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叶兆言的创作体量巨大，涉及多种文体，包括小说、散文、随笔、非虚构等，有不少作品已经渐渐步入经典化的行列，被多次重印、反复研讨，并进入文学史序列。叶兆言的小说选题主要集中在历史的书写上，也兼及现实生活的描摹，在叙述风格上具有典型的烟火气、市井化和民间味，长篇小说新作《仪凤之门》再一次显现出这些基本特征。《仪凤之门》主要书写历史，回到20世纪初期那动荡的年代，但这是具有烟火气息的、活色生香的、日常的生活经过时间的发酵而成为的历史，而他立足的还是他熟悉的古都南京，写地方、写市井、写民间、写英雄、写传奇，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同时不乏一种外向型的表达。叶兆言的作品蕴含着一种浓郁的古典文人气息，经过现代手法演绎，古典与现代相得益彰。

《仪凤之门》构筑了一种“潜隐剧本”（詹姆斯·斯科特的一个艺术人类学概念），让历史具有了民间传奇色彩。

总的来讲叶兆言的作品有现实与历史题材两个大类，而历史的影子始终徘徊在叶兆言作品中。当然，叶兆言对历史的处理有其特有的方式，概而言之是一种相对于官方宏大历史的“潜隐剧本”，即是从民间角度和普通个体认知视域下的时间记忆。比如1937年作为一个极为特殊的年份，他的小说呈现却是《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内容也是立足个体的情感生活，凸显一种历史的个人进路。再比如他的那些追怀民国时期前尘旧事的小说《追月楼》《状元境》等，都染上了自己鲜明的印迹，被评论家称为“从民间的角度来重写民国史”。

叶兆言的历史书写很明显带上了一种新历史主义的笔调，这并非历史虚无主义，而是更加注重历史中的独立个体，更加注重历史的多面性。包括从他的民国书写、“文革”叙事中都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一直对庸俗化的历史书写保持着警惕，而是从新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一种阐发。

叶兆言在多年的南京书写中积累了不少史料，小说中对历史细节的描摹很多都有据可查，但是其作品的文学性处理也十分明显。《仪凤之门》又是一部富有民间意味的历史之作，具有民间叙述惯用的传奇色彩。

小说叙述了民国时期风云变幻的政治格局和社会形势，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大的时代背景若隐若现，但小说的着手点则是典型的民间“草莽”英雄。拉着黄包车混迹社会的杨逵与仪菊、芷歆的一次偶然相遇，成为其命运的转折点。在不久之后杨逵同这两位女性陷入纷繁的情感纠葛中，而他也从人力车夫变成一位革命党人，并抓住下关地区的发展契机，成为商界传奇人物。杨逵和他的兄弟候水根、冯亦雄等人以各自的方式进入那动荡的时局，以个体化的方式切入当时的革命、商界与政坛，个体与时代抗衡较量。

历史的滚滚洪流中，个人与时代在南京城里上演平凡而又传奇的协奏，神圣而雄伟的革命在一位车夫的加持中有了血肉与棱角，宏大的历史在这些普通人的演绎中竟有些传奇色彩。小说中写三仁货栈成为革命党人的据点时用了“稀里糊涂”，杨逵成为革命党也是“稀里糊涂”的，革命的个体性与传奇性得到进一步彰显。这正是一种来自民间的历史记忆和情怀，是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认知习惯，这是他们理解历史的模式，也是他们铭记历史的方式。当然，对历史的不断回望也是对现实的观照，这也是作家写作的最终归宿。

叶兆言的作品主要聚焦在南京，几十年来叶兆言几乎都是围绕着这座城而书写的，南京成为其创作的“命门”。《旧影秦淮：老南京》《南京女人》《南京传》《南京人》《江苏读本》，仅从题目就可窥见南京的影子。《状元境》《追月楼》《半边营》《十字铺》《刻骨铭心》等作品也都和南京有关。叶兆言的作品很多都是立足于地方的，他可以从一个乡村写到南京，写到江苏，写到中国，再到世界，一步步延伸开去。

