大及话语形式的变化密切相关，也与“后9·11”时代美国社会文化的变化息息相关。
二
作为“自我技术”的“后9·11”回忆录
美国“9·11”恐袭事件改变了美国，也改变了世界。事件发生后，美联社摄影记者理查·德鲁（Richard Drew）拍摄的《坠落中的人》（The Falling Man）成为最有争议的一张照片，照片摄于2001年9月11日早晨9点41分15秒，照片中大火正在吞噬塔楼的顶部，一个男子从世贸中心大楼上坠下。引发争议的焦点有：媒体怎么能如此利用一个人最绝望的逃生时刻作为卖点？有人认为理查·德鲁不该拍摄此照，有人谴责刊发此照的编辑。而由此照片引发的核心问题是：究竟谁是“坠落中的人”？探寻其身份的意义何在？
著名评论家汤姆·朱诺德在评论该照时指出，“9·11”后的美国蔓延着一种对身份的高度焦虑，美国人迫切想知道的是：那些实施恐怖行为的人，他们是谁？他们的集体身份和个人身份又是什么？在迫切寻找那些死者及失踪者身份的同时，焦虑的美国人也试图重新理解和定义“他者”的内涵。这些“他者”，他们究竟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有其他这样没被发现的恐怖分子吗？美国又该如何回应？因此，“9·11”之后，对主体性问题的探寻成为美国社会的关注点。
“9·11”之后，美国各项安保措施进一步加强，如政府对学生签证的收紧，机场、大街等公共场合各种高审查度的安检，美军以反恐为名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等等。但这些反而进一步加剧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恐惧感。无处不在的监视反而促进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而各种社交媒体也为普通人提供了大量向观众呈现自己的机会，如脸书、推特时至今日依然是社交媒体的主要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作家们突然发现回忆录这种自我再现的写作方式成为获得出版契约、上畅销书榜单的重要方式，也成为能上“欧普拉脱口秀”（Oprah Winfrey Show）的重要方式。
“9·11”后的美国回忆录不仅仅是自我再现及自我实现的范式，还成为与个体及国家身份焦虑之间的沟通方式，成为进入公共领域的一种方式，涉及民族、种族、性别、阶级、健康及职业等方方面面，展现了“9·11”后美国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21世纪初的前十年，各种创伤性灾难频发，如卡特里娜飓风、波士顿马拉松爆炸、BP油井泄露，等等，这些都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社会的焦虑感。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回忆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福柯在其《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中提到了生命权力/生命政治（biopower/biopolitics）的概念，在论及回忆录作为生命权力及生命政治的作用时，他通过对忏悔录的分析提出另一个重要概念——“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self）。根据福柯的观点，“自我技术”指“使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他人的帮助，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以求获得幸福、纯洁、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状态”。福柯指出，写作就是“照看自己”的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生命书写就成为表达自我焦虑的方式。
在21世纪的今天，也可见这种“技术”，如那些自助谈话、流行杂志、真人秀等，尤其是传记叙事。通过这种方式，生命书写成为表达自我焦虑的方式，它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一种稳定感，让读者及作者有一种“过去永不变”的感觉。这也成为当代美国回忆录的共有特征：保留过去的同时，又挑战传统及推测，一方面是表达焦虑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成为作者及读者与上述焦虑达成一致的方式。
