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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子英 季宇:最具生命力的作品还是关注现实的作品
来源:《长江文艺》 | 何子英  季宇  2022年02月11日08:40

 

▶何子英(以下简称“何”):

季宇老师好!这次为了跟您做这个对话,我特意查阅了您的相关资料,了解到您从1979年就开始发表作品了。能否谈谈您当初第一次发表作品的情形?您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季宇(以下简称“季”):

说来话长,1979年前后,正是文学大潮兴起,那是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做着作家梦的人不计其数,有人形容千军万马挤在文学的独木桥上,由此可见一斑。我那时也是众多文学青年中的一员。只要一有空就泡在图书馆,或者想方设法去借书借杂志看。看得多了,手便痒痒,于是便动手写。合肥市文联有一位老作家叫王春江,他对文学青年满腔热情。我常把作品拿给他看,每次他都热情鼓励。后来我写了一篇小说《送行》,他看后大加赞赏,便转给了《文艺作品》(合肥市文联主办,后改为《希望》,一度发行量很大),没想到竟然发表了。该刊的编辑林效成先生事先也没通知我,后来《安徽日报》刊出了目录,有文友问我这个季宇是不是你啊我才知道,不禁大喜过望。此后,我便开始写了下去,一写便写了四十多年。现在回想起来,我走上文学道路可能是受到了文学大潮的影响,但自从与文学结缘,我便好上了这一口,从此走上了“不归路”。如今回头看看,当年和我一起搞写作的文友,没剩下几个,但我一直坚持走了下来。现在我已退休了——如果说在职时,文学创作于我还有些功利色彩,现今已经没有了——有人问我你咋还在写?我也说不清楚,说到底还是喜爱吧。

▶何:

的确,那时的作者和编辑对文学都充满激情,您的出道原来也是一段佳话啊!您的人生经历和阅历都相当丰富,曾下乡插队,也当过兵。这些经历在您的作品里都有反映吗?

▷季:

我这个年纪,许多事情都赶上了。比如下放、当兵,后来又去上学,其中有不少坎坷,但没想到这些都成了我写作的宝贵经历。我自幼在城市长大,父母都是南下干部,远离老家。别人家七大姑八大姨,常来常往,我家很少有亲戚来。可以说我对农村毫不了解。不仅五谷不分,而且对于家族五服、乡村习俗等也一无所知。多亏了下放那几年,我才知道乡村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写了一些农村生活的作品,全靠下放时打的底子。还有军事题材作品,我一直很喜欢,这也与在部队的生活经历有关。生活太重要了,你可以编故事编情节,但生活你编不了。你没有生活过,写起来就会力不从心,即便写出来也处处会露怯。你的作品有没有生活,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就像一件衣服,有时远远看去,好像差别不大,但仔细一瞧,针脚差别就大了去了。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小说《月光如水》(刊于《清明》2021年5期,《小说月报·大字版》2021年10期转载),小说写到一个兽医,不少人看了,都说没想到你对兽医如此了解,写得活龙活现。是的,这都是拜生活所赐。我下放时认识了几个兽医,经常看他们给牲口治病,引起我极大兴趣。我要感谢生活,没有这些经历,我创作路子一定会窄得多。我坚信一点,经历过的都是宝贵的,不论是幸运还是痛苦。对于创作来说,没有一种生活是无用的。这些生活就无声地潜伏在你的记忆中,甚至连你自己也无法察觉,可一旦需要,它们就会被激活,自然而然地在你的笔下流淌起来。

▶何:

我在您的一篇创作谈中了解到,您出身于军人之家,您的父母亲都是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您的小说《最后的电波》,就是向父母亲致敬之作。那么,这样的家庭环境对您的世界观和文学观的形成有怎样的影响?

▷季:

我父母对我影响很大,主要是言传身教,他们在家里很少讲大道理,但在一些小事上教我做人的道理。比如,做人要诚实,不能撒谎;与人交往不要占强,要甘于吃亏;做人要谦让,但必须有原则;成事在天,谋事在人,你不努力,就会后悔。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虽都是一些再平常不过的简单道理,却让我受益匪浅,对我的成长至关重要。