不过，叶兆言笔触多聚集地方，其视野却是世界的。比如《花煞》书写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大碰撞；《后羿》是“重述神话”这一全球化的文化策划项目结果。《仪凤之门》写到了南京的下关开埠，与世界接轨，城里也出现了现代化的公路、各色的外国人、领事馆、外交官，这些细节都涉及到国际视野了。

《仪凤之门》主要是一部立足地方的作品，题目已经昭然揭示，楔子部分详细书写了仪凤门，它是南京城北部通往长江岸边的要道，北上、出征、打胜仗凯旋，都会经过这座城门。这一地方建筑成为作品的题眼和故事的中心。在小说的开篇，叶兆言花了不少笔墨来书写仪凤门及其重建。从历史上这座城门的开合来书写朝代的更迭、世事的变幻，一直到下关开埠，与世界相连。

古老的建筑正是中国文学传统常见的见证者，是经常感叹的物是人非之“物”，历史的轮回沧桑正是托寄于物的，建筑也因此有了生命，这也正是作家反复书写这座城市的用意所在。南京是作家反复书写的心仪之地，《仪凤之门》依然是写南京城的作品，小说写出了南京的另一面。在如此多的文本中，这座城的每一个角落都遍布了作家的笔迹。

为什么作家笔下始终有南京，只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叶兆言的小说有一个较为明显的母题，即传统与现代的辩证，他对传统有很深的挖掘，多次关涉到这一母题的书写。叶兆言的书写沿袭了江南文人的古典气息，具有典型的儒家文人特性，并且经过了现代化的转型，是古典文人气息的现代演绎。不少小说中的人物本身就是这样的群体代表。

《仪凤之门》书写的是草莽英雄传奇，但也间或有这样的气息体现。《仪凤之门》中依然也有那种典型的江南文人气息。特别是，整个文本流露出一种文人固有的感伤色彩。杨逵能够在乱世中成为下关一号人物，在财富的江湖上孤独求败，也在内外交困中走下坡路，走上盛极必衰的宿命。

小说还多次写到这座城市遭受到战火的侵袭，饱受灾难的洗礼，这种书写既是历史的写真，也是一种作家的悲悯情怀体现，具有很深的情感蕴藉。

除了小说书写，叶兆言还有大量的散文随笔以及非虚构作品，将文学情怀与景致用小说之外的方式表达出来。叶兆言颇具古典文人气质，他的散文表达了浓厚的“文人”情调，无论是漫谈古城南京、闲话文化名人，还是追怀亲朋好友，都散发出平和恬淡的儒雅气息。正如同是江苏的作家苏童的评价：“叶兆言的性格为人绝对是儒家的，他是一个真正的读书人，满腹经纶，优雅随和，身上散发出某种旧文人的气息。”

《仪凤之门》从个体切入时代，书写了动荡时局下的百姓日常，塑造了民间草莽英雄形象。小说除了主要人物“桃园三兄弟”的经历，还穿插了不少其他人物在时代中的遭际，都是十分生活化的书写，与其秉持的民间理念相一致。当然，大部头的长篇小说一般都是发散的作品，作家自我提示道：“这本书写到了女人如何给男人力量，写到了爱和不爱如何转换，革命如何发生，财富如何创造，理想如何破灭，历史怎么被改写。”其实仔细读下来会发现远不止这些内容。叶兆言的南京书写成为他最鲜明的标签，人与城的坚守持续了几十年，不过，他的地方坚守也频频显现出世界的眼光和格局。如果从文学谱系学的角度来进一步考察，这是叶兆言沿袭江南文脉的表征，这既有世家的传承，也有地域文化的滋养。糅合着古典人文气息，叶兆言笔下的南京具有了别样的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