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与文学革命时期的新旧之争
《新青年》同人“批古扬新”的文学革命言说形象，通常笼统地作为“五四一代”先进立场和激进姿态的缩影，被文学史叙述接受下来。[1]然而，文学革命“批古扬新”言论的异声，却来自新文学阵营内部。[2]文学革命时期反传统的激进姿态，在带来激进变革的同时亦造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化转型复杂形态的遮蔽。而《新青年》同人关于《聊斋志异》的诸多论争，正好为重新考察文学革命看似整齐划一、彼此声援的言说活动如何“志异”，还原创立新知与转化传统交迭的文学革命话语现场，提供了切口。
一、“《聊斋》派的某生者体”：一个批古骂名的生成
1922年8月19日至9月7日，周作人于《晨报副镌》上连载了十则“夏夜梦”。虽然他在“序言”中只戏称其为“有纪录的价值”的“乱梦颠倒”[3]，然而，其中《聊斋志异》、“某生者”所串起的梦境情节，显然并非虚构：
向南是一所大屋，匾上写道“毗骞试院”，左边贴着一张白纸，写着六个欧体大字道“高等文人考试”。……地上散乱着书本抄稿，都是被搜检出来的夹带，其中除《聊斋志异》《坐花志果》《文章游戏》等常见的书籍之外，还有许多少见的珍本……我先往左边厂里去看，只见被考试者都在拼命地敲他们的字句，……题目是“拟作卖油郎独占花魁”，但是听大家嘴里呻吟着的都是些“蝴蝶呀”，或是“三十六鸳鸯——而……呃呃……”一类的话，但也有人突然高声地念道，“盖天人也唉！”有一个人在第一行起头只写了“某生者”三个字，便被盖戳的学老师走来在“者”字上打了一个“克己复礼”的阳文的小牙章；……我不禁想起门口那一堆书里大约必有他的分子，因为他的肚里只有这三个字，便可知其余的必定是在那别的书上了。[4]
值得注意的是，考生在“第一行起头”只写了“某生者”三个字这一情节，与《聊斋志异》建立了直接的关联，因为考生肚里仅有这三个字，而在“门口那一堆书里”，《聊斋志异》正位列其首。
实际上，为该梦“奥义”进行注解的，正是周作人本人。1918年4月19日，周氏作了题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的演讲：“现代的中国小说，还是多用旧形式者，……好的学了点《儒林外史》，坏的就像了《野叟曝言》。此外还有《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聊斋》派的某生者体，那可更古旧得利害，好像跳出在现代的空气以外，且可不必论也。”[5]此处，“《聊斋》派的某生者体”和“鸳鸯蝴蝶体”两者得到了标签化的提炼，被此时身处“新文学”阵营的周作人，拿来用作清理、批判“旧文学”的典型。那么，需要进一步追踪的是，《聊斋志异》何以被确诊为旧文学所谓“某生者体”的典型？
周作人点名的《聊斋》派“某生者体”，很可能参考了胡适的说法。就在演讲的4天前（1918年4月15日），胡适刊发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起首便列举了若干“旧派文学”实例，“《聊斋志异》派的小说”赫然在列。[6]随后，在讲解新文学创作方法时，他对此作了颇为详细的说明：
现在的小说（单指中国人自己着的。）看来看去，只有两派。一派最下流，是那些学《聊斋志异》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或是“某地某生，游某地，……”；此类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驳。还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学《儒林外史》或是学《官场现形记》的白话小说……《儒林外史》的坏处在于体裁结构太不紧严，全篇是杂凑起来的……现在的“新小说”，全是不懂文学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结构，又不知描写人物，只作成了许多又长又臭的文字；……不配在新文学上占一个位置。[7]
胡适不仅揭露了“某生者体”小说得以命名的行文套路，还明确指出了其始作俑者《聊斋志异》的具体文类，即“札记小说”。然而，以“某生者”为体式特征的札记小说的提法，仍非胡适个人的发现，而是他在自己文学观察的基础上，缀合、概括钱玄同、刘半农两位文学革命盟友的相关言论得来的。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有关部分
早在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中，钱玄同便有贬毁蒲松龄的论调（“唐代小说描画淫亵，称道鬼怪，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著相同，于文学上实无大价值”[8]，并紧接着在下一期《新青年》“通信”栏目中，痛批《聊斋志异》“全篇不通”[9]，且将这种“低劣”的“《聊斋志异》文笔”，安插到了“与人对译欧西小说”的“某氏”头上，“某氏”当指林纾。正如钱玄同所责难的那样[10]，自称“左庄班马韩柳欧曾外，不敢问津”[11]的林纾，其文章观念极易成为新文学阵营攻击“桐城派”[12]的众矢之的，而钱不过是在愤恚“选学妖孽、桐城谬种”[13]时，顺带给林纾罗织了个“《聊斋》文笔”的新骂名。
与此同时，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描述了以“某生”为特征之一的旧小说模式：“至于吾国旧有之小说文学，程度尤极幼稚，直处于‘Onceuponatime，therewasa…’之童话时代。试观其文言小说，无不以‘某生、某处人’开场。白话小说，无不从‘某朝某府某村某员外’说起。……吾辈欲建造新文学之基础，不得不首先打破此崇拜旧时文体之迷信，使文学的形式上速放一异彩也。”[14]且不论旧有之小说是否处于“童话时代”，“某生、某处人”实际上是刘半农对“文言小说”结构程式的概括，它跨越了书写语言的文白分界，在“白话小说”中也有对称的体现。然而，他尚未将《聊斋志异》树立为“某生者体”文言小说的批判典型。直到1917年7月，他才触及了《聊斋》：
然我尝举一“文”字，问业于一颇负时名之小说家，其答语曰：“作文言小说、近当取法于《聊斋》，远当取法于史汉。作白话小说，求其细腻，当取法于《红楼》。”[15]