回到前文提到的那张“坠落中的人”的照片，汤姆·朱诺德在评论该照片的文章结尾中写道，“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幅照片成为一座没有标识的坟墓，而这位被埋在其中的人，这个坠落中的人，成为我们看不见的一场战争中的无名士兵。……我们对这位‘坠落中的人’的了解也成为我们认识自我的方式”。显然，每个美国人都知道“坠落中的人”是谁，他正是他们自己，他也代表了坠落中的美国，一个坠入恐惧与绝望的民族。这位无名甚至看不清是谁的“坠落中的人”，象征着恐怖袭击之后美国身份感的丧失。“我们究竟是谁？”这是“9·11”后美国人不断质疑自问的问题。
“9·11”之后生命政治技术激增，因此对于主体性及身份的关注也就成为必然。这些“技术”对特殊人群的生存造成很大影响，也给很多人带来了不便，如申请学校及找工作时需要出示更多的文件，机场安检更为繁琐，等等。这些行为并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导致了监控和管理控制文化的产生。而回忆录恰恰是这种对国民进行管理的技术。那么，这种长期以来一直被当作娱乐的文学形式如何会成为一种生命政治呢？朱莉·拉克曾指出：“当美国开始重新在国内组织安保，在国外侵略时，对读者来说的一种应对这些变化的方式就是参与到这些表现形式中去。”利·吉尔莫认为，“回忆录是一种文体性的自由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一个人的生活能成为他人经历的说教方式”。而“9·11”之后的回忆录的确提供了这种说教性的生活模式。
三
“后9·11”回忆录的主要类别
“后9·11”时代的回忆录形式多样，难以分类，更难以穷尽，本文所列的主要类别主要是根据回忆录作为参与公共领域的一种行动方式来划分的。第一类是职业作家的回忆录，作家们在写作回忆录的过程中，将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公布与众，反思他们的生活经验，并把回忆录作为一种行动方式，参与到公共辩论及公共问题的行动之中。如琼·迪迪翁（Joan Didion）在其回忆录《奇想之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2005）中通过反思自己的经历来面对和应对丈夫猝死的悲痛。约翰·埃德加·维德曼（John Edgar Wideman）和詹姆斯·麦克布莱德（James McBride）两位非裔美国作家的回忆录，展现了在种族主义盛行的美国被边缘化、甚至被压迫而无法讲述自己故事的非裔美国人的经历。
第二类是作为生命政治自我关注指南的回忆录，这类回忆录能作为生活方式的一种引导。如谢丽尔·斯特雷德的《涉足荒野》（Wild：From Lust to Found on the Pacific Crest Trail，2012）是一本作者回忆自己1995年在太平洋屋脊步道上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徒步旅行的回忆录。22岁时，谢丽尔·斯特雷德认为自己失去了一切，母亲去世，婚姻破裂，她吸毒、滥交，几乎彻底沉沦。于是她做出了一生中最冲动的决定——独自徒步著名的太平洋屋脊步道，从莫哈韦沙漠出发，穿过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州，最后到华盛顿州。在这趟身体和灵魂的苦修之旅中，她达成了与自己的和解，与过去的和解，接受了不完美的人生和不完美的自己，她不仅走出了太平洋屋脊步道这条长长的荒野之路，更走出了内心的混沌荒野。这种自然治愈类的回忆录成为对人们生存方式的生命政治上的指南，告诉读者生活的正确方式，强调在公众服务中个体的责任。
第三类是展现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差异的回忆录。如葛瑞格·摩顿森（Grey Mortenson）的《三杯茶》（Three Cups of Tea，2006），该书根据摩顿森的经历写成。为了纪念早逝的妹妹，摩顿森于1993年攀登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途中发生意外，在巴基斯坦巴尔蒂人的全力营救下死里逃生，从此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情缘。回忆录描绘摩顿森十多年来辛苦募款、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当地村民互动的过程，他苦心奔走十余年，在当地陆续建设九十余所学校，为34,000儿童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励志感人。该书既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冒险经历，又是关于一个人如何改变世界的激动人心的真实故事，既有代表文明与人道的美国人对抗中亚宗教极端势力的核心主题，又充满了孤胆英雄深入虎穴一类的戏剧性要素。主人公的精神人格超越意识形态屏障而征服大众，乃至成为“感动世界的故事”。这种异国旅行经历的回忆录实现了旅行中的自我发现，同时以一种包容的态度探讨文化差异，展现多元化的世界和民族。