我父母性格相差很大,我父亲像水,为人低调,凡事都忍,且十分包容;我母亲性格像火,遇事就炸,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我有一个舅舅因历史上的问题,使我母亲无法原谅,便与他们断绝关系,终身不再来往。有一年我回老家,有亲戚带我去看这个舅舅(我事前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个舅舅),事后被我母亲知道了,便对我大发雷霆。我从未见我母亲发这么大的火,吓得我半天不敢吱声。我父亲“文革”中遭受到冲击,关牛棚时,造反派害怕我们传递信息,连我送去的热水都要从水瓶里倒出来检查一遍。我那时刚上中学,年轻气盛,对于那些造反派,恨之入骨,曾找了一帮同学想对他们还以颜色。我父亲知道了,连忙制止,他说他们也是一些可怜之人,我们犯不着和他们一般见识。我父亲战争年代损坏了身体,在我记忆里,他一直是病歪歪的,经常住院或疗养。他身体虽然很差,但内心却无比坚强,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沉着镇定,毫不慌张。他常对我说,没有过不去的坎,再大的事也有过去的时候。他为人处事极能忍让,但对原则问题从不让步。有人外调让他揭发过去的老战友,他坚决不从,无论怎么威逼利诱。我从父母身上学到了很多:一方面是母亲的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一方面是父亲的忍耐和宽容。

我父母去世后,我一直想写一篇东西来怀念他们。《最后的电波》这篇小说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在小说的题记上我特地写上了一句:“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母亲,献给所有的新四军通信兵老战士。”写这篇小说时,我是带着感情写的。过去我也常说写作要带着感情,但从未真正感受到,或者说是强烈地感受到,但写这篇小说时我切实感受到了。写作过程中我身上常常热血涌动,内心难以平静。我很感谢徐坤主编,小说发到她信箱不到三个小时,她就给我连发三条微信,鼓励有加。其中一条写道:“大作看完了。非常好!非常棒!有几处我感动得几乎落泪,在我军的军事文学史上,还没有出现过李安本这样的典型人物。您把一个中间人物写活了。”小说发表后,她还写了热情洋溢的微信,把小说推荐给《中华文学选刊》的徐晨亮主编。后来,小说被《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好小说》《小说月报》等各种选本纷纷选载,并获得了“人民文学中篇小说奖”,国家话剧院和安庆黄梅戏剧团也将小说搬上舞台。特别让我高兴的是,我爱人,还有妹妹、弟弟看了这篇小说也给予好评,他们对我的小说说好的时候并不多。

▶何:

哈哈,您的家人对您要求未免太高了。中国作家有很重的家国情怀,对历史变迁、家族传承绵延很感兴趣,凡是有分量的大部头长篇,大多是家族或历史题材的作品,如老舍的《四世同堂》、陈忠实的《白鹿原》、阿来的《尘埃落定》等都与作家生活的故土和历史、文化紧密相关。安徽是历史文化和政治、军事、经济资源丰厚之地,历史上名人、大家辈出,可以说徽派文化独树一帜,那么您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徽人,对安徽的历史文化是不是特别感兴趣?我知道您写过历史小说《淮军四十年》《新安家族》《徽商》等,创作这些作品的过程中您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和收获?

▷季:

家国情怀是我国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良的传统,也是中国人崇高的追求。的确,家族史的写法在小说创作中由来已久。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像《卡拉马佐夫兄弟》《喧哗与骚动》《百年孤独》等,都是写家族,或以家族为写作对象。相比较而言,中国人更重视家族。在东方观念里,血缘家族占据极高的地位,这是农耕文化的重要特点。所谓家族、宗祠、社稷,中国人的根就在这里。一个中国人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忘不了自己的根。与此同时,家与国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礼记》中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我们常说的家国天下。一个家族的发展和精神形成,这一切都离不开国家民族的影响,反过来,家族也是国家、民族的缩影。家族不是孤立存在的。一个家族的爱恨情仇,有时离不开时代,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不可分割,特别是当民族危难到来时更是如此。

诚如您所言,安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省,大别山红色文化、徽商文化、淮军文化、桐城派、徽班进京等等,内容非常丰富,有些已经成为了历史上标志性的文化现象。像大别山红色文化,包括鄂豫皖根据地,其中金寨县被誉为“两源两地”(即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像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为国内地域文化“三大显学”;像淮军影响了晚清四十年;还有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胡适等都是安徽人,这些都是文学可以开采的富矿,非常值得写。我从小就在安徽长大,对安徽的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从创作上讲,这也是安徽作家得天独厚的优势。

▶何:

您的写作题材范围很广,不仅有写徽商和淮军的,还有写辛亥革命的,很多被改编成电视剧。就创作手法而言,有虚构的,也有纪实的,您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如何处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的关系?