该答语仍延续着刘半农“文言小说”“白话小说”对举的思路，已然将《聊斋》推举为固守“某生者体”之“文言小说”的典型，而又扬言“远当取法于史汉”，非标榜“班马之学”[16]的林纾而谁？刘半农这则转述，结合刊发时间，更像是有意声援钱玄同。而钱随后便在刘半农所译英人P.L.Wilde《天明》（Dawn）文后，近乎照搬了这里“小说家答语”的所谓转述，将其落实为斥责林纾的材料：
可叹近来一班做“某生”“某翁”文体的小说家……日倡以古文笔法译书，严谨西文式样输入中国，恨不得叫外国人都变了蒲松龄，外国的小说都变了《飞燕外传》《杂事秘辛》，他才快心——若更能进而上之，变成“某生”“某翁”文体的小说，那就更快活得了不得。[17]
到了1918年3月29日，刘半农意欲为“下等小说”张目，为了赞扬记录下等社会现况的唱本《大烟叹》，刘半农仍不忘将《聊斋》引作反例，称之为“聊斋派‘某生’‘某翁’的死调子”[18]，“全无表见的聊斋派小说”[19]。这种表述已然十分接近半个月后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的说法。
很显然，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札记小说”的批评，参考的正是钱、刘二人有关“《聊斋》笔法”“某生者体”的言论。胡适《归国杂感》所记“又看见一家书目上有翻译的莎士比亚剧本，找来一看，原来把会话体的戏剧，都改作了《聊斋志异》体的叙事古文”，借《聊斋》罪名斥责的，即为林译《亨利第六遗事》（HenryVI）等剧目，及其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TalesfromShakespeare）[20]。胡适试图在文言／白话二分的框架下，确立“白话新文学”的正统地位，他最先锁定并褒扬的，原是以《水浒传》《红楼梦》等白话小说为代表的“施、曹之文”[21]，正是钱玄同、刘半农有关《聊斋》、“某生者体”的批判，使其进而留意到了可用来贬斥“文言小说”这种“死文学”的反面典型，因此，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捏合了钱、刘二人的叙述，将学《聊斋》的“札记小说”，详细描述为以“某生者”为体式特征的最下流文字。这里的“札记小说”，相较“古文笔法”“文言小说”等文学概念，所指更为具体。
在此基础上，周作人则进而将胡适的冗长表述，迅速提炼为更为简明的“《聊斋》派的某生者体”这种标签式的名号，基本得到了“新文学”同人的认同，譬如鲁迅便屡次以“某生者”为笔名撰文示意[22]。与此同时，周作人也熟悉以“《聊斋》文笔”攻击林纾的思路。在《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罗列哈葛得等外国作家，讽刺译者“作他传奇主义的《聊斋》”[23]，都延续了上文中钱、刘、胡三人批判林纾的声口。
更有意思的是，这揭示出了1922年周作人记录的那则“考试梦”，真正想要对话的潜在文本，即林纾1919年3月刊登在《新申报》上的文言短篇小说《妖梦》。林同样以游历者的视角，虚构出了一场“郑思康”观览“白话学堂”的“妖梦”。林纾直接以“蠡叟”的叙述者身份[24]，俨然说出了《水浒》《红楼》等小说皆“脱胎古文”的“答语”[25]。《妖梦》之前，林纾还恶意杜撰了文言小说《荆生》。[26]而这两篇的文体，恰好是《新青年》同人指摘的《聊斋》体“札记小说”，而巧妙如周作人，便似乎以“夏夜梦”对“妖梦”，间接反击。
平心而论，《聊斋志异》的确显现出“某生者”的特征。[27]胡适、刘半农等对《聊斋》体这一特征的观察，无疑有其敏锐的地方。然而，“新文学”同人并未拎出该体任何具体篇目分析，难免浮泛。与此同时，借《聊斋》安插给林纾的罪名，也缺乏解释。寒光在为林纾作传时，就对始自钱玄同的这种谩骂颇为不解：“那一篇是用《聊斋志异》的文笔？那一篇是蹈着《聊斋志异》的蹊径？钱先生……不曾拿出证据来……”[28]而《平报》主笔臧荫松在为林纾1916年3月出版的《践卓翁短篇小说》第二集作序时，甚至将林纾与蒲松龄加以区分，得出了与“新文学”同人截然不同的评价：“夫短篇小说之体，往往坠于蒲留仙之窠臼不能自脱。翁熟于史记汉书，造语古简而切挚，篇法亦变幻莫测，是真不囿于留仙者也。”[29]不过，臧氏此等维护林纾之语，倒是在贬斥《聊斋》的立场上与“新文学”阵营相呼应。更有意思的是，新文学阵营本身对《聊斋》的贬斥看似整齐划一，实际上却内含缝隙，其争辩的轨迹甚至完整地保留在了《新青年》杂志上。
二、同人“志异”：《新青年》背后的文论分歧
钱玄同最早批评蒲松龄，是在1917年2月刊于《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的“通信”中。该信旨在响应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未等胡适回信，钱玄同即再致一函，不仅将《聊斋志异》《淞隐漫录》诸书，痛贬为“全篇不通”，还抨击林译小说“专用《聊斋志异》文笔”[30]，同年7月又在致信陈独秀时重申了这种论调[31]。胡适于同年5月作出回复，意料之中的是，他对钱这种极端的论调无法苟同，认为《聊斋》“尚不得谓之‘全篇不通’，但可讥其取材太滥见识鄙陋耳”[32]。
而在钱覆信之前，彼时主编《新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就迫不及待地在刊载胡适这封“通信”时，于文后替钱作了一番辩解，认为林“实无文章天才，有意使典为文，若丑妇人搽胭抹粉，又若今之村学究满嘴新名词，实在令人肉麻。吾国札记小说，以愚所见，最喜《今古奇观》。文笔视《聊斋》自然得多，取材见识亦略高。所述杜十娘宋金郎二事，旧剧家盛演之，观者咸大观迎，而原书之声价反在《聊斋》下，毋乃世人惑于堆砌之套语浮词乎。”[33]先不论陈是否切中了钱言论的肯綮，但就其所举《今古奇观》一例，便有失斟酌。《今古奇观》为明代抱瓮老人所编白话小说集，虽然同属短制，却非“聊斋体”文言小说。
《新青年》第三卷第六号
