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两个板块：一是军营，一是我生活过的湖北红安老家，那个叫“竹林湾”的村子。有读者问我更喜欢写哪一块，或者说，对我笔下军营的人物更喜欢，还是对乡村的人和事更热衷。我不知道。为什么笔触有时回到乡村，有时写到军营，这创作机缘是不一样的。写军营，比如《穿军装的牧马人》里那个牧马的黄叶青，《饭堂哨兵》里的那个无名哨兵，还有《哨兵北舞》里的那个跳舞的韩泽中，是他们的特殊岗位触动了我。他的独特存在，他站立的姿势，甚至他长时间的沉默，触动了我内心那根敏感的神经，触动我内心对他的敬佩与喜爱，我不能自已，就动手去写他们。这些人物，往往是“偶遇”，相识的时间很短，有时只有一个正午的时间，比如那个穿军装的牧马人。当时，黑龙江边防某团某营，派几个兵接受我的采访，他从放牧的野地匆匆赶来，穿着一身冬季作训服。他没有坐，而是蹲在我面前，背紧紧靠着暖气片。很快，他身上有水滴落在地板上，那是他军装上的冰开始融化。那一刻，眼泪溢出我的眼眶，我觉得，作为一名部队的专业创作员，不应该坐在办公室里，凭自己的想象，去虚构我们的军人，去虚构我们的军营故事。尽管小说是虚构的艺术，但它的根基，应在现实之上。我庆幸我来采风，庆幸我遇到了他。我决定写他。于是，就有了短篇小说《穿军装的牧马人》。《哨兵北舞》则是另一种场景，是夏日，阳光正烈，我看见一个身材修长的兵，站在岗亭里。因为是边防，重要岗哨，那么热的天，他不得不穿着厚重的防弹衣。他站在界湖边的大坝上，阳光照着湖面，湖水像一面镜子，将阳光反射到坝上，反射到岗亭上，打在这个兵身上。他脸上的汗像水一般流淌。他一动不动，只是那双灵秀的眼睛，看了我一眼，继续凝视前方。当我知道他来自北京舞蹈学院，是一名舞蹈系的学生时，我被震撼了。我觉得，这比他来自清华、北大更让我震惊。我采访了他一个半小时，写出《哨兵北舞》。

当然，我写的不仅仅是那个穿军装的牧马人，也不仅仅是那个跳舞的哨兵，他们是一群人，那一个只是一个代表。我在采访他们的同时，会通过他的外表，他们的眉眼，揣摩他的内心。我会猜测他的内心所思。同时，我也会展开我的想象，把自己的内心所思所想，写入他们的心理活动。这样，小说人物会更加丰富，更加真实可信。

相反，我“竹林湾”系列里的人物，都不是“偶遇”，他们在我心里陪伴我很长时间，有的长达几十年。突然有一天，这个人物在脑子里跳出来，像是站在故乡潮润的空气里，像是在梦境里，对我说，四郎，你还记得我吗？往事便潮水般涌来。我打开电脑。我知道，接下来的创作，就是要写眼前这个人。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开始我的“竹林湾”系列的创作。我的父亲、哥哥、聋二、光棍麻球、崔寡妇……这些人，慢慢就都进入我的作品里。我写他们在特定年代的困惑、烦恼、不安、愤怒，他们在生活中的挣扎，包括他们对现实的逃避，或自我拯救。我写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与生俱来的善良，他们深藏在心底的淳朴与纯真。他们都是鲜活地生活在我故乡那片土地上的人。

作家离不开读者，读者是载体，没有读者，作家的写作几乎没有意义。基于此，读者反馈的信息，我特别在意。评论家是最苛刻的读者，他们会用放大镜，看你作品的优点，当然，也会毫不客气地指出作品的不足。

一位评论家说我写得最好的作品，是关于湖北红安那个“竹林湾”系列。他这么说有他的道理。我爱湖北红安，我在那个叫“竹林湾”的乡村，生活了十八年，我熟悉那里的生活，熟知那里的一草一木。乡音乡情，浸润我心，那些生活的细部，早已融入我的骨子里，流淌在我的血液中，写起来，情感更加充沛，像水一样自然流淌，我只需打开记忆的闸门。当然，这些记忆，并非记录，它们是来自心灵的记忆，它们增添了我的想象、我的企盼、我美好的愿望。它们比我脑子里的记忆更加真实。这样的真实，是文学叙述意义上的真实，是心灵的真实。

