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投稿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漂洋过海来送你》:诚挚的历史祈愿与天真的道德热情
来源:《十月》 | 徐刚  2022年02月14日08:00
关键词:石一枫

在长篇小说《漂洋过海来送你》(以下简称《漂洋过海》)中,一个久违的叙事变化在于,小说的主人公那豆,终于是一个正儿八经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了。这位来自“那个民族,那样的人家”的“胡同串子”,动辄就要“起范儿”的“鼓楼花臂”,显然颇有些京城“顽主”们“混不吝”的劲头。这使得小说看上去又回到了石一枫早年习惯的故事腔调,即“通过一类文化混混儿来观察他人、评判生活”,而这种视角上的偏好所带来的便利在于,“可以更加自然地运用口语,以及令看起来不那么可信的人物显得真切一些”。这一点毋庸置疑。主人公那豆连同他置身的北京人文环境,显然为小说的情节推进提供了诸多便利。纵观整部小说,首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狂欢化的北京方言世界,以及丰富驳杂的地域人文掌故,这一点通过我们跟随无所事事的“胡同串子”,以及他爷爷,那位同样无所事事的遛鸟大爷,体会他们以胡同为中心的“城市穿行”,以及随“城市穿行”一道展开的生动有趣的人物对话,便能深切地感受到。这些都是“胡同北京”所承载的文化形态的生动再现。

对于《漂洋过海》来说,与这种“胡同北京”的叙事腔调相配合的是,小说的故事推进仰仗的是好似“相声贯口”一般的情节设置。故事的“包袱”一个接着一个,大有“贫嘴”到底的势头,密集的“笑点”令人目不暇接。而小说正是以那些“金句”和俏皮话为依托,在以“耍贫嘴”的方式展开的“段子式”写作之中,将作者标志性的“一枫式幽默”展示得淋漓尽致的。小说生动的画面感始终“在线”。因此不用说,这部《漂洋过海》从身份到作派,从形式到内容,小说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如今难得一见的“京味”特色。于是,说好的从老舍到王朔的写作传统,这一次仿佛都有了着落。

事实上,由以上“胡同北京”与“相声贯口”体现的叙事“下沉”与“紧接地气”之中,我们其实不难发现,《漂洋过海》也体现了作者一贯的写作追求,即为了显示自己对于所谓“纯文学”叙述腔调的不满,往往不惮于借助通俗故事的叙事外观,这使得他的小说时常具有雅俗共赏的独特气质。事实上,石一枫对于时代的勘探,并非是以纯文学的僵硬方式来完成的。相反,他总是力图制造阅读的吸引力,将目标人群牢牢捕获,进而在故事之中寄予更为宏大的叙事抱负。就《漂洋过海》而言,其通俗的叙事外观主要体现在小说对于“无巧不成书”的叙事模式的充分借重。

因为对于《漂洋过海》来说,重要的并不是将小说意义局限在“胡同北京”的狭窄层面,而是将北京的里与外,历史和现实,以及与此相关的更加驳杂的人群彼此联结,进而开掘出更丰富的文本意蕴。然而,小说如何能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线索归拢一处?这种“联结”的能力说起来并不神秘,只需将故事的偶然性发挥到极致即可。因此,巧合与误会似乎永远是小说情节推进的强大动力。这一点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并不陌生。传统叙事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所谓“无巧不成书”的说法及其操作方式。比如从话本小说《错斩崔宁》到昆曲《十五贯》就有因十五贯铜钱而引发的一场血案的曲折故事,而民间戏曲中也广为流传着诸如“上错花轿嫁错郎”之类的离奇故事。这种借助偶然性造成的情节突转,来迅速达成故事情节的戏剧化,以便造成现实中难得一见的离奇效应,几乎是传统叙事的惯常手法。

其实不光是中国传统叙事,这类手法在欧美电影中的运用也极为普遍。从盖·里奇的《两杆大烟枪》,到保罗·哈吉斯的《撞车》,再到伊纳里图的《通天塔》,甚至再到国内的《疯狂的石头》等电影,匪夷所思的情节巧合,永远是制造离奇故事的不二法门。从这个角度来看石一枫的《漂洋过海》,似乎就不会觉得小说里火葬场司炉工李固元的“美尼尔综合征”的情节设置过于唐突了。事实上,正是这位资深“劳模”随时随地的晕倒,以及碰巧遇到的“特殊客户”的强行“加塞儿”,小说中三条毫不相关的线索才因为“盒子”的“混乱”而被纠集到了一起,正如小说所言,事情“全拴在一块儿”了。这也为故事接下来的情节走向埋下了伏笔。而小说里另一个关键情节点,则在于那豆和“发小”阴晴在黄耶鲁家的游艇上的湖边夜宿,正是在此,阴晴碰巧发现了黄耶鲁父亲的犯罪线索,而在这之后两人的通宵长谈,也为那豆次日的壮举积蓄了情绪。这显然也是巧合对于故事走向的进一步推进。正是在故事的这些关节点上,对于“巧合”或“偶然性”的强行征用,让情节迅速推进,使得石一枫的小说建构起了一种人们喜闻乐见的叙事形态。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正是以这种最通俗易懂的方式,荡涤了流行的文艺腔,从而让叙事趋于通达和质朴。

