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如果以“西方/中国”来划分，作为教会大学的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京”），自然应被视为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西方”。其初创可追溯至美国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于一八七〇年在北京创办蒙学馆（又名培元斋）之后，该校从“怀理书院”“汇文书院”“汇文大学堂”一路走来，至一九一九年中文名称定为“燕京大学”，再于一九二五年将英文名称“Peking University”改为“Yenching University”。此外，该校在纽约州取得教育执照，隶属该州立大学体系，运作经费几乎完全依靠来自美国慈善捐款，设在纽约的董事会，则由百分之百的西方人组成。这里还需要提及的是，加州大学于一九二八年曾对亚洲高等院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该校被列为亚洲最好的两所教会大学之一，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

该校最引人注目的长足发展，是一九二六年六月由东城迁入海淀新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达到了鼎盛。其时，在这座被称为中国最美丽的校园里，该校学生享有其他学校（除北京协和之外）难以企及的舒适和便捷。如当时坐落在沙滩的北大学生，六个人一间宿舍，宿舍楼里连个像样的厕所都没有，冬天也无热水供应；该校学生则或两人，或三人一间宿舍，窗明几净自不待多言，楼内还有自来水、暖气、浴缸、抽水马桶和喷泉式饮水器。除此之外，每个楼层配有一小厨房，如果有人嫌大食堂饭菜不合口味，可在小厨房里自己做饭。课程除国文、中国历史之外，其余均用英文讲授，不少学生身穿漂亮西服，操极流利英语。时人评论说：“该校到处都充满了生气，惟中国话在该校大有不时兴的嫌疑。”（扫难：《北平的几个大学》，《北辰杂志》1931年第1期，第45页）

如此优渥的生活和学习环境，费用自然高得让一般家庭难以承受。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该校本科生每年仅学费就要八十元；北大、清华则是三十元（新晨报丛书室：《北平各大学的状况》，新晨报印刷部，1930年版，第41页、第134页、157页）。在学生中广泛流传的“北大老、师大穷，唯有燕京、清华可通融”，即指师大免去一切费用，学生多为穷人，北大学生虽稍宽裕，但多是没落小资阶级和农家子弟，而不像燕京，或被称为“留美预备学校”的清华，学生中有太多城市中产出身乃至富家子弟。时人说：如果从年龄上和衣饰上看，北大学生真是不够漂亮的，竹布长衫，陈旧西服裤和一双破皮鞋，几乎是他们的标准穿着；“至于漂亮的西服革履的公子哥儿，在北大真是很少见的”（珞忒：《北大学生生活剪影》，《青年月刊》第3卷，第1期，1936年，第73页）。

若进一步比较，相比于其他在华教会大学，燕京又不那么“西方”。如环境同样优渥的上海圣约翰大学（Saint John's University），与当时“中国”就有不少抵牾和扞格。具体说来，先是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之中，该校学生要求在图书馆门口升半旗志哀游行中被枪杀的工人，遭到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1864-1947）的强烈反对；后为阻止学生们参加示威，校方提前关闭宿舍，遂使五百多大学生、附中学生及十九位华裔教师愤然离校，筹资募款，创办了由张寿镛任校长的光华大学。接下来则有一九二九年国民政府要求私立大学重新注册立案，卜舫济的态度虽有所松动，无奈以西人传教士为主的董事会，认为政府规定的其他条款均可通融，独无法接受取消《圣经》课程、关闭神学院，拒绝了注册登记，致使该校一直被国民政府认定非法运行。（《上海圣约翰大学之前途》，《兴华》第27卷，第15期，1930年，第48-49页）

由此说来，燕京的应对较为“中国”。先就“五卅”运动来看，校方采取了默许和容忍态度，具体措施是给学生放假、推迟期末考试的时间，并在校长司徒雷登的支持之下，中、美、英等国的教职员工还发表了责问英国当局的宣言，该校学生遂成为游行示威运动的中坚力量。再就向国民政府注册立案而言，司徒雷登于一九二七年提前返回美国，专门游说负责为学校筹款和拨款的纽约董事会，期望批准对学校管理和课程设置的相应调整，理由是国民政府的要求合情合理，为“任何一个有尊严的国家都有权利达到的”。当国民政府批准立案之后，校长换由华裔学者担任，司徒雷登改任教务长，再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校董会三十四名成员中，华裔有二十一位，一百一十一位教授、副教授中，华裔有六十七位，均超过半数。［菲利普·韦斯特：《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第69页］