胡适此时尚留学美国，归功于两地通信的时空差，他与钱玄同对《聊斋》所持观点的矛盾之处，都记录在了《新青年》上。1917年5月《新青年》第三卷第三号中，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便保留了如下议论：“近人之小说，其可以传后者，亦皆白话也（笔记短篇如《聊斋志异》之类不在此列）。”[34]这里，致力于建构“白话文学”合法性的胡适，却为用文言书写的“笔记短篇”形制的《聊斋志异》放行让路。很快，钱玄同不厌其烦地回复了一封长信，特别针对胡适肯定《聊斋》“文法”、却否定其“取材见识”这一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玄同谓《聊斋志异》《燕山外史》《淞隐漫录》诸书全篇不通者，乃专就其堆砌典故之点言之。先生谓“《聊斋志异》在吾国箚记小说中，但可讥其取材太滥、见识鄙陋”。玄同则以为就此点观之，尚不能算一无足取。……十数年前，有人说《聊斋志异》一书，寓有排满之意，书中之“狐”系指“胡人”……又其对于当时龌龊社会，颇具愤慨之念，于肉食者流，鄙夷讪笑者甚至。……《阅微草堂笔记》亦是《聊斋志异》一类，论文笔实较《聊斋志异》为干净。……然文笔可学，而思想不能学。故学《阅微草堂笔记》之《子不语》看了尚不甚难过。而学《聊斋志异》之《淞隐漫录》则实欲令人肌肤起粟。[35]
钱、胡二人有关《聊斋志异》评价的分歧，非但没有得到沟通和化解，反倒随着往来“通信”的展开而不断加剧。1918年1月，胡适在“通信”栏目中批评苏曼殊创作的《焚剑记》等文言哀情小说：“《焚剑记》……尚不可比《聊斋志异》之百一，有何价值可言耶？”[36]这实际上仍在曲折地回应钱玄同，钱曾云“曼殊上人思想高洁，所为小说，描写人生真处，足为新文学之始基乎”[37]。遗憾的是，胡适并没有对钱玄同发表于1917年8月的这封长信作出答复，而是在半年多后，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转而清理起了《聊斋》派的“某生者体”札记小说，似乎已经接受了钱的立场。这或许是出于集中对抗“旧文学”的战略考虑，胡适早在1917年5月，便专就林纾新著《论古文之不宜废》予以攻击[38]，而陈独秀当即在信后附议：“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39]这不仅亮明了自家“文学革命”的强硬姿态，也是对同人内讧的提醒。于是，《新青年》同人围绕《聊斋》所呈现出的纷争，就这样成了历史遗留问题。
三、章门传统与章、林之争
诚然，钱玄同隐微在《聊斋》言论之下的思路，自一开始便不是胡适所能洞悉的。起先，为了呼应胡适“历史进化的眼光”[40]，钱必须重新将中国文学发展史加以分期，作出以唐宋易代[41]为标识的小说史变革论：“以前小说如《虞初世说》，为野史而非文学作品。唐代小说描画淫亵，称道鬼怪，乃轻薄文人浮艳之作，与纪昀、蒲松龄所著相同，于文学上实无大价值，断不能与《水浒》《红楼》《儒林外史》诸书相提并论也。”[42]然而实际上，钱此处对唐代小说及蒲松龄的否定，继承的是其师章太炎《与人论文书》中的观点：
又小说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钘著书，上说下教，其意犹与黄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风俗学术方技，史官所不能志，诸子所不能录者，比于拾遗，故可尚也。（宋人笔记，尚多如此，犹有江左遗意）其下或及神怪，时有目睹，不乃得之风听，而不刻意构画其事，其辞坦迆，淡乎若无味，恬然若无事者，《搜神记》《幽明录》之伦，亦以可贵。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媟嬻之言。（苻秦王嘉作《拾遗记》，已造其端。嘉本道士，不足论，唐时士人乃多为之）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说名，固非其实。夫蒲松龄林纾之书得以小说署者，亦犹大全讲义诸书传于六艺儒家也。[43]
能入章氏法眼者唯有魏晋之文[44]，小说则颇为“薄视”[45]，评价小说也多以其文章观念为标准。《与人论文书》中得到章太炎首肯的小说，或者因其具备小说以外的志、录功能，或者基于“其辞坦迤”“淡乎若无味”这种章氏青睐的文章风貌，而“唐人始造意为巫蛊媟嬻之言”这般毒评，则与章太炎所秉持的文章“雅俗观”有关。早在1906年9月于日本讲授文学时，章太炎即言明小说与公牍、典章、学说等一样“自有雅俗”，雅者乃“无淫污流漫之文”。[46]而艳俗淫漫的渊薮正是“唐人小说”，他甚至拿“唐人小说”直接比“唐宋派”乃至“桐城派”古文：
下流所仰，乃在严复林纾之徒。复辞虽饬，气体比于制举，若将所谓曳行作姿者也。纾视复又弥下，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若蔽麈，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与蒲松龄相次，自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司马迁班固之言。[47]
钱玄同自然熟悉相关论证的潜在逻辑，除了将唐代小说视作“轻薄文人浮艳之作”外，他还屡次以“文笔”干净与否为标准审视各类文体。在此基础上，他不仅青睐所谓“写实体小说”[48]，还痛斥思想“儇薄”而文笔“秽亵”[49]、充斥着“肉麻之风流”[50]的文人，不少批评用词甚至直接沿用自章太炎。
更重要的是，《与人论文书》还揭示出章太炎以“唐人小说之体”极力攻击的关键对象——林纾。为极尽贬斥的修辞效果，章还首创了将林纾与蒲松龄对举的说法。而钱玄同赋予林纾的标志性罪名，正是“《聊斋志异》笔法”。
章太炎《与人论文书》手稿
正如钱基博所言，“民国更元，文章多途”，“大抵崇魏晋者，称太炎为大师；而取唐、宋，则推林纾为宗盟云”。[51]“既而入民国……闽县林纾方以能文章治桐城家言，为士论所归；尤遭炳麟嫉诃。”[52]章太炎对桐城派向来十分反感，林纾彼时正与桐城派交游往来，在文章上又与桐城派同属唐宋派系统，自然成为章氏之敌[53]。考虑到林纾凭小说为世俗称道，章还在《与人论文书》文末增设了一段小说短论[54]，于是便有了“蒲松龄林纾之书”一说。林纾对章太炎亦予以报复，在《畏庐笔记》首篇《马公琴》中，将章太炎化名为“某公”，极尽奚落之能事。[55]笔调毒辣，不亚于《荆生》《妖梦》。
如此看来，钱玄同责骂林纾使用“《聊斋志异》文笔”，在“双簧戏”中讥讽林纾“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56]，对胡适“文学改良八事”之“不用典”一条倾力声援，以及反复詈骂“桐城”“选学”两大文妖[57]，实际上都是在章太炎文章观念的指导下进行发言，其中亦夹杂着“章门弟子”一贯排挤林纾的私怨。钱玄同早年认同林纾译著“能以高雅洁净之笔达种种曲折之情”[58]的看法，此时已完全放弃。
那么，章太炎何以选择参照蒲松龄《聊斋志异》来轻鄙林纾？这实际上同样有所师承。章太炎曾从学于俞樾，俞氏《春在堂随笔》卷八云：