▷季:

我的长篇分为小说和纪实两类。小说像《新安家族》《群山呼啸》《徽商》等;纪实作品像《淮军四十年》《共和,1911》(再版时改为《燃烧的铁血旗》)、《段祺瑞传》等。现在纪实作品好像被称为非虚构。虚构与非虚构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虚与实上。虚构作品可以天马行空,通过想象来完成,但对非虚构来说,尊重历史事实是基本要求。所谓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我的历史小说大多是虚构人物,历史只是一个背景。像狄更斯的《双城记》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围绕马内特医生一家展开;还有雨果的《悲惨世界》,以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历史为背景,围绕主人公冉·阿让讲述故事。这些作品都是在历史的框架下写虚构的人物,这些虚构的人物可以在历史的缝隙中行走,有很大的自由发挥的空间。我的小说《群山呼啸》《新安家族》《徽商》等都是这个路数。这类小说大多是以小人物的命运来折射大时代的风云变幻。我很喜欢这样的写法。

我也写过一些纪实类的作品,或者称之为非虚构作品。这类作品大多以真实人物和真实事件为叙事对象。我一直以为对真实人物和真实的事件来说,虚构价值不大,成熟的读者也不感兴趣。因此对这类作品我一般拒绝虚构(除了《权力的十字架》,用的是小说笔法,但仅此一次)。

非虚构作品的好坏最重要的一点便是看你有没有真货、干货。你掌握的史料越多,便越接近真实。因此,写这类作品很下功夫。我在写这类作品时,总是多方搜集资料,查阅了大量的历史档案、个人文集、回忆、笔记、日记、年谱、传记,以及数量庞大的学术著作。我写《淮军四十年》《燃烧的铁血旗》《段祺瑞传》等,每次查阅的资料都不下于几百本,做的笔记也有几十万字,有人开玩笑说我成了半个专家。在写法上,我尽可能采用“还原”和“呈现”的办法,尽量让史料说话,努力做到无一事无来历,无一事无证据,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达到历史的真实。一些读者看了都感到很信服。

当然,光做到史料真实还不够,重要的是反思历史。评论家王达敏先生在评论我的《共和,1911》时谈到两个原则,即客观原则和深度原则。他认为,在历史事实叙述中,采取客观的原则是必要的,但这只是“第一创作原则”,因为“过去的历史体现为两个方面,即外在的具体事实和它背后的思想史”,表现历史事实中的思想是纪实文学创作的“深度原则”。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用当代人的观点解读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纪实文学作家的责任。

▶何:

您在《长江文艺》上发表的《金斗街八号》,是一个精巧的短篇。当时您发来这篇小说,我很快一口气读完,然后回复您说,这应该是长篇的故事架构,但是您却在一个万字短篇里干净利落地完成了。小说里的人物和故事线索都比较复杂,但您的叙事很精炼,可谓高密度叙事。这篇小说获得了《长江文艺》2017-2018双年奖。我们《长江文艺》选刊版“再发现”专栏选载了您发表于1993年的小说《盟友》,这是一个中篇小说,故事背景是清末民初,以同盟会员回到大别山区五湖一带发动革命为故事线索,着重描写了三个身份、性格迥异的人对于革命的态度,从而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复杂以及革命的艰辛。小说的情节和人物富有传奇性,叙事流畅好读。与《金斗街八号》一样,您这篇小说的结构意识也很强,结尾部分“故事之外的话题”,将时间拉到作者生活的年代,以研讨会的名义和资料物证试图解开小说中的历史疑案,对小说前面的情节来了个补叙,这个中篇其实也具备长篇的构架。那么,我很好奇,您是如何从容自如地在长篇、中篇、短篇之间完成技术层面的切换?请谈谈您对各种文体的小说创作的看法或者分享一下您的创作心得。

▷季:

《金斗街八号》发表,应该感谢您,感谢贵刊。一个老故事,没想到产生了反响,多少让人有些意外。这篇小说可能是我的小说中选载最多的一篇。《新华文摘》《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几乎国内权威选刊都选了。我想这和贵刊的影响不无关系。我注意到贵刊作品选载率很高。这是我的幸运。您们还颁给了我双年奖,这更是一个莫大的荣誉。

这篇小说在结构上我做了一些变化,没有按传统的路数去写,而是围绕人物结构故事。小说中人物一个个出现,看似毫无关联,但暗中紧密联系,最后汇到一起,峰回路转,豁然开朗。这样的结构挤压了情节和叙事的空间,把更多的笔墨留给了人物。与此同时,也节省了许多篇幅,使故事变得更加精炼。所以您说这是一个长篇构架,的确,如果按传统的手法写,完全可以扩展开来。