毋庸置疑，该校最引人注目的“中国”之表征，建筑风格皆仿中国宫殿样式，即司徒雷登所说的“中国化”（China-fying）。在讨论设计方案时，华人教授主张采用西洋风格，因为施工容易，造价相对低廉，且还有更多利用空间；西方人士则主张沿用中国样式。尽管建筑的主体结构都用上了钢筋混凝土，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但外表的优美飞檐和华丽图案，再配上石拱桥、华表和博雅塔，让校园显得颇为庄重和典雅。当然，中式建筑存在着采光、通风不太好的缺陷，致使顶层房间无法充分利用，校方只好划拨给贫困学生居住。如通常房间的住宿费，每学期二十元，一楼或阁楼，则分别为十三元、七元。不过，这在司徒雷登看来，瑕不掩瑜，重要意涵在于向人们宣示：“西方人有志于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1916-1952）》,第57页］

一九三〇年秋，由顾颉刚推荐，钱穆在该校历史系担任讲师。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他写道：毗邻之清华，高楼矗立，皆西式洋楼；燕大则皆仿中国宫殿式，楼角四面翘起，屋脊亦高耸，望之巍然。在他看来，这表明“中国人虽尽力模仿西方，而终不掩其中国之情调，西方人虽亦刻意模仿中国，而仍亦涵有西方之色彩”。再让他感到有些不满的是，虽听闻燕京乃中国教会大学中之最中国化者，然进入校门即见每幢建筑物都以英文命名，所谓“M”楼、“S”楼也。在他的提议之下，校方召开会议，将“M”字楼改名为“穆”楼，“S”楼改名为“适楼”，“贝公”楼改名为“办公楼”，所有建筑一律赋予中国名称，更还有园中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师友杂忆》，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147—148页）

燕京通行英文，乃至宿舍按月缴纳的水电费通知都不例外，这让不谙英文的钱穆多感不便。一年后他去了北大，却说犹如进入了一个“是非场中”。其时被认为学界领袖，担任该校文学院院长的胡适，炙手可热，拜访之人犹如过江之鲫，然钱穆始终不肯随俗从众。一次，胡适生病住院，同事们都去探望，唯独钱穆不去，有人责问他:“适之先生生病，访者盈户，你能不去看望？”钱穆回答说：这显然属于两件事，“君并合言之，将教余何以为人”？钱穆在回忆中还写道：在其任教北大的八年中，胡适唯有一次登门拜访，是讨论解聘其好友蒙文通一事。鉴于蒙文通在当时就已是一位顶尖的文史研究者，钱穆并不赞成，两人最终不欢而散。钱穆说：“文通在北大历史系任教有年，而始终未去适之家一次，此亦稀有之事也。”（《师友杂忆》，第171页）

另一个相关“中国化”的典型事例，是顾颉刚于一九二九年被聘为该校历史教授之后，北大校长陈大齐亲自邀请其在北大任职，他则“以北大党派太多，攻讦太甚，婉词拒之”。一九三〇年二月，傅斯年聘请他到清华任教，兼中央研究院职，又遭到婉拒。顾颉刚就此写道：自己现在的生活，“从城中一班学阀看来，是‘屏诸四夷，不与同中国’，从燕大的当权者看来，却又是‘屏诸中国，不与同四夷’，这真是超然的生活，研究学问的理想境界”。再后来顾颉刚接到傅斯年的来信，质问他：“燕京有何恋，岂先为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则在日记中愤愤写道：“我入燕京为功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评，不必辩也。中国学校聘外国教员亦多，岂此外国教员亦为作亡国之准备乎？”［《顾颉刚日记（1927-1932）》第2卷，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7年，第349、第536页］