石一枫的小说总会弥漫一种近乎天真的道德热情,执着地将其貌不扬的普通人刻画成那些“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并赋予他们的故事某种“史诗”光环。因此他的作品往往会用表面的嬉笑怒骂、玩世不恭的“痞劲”,来掩护文本内在深沉的理想主义情怀。在《漂洋过海》里,作者同样试图刻画的是“小人物”的“史诗”。作为无所事事的“胡同串子”,那豆的出场显然是为了给人留下“低到尘埃里”的印象。他没有煊赫的家世,也看不出能混成“人上人”的丝毫希望。然而,石一枫的小说就是这样,那些扑到尘土里的失败者,却总会实现他由凡人向英雄的“惊险的一跃”,并绽放出人性的光辉来。小说里的那豆,能为死去的爷爷拍案而起,并且愿意漂洋过海,甚至在遥远的大洋彼岸也舍命一搏,这里固然是因为传统文化里“惟送死可以当大事”,但我们很快就发现,这还与更宏大的事物息息相关。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爷爷这里。于是,小说不失时机地补充了一段爷爷不到十五岁时,在鼓楼给即将奔赴战场的部队看守纱布的经历,由此也顺势引出他一辈子恪守的人生准则,“人呐,要能替别人做点儿事,心里真美。”这种朴素的人生感悟,显然包含着石一枫试图在小说里灌输的博大命题。如小说所刻画的,爷爷就是那种“为了别人”,宁愿“把自己交了出去”,甚至“汇入了一股宏大的、浩荡的力量”的人。在那豆的心目中,少年的爷爷自有一腔豪情,这豪情的根由在于,那些“无名无姓,无穷无尽”的“别人”,都和自己有关。不出所料的是,爷爷的这腔豪情穿越时空,鼓动着那豆,使他勇敢地成为了那个为了别人的利益,也能豁得出去,甚至以命相搏的人。这不恰恰正是“扑在尘土里也自带光芒”的人所彰显的人格力量吗?

除了言传身教的爷爷,《漂洋过海》里老一辈的美德,如同记忆的潜流伏延千里,都在那豆这里得到了回响。黄耶鲁的奶奶引出的是老一辈的革命遗志,战争年代的腥风血雨,以及无名烈士的英勇牺牲;而即便是因病犯错的“劳模”李固元,也能看到他在汶川地震中令人感念的勤恳工作。而与他们截然相反的,当然是革命“子一辈”的欺骗与腐败,比如酱油厂姚厂长的儿子“姚表舅”,就显然在厂子股权改制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而勾结地方政府,利用“庞氏骗局”展开金融诈骗,然后卷款逃亡海外,则正是黄耶鲁的父亲,老革命沈桦儿子的“丰功伟绩”。这样的情节设置,显然是要达成一种有关从革命年代到改革年代的今不如昔的慨叹,这当然也是石一枫小说一贯的情感偏好。

或许在《漂洋过海》这里,石一枫终究是要表达改革时代的一派乱流,被今天新的人性光芒所冲决的历史祈愿。大概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到,小说与其说是在描绘现实的走向,不如说在寄予某种形式的希望。如其所展现的,那豆的行动所彰显的人性光芒,总能对周边的人物产生十足的感染力。比如它对“发小”阴晴的鼓舞和教育意义就极为明显。这位因家庭变故而远走美国,又因生活意外而身患抑郁的留美学生,一直在寻找“世界为何如此”的答案,却也无法解答关于世界的诸多困惑。而正是在那个关键的时刻,她陡然顿悟只有面向更宽广的人群勇敢地跨出去,才能寻找自我救赎的通途。而在工人何大梁那里,那豆直接感染了他对死者田谷多的情谊,力促他完成田“锅”的遗愿。此外,那豆之于黄耶鲁的教育意义则更加明显,这位养尊处优的纨绔子弟,也终究能够明白冲破利己主义的泥淖而为他人奋力一搏。这种诚挚的历史祈愿,似乎在进一步坐实石一枫小说近乎天真的道德热情。然而,对于小说所寄予的善良愿望,我们又怎么能忍心指责呢?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宁愿相信那些“扑在尘土里也身上带光的人”,在他们这里,总能让人感受到一种升腾的力量与向上的激情,这或许能让这个世界变的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