《盟友》是我的早期作品,《长江文艺·好小说》“再发现”栏目选载的要求是以前没有选过的。我找了一下,我的中短篇小说大多都是被选过的,后来找来找去,找到了这篇。从传奇性讲,这篇特点比较明显。上世纪九十年代,刊物提倡好读好看,因此我在传奇性上做了一点努力,但传奇的背后仍然是写人性、写人物的命运以及他们在时代洪流中的浮沉。至于结尾部分的设置,也是因为故事的需要,想让小说留下一些故事之外的余味。

众所周知,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要求,虽然都是写人物写故事,但长篇小说一般注重人物命运的书写,而短篇小说只需撷取生活的横断面,中篇小说则介于两者之间。中国的长篇与国外相比差距较大,但中短篇似乎不差上下。我比较喜欢中短篇,写起来读起来都轻松一点。这两年,我短篇写得多一点。我觉得短篇更见才华,手法变化也多。

▶何:

您的历史题材背景的小说都比较富有传奇性,有很强的可读性,这个特点是怎样形成的?您是否受到中国传统武侠小说的影响?

▷季:

是的,我小时最早接触到的小说,就是《七侠五义》《说岳全传》《说唐》等,此后又看了四大名著。这些对我的影响很大。开始创作后,我又接触了一大批中国现当代小说和外国小说,包括苏联、欧美、拉美等国的作家作品。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在《清明》《安徽文学》当过主编,有段时间,刊物办得十分艰难,与读者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文学遇到了很大的挑战。我们当时就提出“可读性”“好看的小说”等概念,从而赢得了读者,渡过了难关。写小说离不开讲故事,正如一位评论家说的,讲好故事首先要恢复对故事的尊重,这是中国的叙事传统。讲故事是一种基本的技巧,更是人物的塑造和思想的呈现。

应该说,故事本身不存在高低贵贱之分,问题在于你怎么讲。一个故事你可以讲得很通俗,也可以讲得很高级,很深刻。举一个例子,《百年孤独》中关于霍塞·阿卡迪奥之死的描写:只听一声枪响,一股鲜血从门下流出来,流出家门,淌到街上,沿着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一直向前流,流下台阶,又漫上石栏,再沿着土耳其大街往前流,然后还左右拐弯,流到了他母亲的家中,为了不弄脏地毯,血沿着墙角流,穿过客厅、穿过房间,划了一个大弧线,又穿过海棠花长廊,穿过谷仓,最后流到厨房,流到他母亲乌苏拉的脚下。他母亲正在厨房打鸡蛋,一看到便叫起来,后来又沿着血迹走回去,发现儿子死了——这种讲法就很高级不同一般。

有人说,现代派作品不讲故事,其实不然。很多现代派作家都讲故事,只是他们的故事呈现形式是向内走,不是向外走,他们注重人物的内心。像意识流,完全是深入人的内心。所以从表面看,他们的作品好像不讲故事,其实不是。我认为,讲故事不是讲情节,更不能靠情节与情节之间的简单叠加,而要注重人物的内心变化与成长,注重人物精神世界的勾勒和完成。为什么有的小说讲得天花乱坠,却不能打动你,而有的小说虽然平淡无奇,却能够紧紧抓住你,区别就在于故事性的强弱不是根本,而人物的塑造和精神世界的构建才是真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曾和几个同学一起去天津拜访冯骥才先生,他当时是天津市文联主席。言谈中,他说优秀的小说好像一棵树,有人在树下便可以捡到果子,也有人伸手可以摘到树上的果子,还有人站在梯子上可以够到更高处的果实(大意)。这番话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讲故事也是如此吧,好小说应该能够满足不同层面的读者需要。好看只是外壳,内涵才是最重要的。所谓雅俗共赏,这是我一直想追求的。

▶何:

在去年建党百年之际,您创作出版了一部红色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群山呼啸》,这部小说反响很大,我看到的媒体评论都给予了高度评价。您曾经说这是您投入心血最多的一部长篇,能谈谈它的创作过程吗?