话说回来，所谓“屏诸中国”，除上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之外，还指国立大学实施的“党化”教育。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清华任教的陈寅恪和吴宓，听说国民政府将在大学里推动此举，商定如果真正实行，两人“只有舍弃学校，另谋生活，艰难固穷，安之而已”［《吴宓日记（1925－1927）》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363页］。曾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在清华担任客座教授，也是英国著名教育家、文学评论家和修辞学家的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 1893-1979）就有这样的记述，说开学第一天，全校师生面对孙中山画像，背诵总理遗嘱、行三鞠躬礼，然后就是校长的四十五分钟冗长和乏味的训话。

重要的是，理查兹很快意识到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氛围，“是中国学术生活的典型特征”（was a typical feature of Chinese academic life）。他和妻子不久出席了校长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了数百道菜，围绕六张圆桌而坐的宾客们用筷子，不停地劝酒、劝菜，过度热情好客使之难以适应。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他对此类经常举行的饭局，就已经感到格外沮丧（desperately depressed），说：“抛开偶尔的思乡之情——我们现在感到很失落（we feel at present rather lost）”。相比之下，燕京于一九二七年注册登记之后，在校园内就已废除了所有强制性的宗教课程和宗教活动，且作为经费主要依赖于国外捐赠的私立大学，巧妙地闪躲了国民政府规定必须实施的党化教育，从而保证了更多学术的独立和自由。

支撑校园宁静和祥和的，还有备受师生推崇的“燕京精神”（Yenching Spirit）。用一九四五年考入社会学系的董天民的话说：这意味着不分等级、年龄、国籍和性别，大家彼此关心，互相照顾。他回忆当年入学之时，司徒雷登校长在临湖轩小院，用茶点招待新生，与到会学生一一握手问候。再有担任过课程的美籍心理学教授夏仁德（Randolph Sailer），一年过春节时打电话过来，说你们过节没有回家，就到他的住所来吧。于是他与几位同学在教授的厨房里包了一顿饺子，还玩了游戏。此外，他所在的社会系，每个学年总会举行一次全系聚餐，届时教授们每人准备一两个菜，与同学们一起席地而坐，边吃边聊，饭后每人表演一个小节目，大家最欣赏的是系主任林耀华教授的猿人舞。（董天民：《燕园杂忆》，《燕大文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82页）

或可认为颇多“西化”的一个习惯，是校友回忆每年愚人节，“不论和校长、教授都可以开个大玩笑，有的近于恶作剧，但是谁也不会生气，一笑了之”（钱家珏：《四十年后话燕京》，《燕大文史资料》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13页）。此外，时人也评论道：燕大有三多，即瘦些米汤（social meeting）多、西服多、丽人多，“平日各学会多有讨论演讲集会，届时拥拥挤挤，茶点、冰激凌、口香糖，皆趁机出现，男则狼吞虎咽，女则细嚼慢咽，会内游戏亦多新颖，令人捧腹”（新晨报丛书室：《北京各大学的状况》，第160页）。更可以证明此言不虚的，是钱穆认为：“燕京在课外之师生集会则最多，北大最少，师生间仅有私人接触，无团体交际。清华又居两校间，此亦东西文化相异一象征也。”（《师友杂忆》第153页）

还有该校最常举行的师生集会，即许多校友多年后总还念念不忘的“团契”活动，一定程度上也被“中国化”了。虽则，这个概念源自《圣经》中的“fellowship”，用作基督教会的特定聚会，旨在激励信徒追求信仰，增加互敬、互爱和互助的集体情谊，但燕京的“团契”早已没有了这种宗教意涵。一九三一届燕大教育系学生蒲耀琼，回忆讲授“现代文学”课程的冰心，其娇小玲珑的身段、珍珠般白洁无瑕的肤色，再加上一张天真无邪的面孔，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课程结束后，有一学期她们加入了同一个“团契”，每周聚会一次，小小的课堂挤得满满的。蒲耀琼写道：大家说说笑笑，敞开心扉、无事不说，无话不谈，在和平愉快气氛下让她学到了许多从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二三十年代燕园生活片断》，《燕大文史资料》第8辑，第46页）