纪文达公尝言：“《聊斋志异》一书，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先君子亦言：“蒲留仙，才人也，其所藻绘，未脱唐宋人小说窠臼。”纪文达《阅微草堂》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不屑于描头画角，非留仙所及。……后之继《聊斋》而作者，则俗艳而已。甚或庸恶不堪入目。[59]
俞氏所引纪昀评论《聊斋志异》之语，出自纪昀门人盛时彦为《阅微草堂笔记》“姑妄言之”卷所作的跋语：
《聊斋志异》，盛行一时，然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也。虞初以下，干宝以上，古书多佚矣。其可见完帙者，刘敬叔《异苑》，陶潜《续搜神记》，小说类也；《飞燕外传》《会真记》，传记类也……今（《聊斋志异》）一书而兼二体，所未解也。[60]
纪昀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甚至拒绝将《聊斋》收入其中，以“著书者之笔”攻伐“才子之笔”，评价《聊斋》“一书而兼二体”（小说／传记）。而钱玄同批评《聊斋志异》“全篇不通”，是鉴于其“专用典故堆砌成文，专从字面上弄巧”，其背后至少折叠着章太炎、俞荫甫乃至纪昀这三层声音。
四、史与文：小说的位置
中国文言小说主要包括传奇与志怪两类。以唐代为分水岭，文言小说多由史部转到子部，以“传奇体”的成熟为代表，有作意幻奇、文采藻饰[61]之效。到清代，张扬的传奇小说受到压抑，而简朴的志怪小说则得到认同[62]，集中呈现为“著书者之笔”对垒“才子之笔”的书写姿态。[63]而分歧的背后，似乎还掩映着“史”与“文”、“史传”与“诗骚”[64]乃至“儒林”与“文苑”等书写传统的分辨。
小说原附于史传而后出[65]，清代士子以“才子之笔”为由头，乃有意将《聊斋》归为“文”，进而驱逐出“史”的著书正统。更勿论以文章手眼批小说，盖明清评点的常态[66]。正如萧劼跋《秋灯丛话》所云，“可接韩柳家法，岂堕入唐人小说一派哉”[67]，与后来章太炎论《聊斋》如出一辙。至于纪昀批《聊斋》羼杂“小说”与“传记”二体，仍是借文笔替史传传统张目。
因此，当晋稗（史笔）之简练与唐稗（文笔）之丰缛的对峙，集中体现为“纪（昀）蒲（松龄）之争”时，从纪昀本人，到近世的俞荫甫、章太炎、钱玄同三代师徒，全部都倒向了《阅微草堂笔记》一方。他们更近乎是以看待文章而非小说的眼光，将《聊斋志异》批判成了“藻绘古艳”之流。而钱玄同在致胡适的那封长信中，详细论述的也正是这一思路。[68]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初版合订本（陈子善藏）
以史传、文章观念审视乃至批驳小说，小说仍受到传统文类秩序的规训而无以自立。直至20世纪初国人首撰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其背后仍闪现着上述意识形态的痕迹。[69]到1923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出版，《聊斋》评判方获得区别于章门系统的小说史论述。殊异于章门对“唐人小说”的鄙夷，《史略》尤为强调“唐传奇体”的首创之功。以“文采”“意想”为参照，《史略》得出了“唐代一变则始有意为小说”的论断。[70]这似乎接续了吴梅“小说升至唐而始广”之论[71]，已然罩在了现代西方文学框架下，小说力主虚构的艺术征象。后来，鲁迅另作《怎么写》，仍是以“纪、蒲之争”为例，批评《阅微草堂笔记》拘泥于状写事实的弊病，强调文学本为“个人的造作”[72]。借助自觉的创造意识，小说由史传传统中解放出来，获得了独立的文类主体身份，比起章门关于古典小说的臧否，鲁迅的论述则携带着为小说立法、小说于文学结构中价值上移等更为激进的革命底色。
章太炎于林纾逝世后题辞称：“呜呼畏庐，今之蒲留仙也，余博通不如晓岚，固不敢为论定，观其谱庶几知其人。”[73]其对林纾的攻击虽然因厌恶桐城派而始，但在维系文章正宗、苛求“造语尽雅”（“尽俗尽雅”）的层面上，俨然与谨遵“气清、体洁、语雅”的桐城派达成共识。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正统古文家，亲近、默许的是偏向简朴、记录文风的拟晋志怪，而他们真正反感、抗拒的，不仅是更长于文学虚构、修辞藻饰的拟唐传奇，还在于这派小说对文章笔法的侵扰，换言之，他们警惕的是古文杂入了小说技法（即“杂小说”倾向），如此破坏了文章笔法的“雅洁”“雅训”[74]，及其遵守“义法”的严明整饬。章太炎对文章纯洁性的把持，以及对文体界限的固守，后来嫡传给了钱玄同。1910年10月20日章致钱信有云：
林纾小说之文，梁启超报章之格，但可用于小说报章，不能用之书札文牍，此人人所稔知也……议论欲直如其言，记叙则直书其事。不得虚益华辞，妄增事状。而小说多于事外刻画，报章喜为意外盈辞，此最于文体有害……若不知其义，而徒用古人成语，如蒲松龄之小说，袁枚之辞章，其不通处甚多，学之适以增愚，书之有腼面目。[75]
在章太炎看来，“小说报章”不仅要与“书札文牍”严格区分文体，其自身笔法便直接对文体乃至文辞造成了戕害。
以“《聊斋志异》文笔”和“唐人小说之体”，对林纾及其所代言的旧文学加以攻击，这无疑是《新青年》同人之于“文学革命”最为精妙的发明。不过，真正了解其内部逻辑及历史背景的，大概只有钱玄同一人。正如徐一士在记录章太炎近世言行时所云：“蒲氏《聊斋志异》，自有其文学价值……要其大端文字之工处，不可废也……林氏宗尚桐城，……移译外国小说，承继足称。”[76]单就其为蒲松龄、林纾讨情之意，便颇为中肯。实际上，《聊斋志异》无法用志怪、传奇抑或笔记等文体一概而论；而林译小说也并非其个人论及的“古文”[77]，更何况林纾本人也否认隶属于任一文坛宗派[78]。而钱玄同基于《聊斋志异》提出的“笔法”，与胡适“文法”，实则差别天壤。
五、“文法”与“笔法”：中西文论交锋下的同人言说
胡适有意在“义法”层面上，维护《聊斋志异》的潜在价值[79]，甚至主动为文言写就的《聊斋》放行。[80]然而，他却在1918年4月《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转而批判《聊斋》派“某生者体”札记小说，似乎斩断了之前的争辩意图。实际上，如果仔细体察胡适文意，他此时明确挞伐的对象，只是所谓仿《聊斋》的衍生文本，及其已成滥调的创作套数，仍为《聊斋》原作留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到1918年5月的《论短篇小说》一文，胡适又透露出自己肯定《聊斋》的逻辑：