▷季:

《群山呼啸》是我2021年初出版的一本长篇小说。这本书前后写了三年多,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脚印工作室推出,《当代·长篇小说选刊》一月号也选载了,还被评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20大好书。对我来说,是完成了一个心愿。因为我一直想写一写大别山,这个愿望终于完成了。为了这本书,我多次去大别山采访,也查找了很多资料。因此可以说,这是一部来自大别山的书。

大别山历史非常独特也非常丰富。面对如此博大的红色遗产和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如何在有限的篇幅里更好地讲好故事,表达主题,这是一个难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从家族这个小切口入手,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小说时间跨度很大,从辛亥革命、军阀混战、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通过几大家族的命运浮沉,特别是贺家几代人的挣扎、坚守、奋斗,以及苦难和辉煌,反映了大时代的变化,讴歌了一代中国人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的家国情怀。这样做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深入挖掘大别山红色文化内涵的同时,把红色历史与家族历史有机结合,通过个体命运来展示中国历史进程的变化,从而打开国家民族这个更广阔的视野。长篇小说的结构非常重要。最常见的是线性结构,从开头到结尾,按时间顺序,按部就班地写下去。但这种结构也有局限,不利于展开空间,不利于充分表现人物。所以,我开始写了一半后,又把它推翻了,决定采取一些改变,即打破线性结构,采用块面结构,即以人物为主,多条线索,齐头并进。全书三十四章,每章都以一个人物为主,故事的讲述呈多视角,众声喧哗,最后合流归一。初看时,可能有些散,但这种结构以人物为单元,有利于集中笔墨塑造人物。有评论称,这样的结构,让多位主人公轮番登场,从各个侧面来讲述故事,好像多声部合唱,众声喧哗,相互烘托,最后形成一部丰富的多层次的交响乐章。我觉得这个写法非常适合我需要表达的意图,与《金斗街八号》手法有相似之处,尽管两者体裁不同。

▶何:

正是因为看到相关报道,我了解到您多次前往大别山腹地革命老区深入采访,及时跟进向您约稿,请您为我们庆祝建党百年专号写了纪实散文《血染的土地》,创作和阅读这样的作品,对于作家和读者都是一次精神洗礼,深受教育。您后续还有红色革命题材的创作计划吗?

▷季:

这篇纪实散文也是您约我写的。我在大别山采访时搜集了很多素材,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大别山人民为革命付出巨大牺牲。我自己也深受触动。我原以为写篇一万字的散文不是难事,可真写起来却感到不好写,但您交待的任务,答应了就得完成。后来,我选了三个地方来结构文章。写完后,心里也没有把握,后来您回复说挺好的,我才松了一口气。刊物出来后,有不少读者对我说,看了之后,非常感动。大别山的素材还有很多,我以后肯定还会去写。

▶何:

如您所言,您的小说和散文都有很强的结构意识,叙事娴熟,语言精炼,怎样写都妥帖恰当。本期我们刊发您的新作《逝者如斯夫》,以“我”为叙事视角,讲述“我”与文友老海和老桑的人生故事。三人同为80年代的文学青年,他们曾经深怀文学理想,但最终老海却在市场经济大潮裹挟中,蜕变、堕落,成为生活的失败者。读罢作品,令人唏嘘深思。老海这样的人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作品好像也在昭示着,文学作为心灵的产物在本质上与物质世界的功利性是相抵牾的,保持纯粹和初心对做人和为文同样重要。创作这篇作品,您是基于什么考量?

▷季:

老海是时代的缩影,这段生活我是亲身经历过的,所以写起来特别亲切,也特别顺手。这篇小说如果说有我最满意的地方,那便是写出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和感受,让我回想起那些与文学青年厮混在一起的岁月,不禁感慨良多。当然,小说的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的。

文学是长征,更是大浪淘沙。我身边的文学青年几十年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这是时代的筛选,也与个人的人生态度紧密相关。您说得对,无论做任何事都有初心,文学也是如此,而老海的命运也不独文学领域才有。

▶何:

您的创作经历恰好与改革开放四十年同步,从80年代初至今,您一直保持旺盛的创作力。您如何看待作家与时代和生活的关系?