众所周知，燕京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Freedom Though Truth for Service），这里的“真理”“自由”不必多言；即以“服务”来看，不能不提及该校曾经深受的基督教影响。毕竟，当年传教士进入中国之后，许多人除传教之外，都还不遗余力地参与在地的救灾、医疗、教育、改良农业，以及鼓吹废止缠足、纳妾、吸食鸦片，等等。对于这些人的奉献，曾就读于燕京，后毕业于协和护校的周美玉有如是之说：她曾探访过一位长年在定县行医的未婚美国女传教士，见面时其正吃一碗清汤寡水的面条，且还是自炊，待客也只是一杯白开水。周美玉说，当这些传教士们年老体衰，退休后回美国，很多人每月也就只有六十美元的社会救济；而她作为赴美访问学者，每月则能得到四百五十美元的奖学金。（张朋园、 罗久蓉：《周美玉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2013年，第23-33页）

当然，不同于传教士将自己献给上帝，服务更在于“拯救灵魂”，燕京很大程度是为了推动这块土地的文明、开化和进步。就像一位科学史家清楚揭示的：当时中国最好的两个物理系，一是清华，另一是燕京。前者力图将其打造成全国学术中心，尽可能与世界学术前沿接轨；后者强调科学的传播和普及，声称仅靠三两位离群索居的科学家，“绝不可能在整个民族建立起科学精神；科学如果不渗透到一个国家的全体民众中，就不可能影响其国民生活”。统计数据也能得到佐证，即清华毕业生从毕业到出国，平均间隔一年；燕京毕业生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服务，平均间隔要有四年。此外，清华毕业生当中学教师的极少；燕京毕业生则大有人在，且其中不乏甘愿放弃已获得大学职位之人。（胡升华：《求真与服务：燕京大学物理系的30个春秋》，《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年第5期，第50-52页）

最值得浓墨重彩的，是“精致”而不“利己”，燕京率先开始了针对普通民众、底层社会的社会服务运动。一九一九年，该校就创办招收贫民子弟的露天学校，一九二八年又在北平郊区实施清河乡村实验计划，举措包括试验培育新种子、提高栽培和除草技艺，推动农民合作和大众教育，并在协和的支持之下，开设了配有护士、兼职大夫的乡村医疗室。再至一九三五年，该校加入了由南开、清华、金陵、协和参与，洛克菲勒基金会重点资助的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在河北定县及山东济宁开办了两个乡村实验区。该校主要负责实验区的社会工作、民政等事务，有四十位左右的师生长年在现场参与。如济宁实验区的县长、建设科长、教育科长、县政府秘书，就由该校师生担任。（《华北农村建设协进会成立》，《新北辰》第3卷第3期，1937年，第97-99页）

平心而论，自一九七八年以来，经过多年“实事求是”的研究，对于燕京曾经发挥过的重要影响力，当下已经没有多少公开的诘难和质疑。因为统计数据摆在那里：在该校存续的三十三年时间里，正式注册毕业生不足万人（9988人），却贡献了一百一十二位院士、学科奠基人和发明家，这也意味着每一百位毕业生中，就有一位能够载入史册的学术领军人物；再至一九七九年邓小平访美之时，二十位正式随行人员之中，四分之一曾在燕京就学。遗憾的是，该怎样恰如其分地讲述燕京的那个“西方”，如对某些重要主持之西人，及其基督教背景，当下历史学家们多少还有点“犹抱琵琶半遮面”，难以畅所欲言。然而，如果总是对此闪烁其词，支支吾吾，不要说无从探讨跨国史及全球史意义上的学术交往，就连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一些最精彩的故事，也不得不忍痛割爱、三缄其口。

学术最忌简单化、标签化，具体问题需要具体分析。希罗多德撰写《历史》，谈及“人类的功业”时，说要记述“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而不致失去它们的光彩”；这就如同燕京的“西方”“中国”，共同铸造了某些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丰功伟绩”。具体说来，作为一段互惠、分享和共有的历史，二者携手同行、融合汇通，让该校一方面走出了因不平等条约所裹挟的“西方”之僭越和傲慢；另一方面也挣脱了因数千年自给自足、农耕文明而难免的“中国”之闭塞和褊狭。如果再简要回顾相关学术史，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里，当一方被“妖魔化”之时，另一方随之也被“污名化”；或者说，当燕京的“西方”被搁置、被遗忘、被遮蔽之际，相关的“中国”也一定会被慢待、被放逐、被唾弃。毕竟，如果将对象简单化、标签化，那么我们也一定会简单化、标签化我们自己——历史学家对此不能不有所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