由此可知，胡适是在西方“短篇小说”（shortstory）这一现代文类的映照下[82]，重新审视古典小说。他在文章伊始就对“短篇小说”作出了明确界定：“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83]这里，胡适在其一以贯之的文学进化观的照应下（“文学越进步，自然越讲求‘经济’的方法”[84]），为“短篇小说”提取出了其作为现代文类的核心特质，即“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所谓“经济”，并非简单指篇幅的短小紧凑，而是内化于“结构”（即“文法”）层面上的变革，择取“最精采的一段”作为全神贯注的“横截面”，单靠面向材料和文体的“剪裁”而无“结构布局”则远远不够。
因此在胡适看来，自汉到唐这几百年中出现的以“记录”为特征的“杂记体”小说，徒有短篇小说的意味而无体裁，都够不上严格的“短篇小说”，更何况那些可以杂凑、扩展成长篇章回小说的短篇。“聊斋派的滥调”之所以受到胡适挞伐，除了“某生”“某甲”这种措辞因循刻板毫无设计外[85]，更重要的症结或许是，这类小说多从头写起，缺少短篇小说以“横截面”管窥全角的现代“经济”手腕。1919年9月胡适述及彼时文坛的改观：“近一两年来，国内渐渐有人能赏识短篇小说的好处，渐渐有人能自己著作颇有文学价值的短篇小说，那些‘某生，某处人，美丰姿，……’的小说渐渐不大看见了。”[86]这显然仍处在前文的批评理据之中。而对《聊斋志异》的肯定，也自然基于“短篇小说”的文类规则。只不过为了不与立白话、破文言的二元观念相龃龉，旋即便以“只可惜文言不是能写人情世故的利器”为由，将《聊斋》的风头压了下去。[87]
然而，《论短篇小说》一文并非横空问世，而是脱胎于两个月前（1918年3月15日）胡适在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小说科所作的讲演。虽然胡交代“今就傅君所记，略为更易”，但若比照刊于《北京大学日刊》的傅斯年记录稿，“更易”之处不能算少：
清代“短篇小说”又衰，但多扎记体（当为“札记体”，笔者注）之小说耳，今取《聊斋志异》论之，止有《续黄粱》一篇最为难得（周先生云：《促织》亦佳），……而《聊斋》终不敌《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又不若韵文中“短篇小说”，故中国最精之“短篇小说”，却须求之于韵文中也。[88]
记录稿揭示出胡适主讲之余，“周先生”与研究生参与了整场讨论，“周先生”应指当天“回至校，与适之谈，七时返寓”[89]的周作人。胡适聊斋论的调整或许带有周作人的痕迹，譬如在篇目的评判方面，胡适前后就经历了从“止有《续黄粱》一篇最为难得，其余均不甚佳”，到“如《续黄粱》《胡四相公》《青梅》《促织》《细柳》……诸篇，都可称为‘短篇小说’”的转变。后来做出的正面补充，如《聊斋》以狐鬼写人情世故，显示出“写实”因子，实际上已非常接近周作人之后在“人情物理”思想框架下阐释《聊斋》的论调。[90]
《新青年》同人合影
胡适关于“短篇小说”的讲演，及其与周作人讨论、改订以成文的过程，颇能反映《新青年》同人集体言说的互动特质。胡在讲演中称“《聊斋》终不敌《今古奇观》”，虽然有文言不敌白话这一语体变革的考虑，但似乎也在呼应陈独秀此前“最喜《今古奇观》”[91]之说。而“中国最精之‘短篇小说’，却须求之于韵文中”这种拔高韵文（诗体）、混淆文类的特异言论，或许要联系同期刘半农等同人的文学活动：就在胡适“短篇小说”讲演半月后，刘半农在北大文科国文门研究所作了题为“中国之下等小说”的演讲，其一大核心观念正是“要改良下等小说，当先从韵文入手”[92]。
“某生体”一事中《新青年》同人不断跟进、声援彼此关于文学革命的言论，由此逐渐滚动成声势一致的话语场域，这正是《新青年》同人言说机制的典例：先是刘半农于《我之文学改良观》一文中提及了“某生者”的旧小说程序，进而由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系统描述成“学《聊斋》”的“某生者体”札记小说，随后，周作人在讲演《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将其精简为“《聊斋》派的某生者体”。三人随后迅速加入了钱玄同的队伍，将矛头共同指向彼时正为“文言”张目的林纾[93]。
然而，这种一体化的文学革命话语，显然搁置了同人之间的“志异”。胡适与钱玄同二人关于《聊斋》的分歧，存在着西／中、现代／传统不同文学背景下的“小说”根本观念的碰撞，[94]这一分歧从没有达成实质性的和解：胡适认为《聊斋》“实在高出唐人的小说”，是在“短篇小说”这一西方现代文类的标尺下，批评传统杂记体小说不能择取“横截面”的结构布局，已经落后于“经济”的文学发展趋势；钱玄同则承继了章太炎的观点，将“拟唐传奇”视作对文章“干净”笔法的侵害。
即便是看似与胡适更为合拍的刘半农、周作人，也需要细加分疏。与胡适“短篇小说”（shortstory）的概念不同，刘半农有意建构的实则是“通俗小说”（popularstory）这一打通阶级区隔的现代文类，因此，他更为关注《聊斋志异》“作者自道”“有卖本领之心理”的封闭性弊病[95]，以及对“理不胜欲”的读者可能造成的道德误导[96]。更为特殊的是周作人。因为“章门弟子”的身份，周作人应该了解钱玄同的逻辑，同时也颇为熟稔近现代的西方文学观念，他应该是能与《新青年》同人各种路向同时对话的人物。《红楼内外》记录了以《聊斋》攻讦林纾这一文学革命公案：
文学革命运动渐渐的起劲，校（北大）内外都发生了相当的反应，校外的反对派代表是林琴南，他在《新申报》《公言报》上时常发表文章，肆行攻击，顶有名的是《新申报》上的《蠡叟丛谈》，本是假《聊斋》之流，没有什么价值。[97]
他确已认识到，使林纾遭到比附《聊斋》之讨伐的真正症结，应该归给《蠡叟丛谈》这一系列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与此同时，精通多门外语的周作人，还充当着“新文学”阵营中兼顾翻译理论与实践的主力，因而，他似乎更有资格响应林纾“叫外国文人都变成蒲松龄的不通徒弟”[98]的“罪行”。然而，周作人对《聊斋》的态度，实际上更为复杂。[99]周作人很快由“文学革命”的论争场域，回归到“自己的园地”，他在文艺、民俗、修辞等方面对《聊斋》的论述，呈现出更为多元繁复的面貌。