▷季:

这个问题有点大,简单说吧,我记得孙犁先生说过,叫人记得住的小说,是那个时代,最为人关注的,也是最尖端的题材。什么是最为人关注、最尖端的题材?我的理解是,在纷繁的世界和火热的生活中,特别是在大时代的变迁中,作家要努力捕捉时代的本质,表现时代和人民最关切的问题。鲁迅的《阿Q正传》是如此。《班主任》《伤痕》等作品也是如此。

我前段时间读了南非作家库切的长篇小说《耻》。故事很简单,一件普通的强奸案,几个黑人光天化日之下强奸了一个白人女子,父亲要报警,但这个女子执意不肯。后来父亲发现一个强奸犯出现在雇工家的聚会上,又要报警,女儿还是不同意。原因是报警后,没有任何作用。后来,这个白人女子不得不嫁给那个黑人雇员。需要说明的是这个黑人已有两个老婆,而且这个女子还具有同性恋倾向,如果不是万不得已,她能出此下策吗?显然不会。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保住农场。这就是南非的现实。过去是白人欺侮黑人,现在是反过来白人遭受不公。这就是殖民主义的后果,白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库切提出了一个沉重深刻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无解的(种族问题难以调合),可以说打在了时代的痛处。简单的故事引出深刻的主题,这就是库切的高明之处。小说以父亲的视角来写,技术难度并不大。没有炫技,没有象征,也没有什么新手法,什么意识流,后现代,统统没有,语言平铺直叙,传统手法,缓缓道来,但引起很大反响。库切后来还因此获得了布克小说奖和诺贝尔文学奖。

作家与时代的关系是什么?我觉得以上几部作品就是很好的说明。

▶何:

您认为当下中国故事应该包括哪些特质,新时代文学应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季:

中国文学有一个鲜明的特征是现实主义传统,这个传统在新时期进一步深化,而且通过思想启蒙运动和先锋文学的影响,创作方法更加多样化。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文学面对市场大潮的冲击,一片恐慌。我当时在《清明》任职,也感到茫然、焦虑。记得不少刊物纷纷改弦易张,“城头变幻大王旗”,好不热闹,也好不悲壮。有人认为现实主义落伍了,太土了,没出路了,可后来的情况是,先锋作家开始回归,现实主义仍然成为主流。如今回过头来看,最具生命力的作品还是关注现实的作品。2018年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获得“改革先锋”称号的作家有两位,一位是蒋子龙,一位是路遥,他们的作品都是以关注现实著称。《平凡的世界》的发行量至今仍居各大新华书店排行榜前列。

新时代文学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关注现实是一条重要的经验。

▶何:

能分享一下您的阅读情况吗?您平时喜欢阅读哪方面的书籍?您喜欢的作家和作品有哪些?

▷季:

我喜欢读杂书,常读的有文化史料方面的书,尤其是笔记。我买了不少。这些文字更接近当时生活的真实,一些正史中不能记载的,在这些笔记中都会有所呈现,文字简短,但信息量不小。有些笔记文笔也非常精彩,读起来很有意思。我喜欢的作家作品有很多,只要能让我有所教益的作家作品我都会去看,不管他是哪个路数。但我更喜欢的是一些暗合我的写作路数的作家作品。

有一次,我们请汪曾祺先生来安徽,参加《清明》创刊十周年活动。在座谈会上,汪先生说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风格,你是什么风格的,只要你喜欢哪个作家,也许你的风格便与他暗合,你可以多看他的书(大意)。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仍记得这句话。汪老先生这句话是有道理的,不过,每个作家在成长过程中都是会变的,我们不应该局限自己,应该尽可能地多看一些不同风格的作品,以开阔视野。

我最近读的小说有智利波拉尼奥的《荒野侦探》《2666》,英国鲁西迪的《午夜之子》,还有东欧一些作家的作品,如捷克赫拉巴尔、阿尔巴尼亚卡达莱等人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我喜欢,有的也不喜欢,但都值得读一读。

▶何:

记得您引用过博尔赫斯的一句话:“我写作,正是为了让光阴流逝使我心安”。您的创作硕果累累,新作频出,您今后有什么新的创作打算?

▷季:

博尔赫斯是一个伟大的作家,他的小说成就主要是短篇。我感觉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每篇小说都反复修改,不允许出现一句多余的废话。这一点有点像鲁迅,惜字如金。他的作品虽然短,但内涵深邃,需要反复咀嚼才能嚼出味道。他也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家,一生中大都在图书馆度过。他很少旅行,但小说中却写到与阿根廷远隔千山万水的中国、非洲等地,据说这些地方他根本没有去过。他对这些地方的了解都是通过书本。有人称他是图书馆作家。他的小说哲理玄妙,想象丰富。与马尔克斯相比,他的作品更精粹,而后者的读者接受面却要更广泛一些。我很喜欢博尔赫斯的这句话,很早就把它抄在笔记本上。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理想的状态。

关于创作打算有一些想法,正在做准备,哪个成熟了就写哪个,但计划有时赶不上变化,如果哪一天突然来了新的灵感,原先的计划可能都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