《太平桥》里的“太平舅”，就是我记忆中的一个人物。我没有亲舅，他是我远房的舅舅。当然，现实中的他不叫“太平”，他有另一个名字。“太平”这个名字，是我赋予作品的象征意味，“太平桥”亦是如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太平桥”。当他遇到困难、坎坷，甚至灾难的时候，他希望有一座桥，能让他走过去。过了这座桥，就平安了，太平了。这里说的“太平”，其实是一个人内心美好的希望，他怀揣这美好的希望，一步步往前走。这是他们为了完成自我救赎而给自己架设的一座心灵之桥、精神之桥。

尼采说：“悲剧是最高的艺术形式。”我没有刻意要去写一个悲剧，我只是写了现实中这样一个人。他是悲情人物，但我没有“一悲到底”。作品里发生在他身上令人伤心的事，大都是真实的，现实中他过得并不太平，但他希望自己死去后，过了这“太平桥”，在“那边”能太平。我便在小说结尾，按照“太平舅”的遗言，让他的棺木从“太平桥”上走过，了却了他的遗愿。我不知道结尾这一笔，是否能让读者能看见冬日里的花开，这是我的一个愿望。

很多作家、评论家提倡写作要给读者以陌生感，而我更在意作品能带给读者心灵的共振、共鸣。“太平舅”的一生，有其独特之处，但绝不是特例，在我们乡村，像他这样的人很多。我记得长篇小说《向阳生长》出版后，有读者在十月文艺出版社的公众号上留言，说：“聋二这个人物，把我看哭了。我们村里也有。我们周边每个村子都有。”看到上面的文字，我并不因为我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陌生的人而沮丧，相反，我因为写出一个乡村普遍存在、心灵品质又极其高贵的人而倍感激动。那一刻，我觉得我的写作是有意义的，至少对某些读者有意义。

写童年和故乡，很大程度上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生活的故乡。这个“自己”，既是我，又不仅仅是我；同样，这个故乡既是地理意义上我的故乡，更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我只是努力把童年和故乡，安放在一个可以让我们的灵魂栖息和得到抚慰的维度上。我写军营，写军营里的士兵，更多的是写“他人”的故事。无论是写他人，还是写自己，想写好，都不容易，得用心，用脑，耗费心血，尤其像我这样缺乏才气的写作者。好在我追求不高，容易满足。每当回看自己的作品时，我偶尔会惊叹于自己所做的一切：原来写得并不那么糟糕！这种自我评价，引来一阵自我感动的情感的潮，这是我继续前行的动力和勇气。

文学越来越边缘化，我并没有用一篇小说来反映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意图和野心。我只是想呈现生活中一个实实在在的人，呈现他的生活，他生活的本来面目，他的情感，他一个盲人看不见的世界里，是否也五彩缤纷？能否达到这个效果，作者要和读者共同完成。

我心里清楚，我的写作范围是狭窄的，不够宽阔，特别是题材上，有很大的局限性。我正在做这方面的拓展训练。2017年底，我正式落户沈阳。我更近距离地感受着辽沈大地，辽沈大地上的生活气息，正由外在慢慢渗入我的内心。我有意识地从这片地域撷取创作资源。2018年底，以煤城阜新为创作背景的中篇小说《玉龙湖》，原发《芙蓉》，被《小说选刊》转载，入选小说年度选本，获第十届辽宁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荆芥的香味》，以在我们小区收废品的一位大哥为人物原型，发表于《鸭绿江》，写第二故乡的事，发表于第二故乡的名刊，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小说发表后即被《小说月报》转载。

2020年，我的短篇小说《哨兵北舞》发表于《人民文学》第8期，那个哨所的原型就是丹东老虎哨；我的长篇小说《向阳生长》里，涉及军营这一块的，写的也都是辽沈大地上的军营。辽沈大地，已逐渐成为我文学创作的另一资源地。

故乡与他乡，是两个并列的存在，没有他乡，何谓故乡？说来也怪，我现在回到湖北红安老家，踏上那片土地，我就开始回望辽沈大地，竟然与我在东北回望红安的感觉相同。辽沈大地，于我，已经有了故乡的感觉。而老家红安，却越来越像他乡。

无论故乡还是他乡，都值得我去书写。桑塔格说：“好的小说是分泌出来的。”那么，就让生活的细部，进入到我的身体里，等待着它们发酵，分泌吧。我不急，也没有野心。我慢慢、慢慢地写。我不想活得太累。我想让写作成为一件快乐的事。写作让我生活宁静，心如止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