统一口径、集中对抗的文学革命言说方式，很难说没有对胡适的文学研究造成干扰，他以西方“短篇小说”文类观念为指导，重新发掘出了“札记小说”的文类价值。[100]这类风行的“笔记小说”，正与“《聊斋》派某生者体”有关。然而，他却未能进一步深入探究该文类及其“结构”（“文法”）的潜能，很快将其摒弃为一文不值的“烂调小说”[101]。而他所攻击的林纾，曾以“短篇小说”为名，连载、出版了数量可观的笔记小说，郑振铎以为“绝无他所译的狄更司诸人的小说的气氛……完全是旧的笔记，如《聊斋志异》之流的后继者”[102]。换句话说，以“短篇小说”为视域的胡适，真正有理由关注（批判）的本应是林纾的创作而非翻译，但这一批评资源显然被胡适掠过了。更可惜的是，胡适好不容易突破了文言／白话二分的思维局限，对取法《聊斋志异》的这类文言小说加以肯定，却又很快跳回了自己建构起的、并得到同人响应的“白话取代文言”的文学进化逻辑。
结 语
胡适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中曾交代其史观：“（历史中）各有多元的，个别的，个人传记的原因，都不能用一个‘最后之因’去解释说明。”[103]直至“《聊斋》派的某生者体”这一口号于1918年生成，《新青年》同人看似整齐划一、彼此声援的言说活动，却始终内含龃龉和缝隙。文学革命所处的五四运动现场正值古今变革而未定之时，文学的新旧形态参差胶着，而非决然的二元对峙，西方现代思潮与中国文化传统以变量的形态，包裹着思想资源有同有异的革命主体向前滚动。正如刘半农在1917年致钱玄同信中所言，《新青年》同人多受“旧文学的毒”而“半路出家”[104]，他们的批古言说暴露出自身新旧文化形态的混杂[105]，其与传统文学的暧昧牵连，已经为此时对话背后的分歧埋下伏笔。
注释：
[1]《新民主主义论》将“五四运动”视作中国文化革命第一阶段的起点，其“两大旗帜”之一，即为彻底地“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2]如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东方杂志》1934年1月1日第31卷第1期。
[3]槐寿：《〈夏夜梦〉序言》，《晨报副镌》1922年8月19日，收入《谈虎集》。
[4]槐寿：《考试一》，《夏夜梦》（六），《晨报副镌》1922年8月27日。
[5][23]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1918年4月19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组演讲，后整理刊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第141~152号，1918年7月15日又刊于《新青年》第5卷第1号。
[6][7]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1918年4月15日第4卷第4号。
[8]钱玄同：《通信》（“钱玄同上言”），《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
[9][10][30][37][49]钱玄同：《通信》（“钱玄同白二月二十五日”），《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号。
[11]林琴南：《选评归震川集自序》，《春觉斋著述记》，世界书局1949年版。
[12]参见梁堃《桐城文派论》，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王献永《桐城文派》，中华书局1992年版。
[13][42]钱玄同《通信》，《新青年》1917年2月1日第2卷第6号。
[14]刘半侬（农）：《我之文学改良观》，《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
[15]刘半农：《诗与小说精神上之革新》，《新青年》1917年7月1日第3卷第5号。
[16]林纾：《序》，《古文辞类纂选本》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
[17]钱玄同：《玄同附志》，见《天明》（DAWN，悲剧），英人P.L.Wilde著，刘半农译，《新青年》1918年2月15日第4卷第2号。
[18][19][92]刘半农：《中国之下等小说》，本为1918年3月29日于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研究所的讲演，后连载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第21—25、27—31日，6月1日、3日、4日。1919年另发表于《太平洋》。
[20]早在1904年，商务印书馆便出版了魏易口述、林纾转译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吟边燕语》，该集含林纾1904年5月所撰序文一篇，根据兰姆姐弟（CharlesLamb，1775—1834；MaryLamb，1764—1847）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TalesfromShakespeare）译出；此外，林纾还先后转译了五部莎翁剧作，包括《雷差得记》（陈家麟口述，自署林纾，刊于《小说月报》1916年1月第7卷第1期）、《亨利第四纪》（陈家麟口述，自署林纾，刊于《小说月报》1916年2月第7卷第2期）、《亨利第六遗事》（1916年4月商务印书馆出版，“林译小说第二集第十五编”，署“英国莎士比亚原著”“闽林县纾、静海陈家麟同译”）、《凯彻遗事》（陈家麟口述，自署林纾，刊于《小说月报》1916年5—7月第7卷第5~7期）、《亨利第五记》（口译者未详，署林琴南译稿，刊于《小说世界》周刊1925年11月27日—12月4日第12卷第9~10期）。
[21][40]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1917年1月1日第2卷第5号。
[22]鲁迅对周作人“《聊斋》派的某生者体”这一名号发明颇为认同，也一直关注与之相关的新旧文学论争，其《“以震其艰深”》（1922年9月20日）《所谓“国学”》《儿歌的“反动”》《又是“古已有之”》《笞二百系笞一百之误》等文章，便以“某生者”为笔名刊发。
[24]林琴南：《妖梦》，《新申报》（上海）1919年3月18—22日。
[25]林琴南《妖梦》：“即彼所尊崇之《水浒》，《红楼》，非从古书出耶？《水浒》中所用，多岳珂《金陀萃编》中之辞语；而《红楼》一书，尤经无数博雅名公，窜改而成。”