第四类是作为生命政治管理的商业性回忆录，也可以说是一种出售主体性的回忆录。克里斯·加德纳（Chris Gardner）的《当幸福来敲门》（The Pursuit of Happiness，2006）是典型的代表作品，该书是美国著名黑人投资专家克里斯·加德纳的真实生平写照，加德纳家境贫寒，从小没有父亲，为了获得更好的生活机会，他加入了美国海军，也曾经流浪、入狱，但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当一名股票经纪人，并最终获得了成功。他用生命诠释了责任和奋斗及如何去实现梦想，永不放弃梦想，永远奋力前行。这类回忆录通过展示职业生涯的成功达到“管理”读者的目的。红极一时的杰克·威尔许（Jack Welch）的《赢》（Winning，2005）也属于这一类作品。在经济多变的时代，这类回忆录成为福柯所指的“生命政治”管理（管控）的方式，它既有自我管控作用，又能对个体的态度及行为有所影响。
第五类是“虚假性”或者“欺骗性”回忆录。詹姆斯·弗雷（James Frey）的回忆录《支离破碎的记忆》（A Million Little Pieces，2003）是这类回忆录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曾把美国出版界搅得沸沸扬扬。该书描述了詹姆斯·弗雷如何痛心疾首地和吸毒、酗酒进行心灵的搏斗，艰难地度过被监禁的三个月，面对一个亲密朋友的自杀，等等。这本散文风格的自传，得到美国头号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赏识，作为她读书俱乐部的推荐书目，成为亚马逊网站的最佳畅销书。但是一个调查网站通过调查认为，弗雷回忆录中的重要部分，都是人为编造或是添油加醋而成。
“9·11”之后出现了很多虚假性回忆录，为什么作家要以这种虚假身份把其虚构的生活以一种非虚构文学的方式发行出版？为什么出版商、代理人、书评家及读者会相信这样的故事？回忆录形式的开放性和可塑性可以使作家们实现其社会或公共目标。作家们利用这种体裁将重要的问题公之于众，反思自己的经历并登记自己的观点，塑造和转变对话，同时利用个人叙事与读者建立联系。显然，弗雷是对回忆录作用的一种操纵，我们不难看出他这么做的原因：为了让故事更有戏剧性和吸引力，为了让他的故事出版，为了卖出更多的书。利·吉尔摩在审视回忆录的新兴流行及其与创伤文化的关系时指出，“已经证明文学市场具有一种塑造力量。虽然目前还不清楚该市场是引领还是跟随，但市场需求激发了一些营销行为，比如将作者的第一本书副标题题为‘回忆录’，而在前几年，它可能被归类为小说”。利·吉尔摩指出，市场对回忆录的需求迫使人们为了销售而将小说标为回忆录。
在《阅读自传：生活叙事解读指南》中，西多尼·史密斯和朱莉娅·沃森探讨了记忆的目的和记忆在社会中的记录方式。他们指出，“记忆的政治——哪些被回忆，哪些被遮蔽——是关于过去知识的文化生产的核心，从而也是个人自我知识的条件”。在回忆录中，记忆很重要。作者把自己的记忆写在纸上，基本上决定了“哪些被回忆，哪些被遮蔽”。在史密斯和沃森看来，记忆做了类似于个人到全球的超越。这种超越个人而成为全球性和公共性的方式，在读者和文本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被詹姆斯·弗雷在他的书中利用。书中的自白让这种超越得以实现，读者随后被吸引到这种不可思议的强大关系中。
琳达·安德森指出自传的成功取决于传达移情的能力，回忆录写作的一部分就是创造共情。通过移情，读者真实地体验到作者的情感，这种情感体验甚至可以比事实更重要。而情感的体验是要通过故事，故事才是真正决定回忆录被接受的可信度的因素，故事才是回忆录的情感驱动力。对读者来说，一个关于情感的故事要比故事的真实性更重要。詹姆斯·弗雷利用了回忆录的这些特点，从而使他的小说更有吸引力，并以此显示出回忆录的一种力量。
结 语
回忆录不是通过逻辑论证来说服人，而是通过建构的叙事来说服人，这种叙事依赖于反思和对经验的解释。在“9·11”后美国的写作生活中，公共与私人之间、小说与非小说之间的区别变得朦胧、混乱甚至矛盾。回忆录作者没有像小说那样依靠想象力，而是试图呈现一个真实的故事（即使结果没有达到这个理想）。当美国作家把他们自己的生活记录拿出来分析、消费、出售时，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充满焦虑和影响的记录的复杂性。显然，美国“后9·11”回忆录是一种经验的表征，它为美国人提供了一种存在、相信或行动方式的模式，成为一种生命政治和生命权力，它不仅影响美国公众的生活，还为美国人创造集体行动的机会，并增加了公共生活的价值。
（原文载《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1年第5期，专题·“9·11”：两种文学记忆和叙事，由于篇幅有限，省略了原文中的脚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