[26]林琴南：《荆生》，《新申报》（上海）1919年2月17—18日。
[27][62]占骁勇：《清代志怪传奇小说集研究》，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7~98，5~7、16~17页。
[28]寒光：《林琴南》，中华书局1935年版，寒光着此书时“远在海外”。钱玄同致陈独秀信函，见《独秀文存》。
[29]臧荫松：《序》，《践卓翁短篇小说》第二集，都门印书局1916年版。
[31]钱玄同致信陈独秀：“但是某大文豪用《聊斋志异》文笔和别人对译的外国小说，多失原意，并且自己掺进一种迂谬批评，这种译本还是不读的好。”见钱玄同《通信》（“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敬白”），《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号。
[32][79]胡适：《通信》（“胡适五月十夜”），《新青年》1917年6月1日第3卷第4号。
[33][91]参见陈独秀为胡适“通信”所附评议，《新青年》1917年6月1日第3卷第4号。
[34][80]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
[35][68]钱玄同：《通信》（致胡适，“钱玄同”），《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号。
[36]胡适：《通信论小说及白话韵文》，《新青年》1918年1月15日第4卷第1号。
[38]胡适：《通信》（致陈独秀，“胡适白四月九日作于美国纽约”），《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
[39]参见陈独秀为胡适“通信”所附评议，《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
[41]对于钱玄同“唐宋易代”（唐宋变革）的文学史论调，胡适随后去信施以声援。详见《通信》（寄陈独秀，“胡适白四月九日作于美国纽约”），《新青年》1917年5月1日第3卷第3号。
[43][47][53]章太炎：《与人论文书》，《章太炎先生学术论著手迹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44]章太炎：《国故论衡·论式》，《文学说例》（1902），《文学论略》（1906）。
[45]参见陈独秀为钱玄同“通信”所附评议，《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号。
[46]章太炎：《论文学》，《国学讲习会略说》，日本秀光社1906年版。
[48]钱玄同：《通信》（致陈独秀，“二十世纪第十七年七月二日钱玄同敬白”），《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号。
[50]见钱玄同《通信》（“［词曲小说］若出于一己之儇薄思想，以秽亵之文笔，表示其肉麻之风流，则无丝毫价值之可言”），《新青年》1917年3月1日第3卷第1号；钱玄同《通信》（“就是施耐庵、曹雪芹、吴敬梓也还不能算做第一等。……虽然配得上称‘写实体小说’，但是笔墨总嫌不干净”；“都是作者自道，叫人看了实在替他肉麻”），《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号；钱玄同《通信》（“《燕山外史》一书，专用恶滥之笔……王韬《淞隐漫录》全是套《聊斋志异》笔法，文笔更为恶劣，亦无思想、情感可言”），《新青年》1917年8月1日第3卷第6号。
[51][52][54]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55]林琴南：《马公琴》，《畏庐笔记》，中华图书馆1917年版。
[56]《王敬轩君来信》，《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1918年3月15日第4卷第3号；记者（半农）复王敬轩信，《文学革命之反响》，《新青年》1918年3月15日第4卷第3号。
[57]钱玄同：《通信》（“弟钱玄同”），《新青年》1917年6月1日第3卷第4号。
[58]钱玄同1906年3月4日日记，《钱玄同日记·上（1905—1922）》（整理本），杨天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6页。
[59]俞樾：《春在堂随笔》卷八。
[60]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会校会注会评》（下册），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948页。
[6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唐之传奇文（上）”，《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3页。
[63][66]刘晓军：《小说文体之争的一段公案》，《文学遗产》2018年第1期。
[64]关于中国小说“史传”与“诗骚”两大传统及其（近代）流变，详见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95~221页。另见夏晓虹《诗骚传统与文学改良》，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5]“唐代小说主要是从史部的传记演进而来，无论志怪还是传奇，最初都归在杂传类。”参见程毅中《唐代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页。
[67]萧劼：《〈秋灯丛话〉跋》，见王椷《秋灯丛话》，黄河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69]以陈平原在法兰西学院发现的吴梅《中国文学史》北大讲义抄本（约1917年）为例，“唐代文学总论”一章下关于“唐代小说”“其弊则绮靡繁冗”“其旨趣尤多轻薄逸荡”“以仙侠神怪闺襜姚冶，寄其无聊不平之感”等评述，与同期钱玄同乃至章太炎等的观念不乏映照处，于此，陈解释为“小说非吴梅所长”，故“涉及唐人传奇”则多有借鉴。详见陈平原《写在“新文化”边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3~324页。
[70]详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第五、六篇“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上）（下），第八、九篇“唐之传奇文”（上）（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3~59、71~93页。
[71]吴梅通篇用语虽只见“唐代小说”而不见“传奇”，但处处确是以分辨“传奇”之“奇”与“志怪”之“志”为中心旨归，进而，以唐后小说“子虚乌有之词”（“奇”）比照唐前小说“仅事叙述”“实资考证”（“志”），得出“小说升(？)至唐而始广”的结论。详见陈平原《写在“新文化”边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323页。
[72]鲁迅：《怎么写》，《莽原》1927年10月10日第18、19期合刊。
[73]朱羲胄编：《林畏庐先生学行谱记四种·题辞》，世界书局1949年版。
[74]汪琬：《跋〈王于一遗集〉》，《汪琬全集笺校》第二册，李圣华笺校，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07页。
[75]章太炎致钱玄同信（1910年10月20日），马勇编：《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76]徐一士：《一士类稿》。
[77]钱钟书：《林纾的翻译》；陈平原：《古文传授的现代命运——教育史上的林纾》，《文学评论》2016年第1期。
[78]王风：《林纾非桐城派说》，《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81][83][84][87][101]胡适：《论短篇小说》，《新青年》1918年5月15日第4卷第5号。
[82]胡适在文章伊始便借助“聊斋派的某生者体”，申明作为特定西方文学概念的“短篇小说”，与中国传统文类观念的不同。参见胡适《论短篇小说》。
[85]譬如胡适在《论短篇小说》中所言：“现在的人一开口便是‘某生’‘某甲’，真是不曾懂得做小说的ABC。”
[86]胡适：《〈短篇小说第一集〉序》，《短篇小说第一集》，胡适译，上海亚东图书馆1919年10月初版，1920年4月再版。另，胡适后来编译了《短篇小说第二集》并作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33年版。
[88]《国文研究所小说科第四次会记录》，讲演时间为1918年3月15日，胡适主讲，周作人及研究生参与讨论（“胡先生周先生与研究生间谈小说二十分钟遂散会”），研究员傅斯年记录，刊于《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3月22日至27日（第98~102号）。
[89]周作人1918年3月15日日记，《周作人日记·上》，大象出版社1998年版，第738页。
[90]1950年，周作人曾述及蒲松龄以狐鬼写人情的创作理路，详见周作人《〈聊斋志异〉》，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9~120页。这一论调在1930年代前后既已形成，另见周作人《〈聊斋鼓词六种〉序》（1928年，收入《永日集》）、《〈柿子的种子〉》（1935年，收入《苦竹杂记》）等文章。
[93]参见胡适《论短篇小说》；“记者（半农）一九一八年八月三十日”（《新青年》1918年9月15日第5卷第3号）；周作人《论“黑幕”》（1919年，未收入自编文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钟叔河编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5页）。
[94]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9页。
[95]刘复：《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原为1918年1月18日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小说科的演讲，载于《太平洋》第1卷第10号。
[96]刘半农以幼年阅读《聊斋》的体验为例，解释了小说对善于“摹仿”的读者可能构成的诱导。参见刘复《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另，可参阅刘复《中国之下等小说》。
[97]周作人：《红楼内外》（1948年，收入《知堂乙酉文编》）。
[98]钱玄同：《关于新文学的三件要事》，《钱玄同文集·第一卷·文学革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页。
[99]曲楠：《“豆棚瓜架”下的“姑妄言之”》，《云梦学刊》2015年第6期。
[100]志希：《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1919年1月第1卷第1号。
[102]郑振铎：《林琴南先生》，收郑振铎《中国文学论集》，开明书店1934年版。
[103]胡适：《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胡适文集》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04]刘半农：《致钱玄同》（“刘半农一九一七，十月十六”），《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1981年第3期。
[105]正如罗志田所言，“从社会功能看，旧派林纾其实不旧；从社会观念看，新文化人也不全新”，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历史研究》1995年第5期；另见罗志田《道出于二：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另见王小惠《五四时期“〈儒林外史〉热”及所牵涉的文学史话题》，《文学评论》202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