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望江南》，王旭烽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3月出版，68.00元

时隔二十多年，继“茶人三部曲”之后，王旭烽推出了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新作《望江南》，在翻天覆地的大时代中，写出了江南烟雨浸润中的中国人的选择和敞开、融入和奋进；在时代的激昂与风雷声中，王旭烽写得悠远低回又荡气回肠，写出了茶香和茶性，写出了江南文化的诗意和力量，写出了中国的风度、情怀和品格。

“我去高校的十多年，一天也没放下文学，只是转移到文化随笔和纪实文学上罢了。”王旭烽觉得，高校有高校的气质，相比起作协，一个为学术性，一个为才子性。她的单位浙江农林大学虽在杭州临安区，但距离一小时，几乎是从创作的西湖时代进入了山居时代。“学校为农林，所以更为脚踏实地，山气多，水气少，我从山底下爬起，一直走向专业高坡。”

小说取名《望江南》用意颇深。王旭烽解释，一是“望江南”为一味中药，疗效和“茶”非常接近，二是来自于苏东坡的一首词《望江南·超然台作》，把茶的精髓叙述得既有层次，又有温度。用作这部长篇小说的题名，已经暗含了她对茶叶时代的立场和认知。

中华读书报：《望江南》的叙事非常从容，从吴觉农到杭氏一家三代，人物形象饱满而生动，无论是主人公杭嘉和、杭嘉平，还是次要人物如婉萝姆妈这样的底层市民，皆栩栩如生，让人过目难忘。在刻画人物上，您有怎样的追求？

王旭烽：我的长篇小说创作，说来有点奇怪。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曾经说过“即知即行”的格言。他是上虞人，和余姚人王阳明同属姚江流域人，主张知行合一，即知即行。我的创作也是这样，不管什么体例，从不写提纲，心里有那么模糊一团，有一个人物出来了，于是开始写，每天三千字左右，肯定有一千左右是第二天写时要作废的，而人物，故事，场景，就在这样的写作中即知即行出来了。关键在于你开始身心酝酿的那团混沌之气对不对，只要对，就跟毛线团找出线头了，你只管拉，不会错的。如果不对，那就一团乱麻，那就得重写。所以这部小说我拉过三次线头，前两次都差不多写到十万字了，感觉不对再重写，第三次感觉对了。

您说的《望江南》的叙事非常从容，这使我很欣慰。因为这二十多年来的时代风云际会，眼花缭乱，我特别担心自己的文本节奏出现问题，或者文学修养已经落伍。最后定稿时我正好生了一场重病住院，在医院静下心来从头到尾读了一遍，松了一口气。别的我不知道，但节奏是对的，是沉住气的，茶人，就是这样的人。

中华读书报：小说时人物众多，有实有虚，有吴觉农、马寅初等历史人物，也有杭家人的百态人生，杭家人中，杭嘉平从政，杭嘉和则相反。但“杭家只管茶有没有喝到一起”，这样的说法是否有所暗指？

王旭烽：人物有实有虚，是写这类历史长河小说时我的常用手法。回过头来想，可能和我专业为历史学还是有关系，自觉与不自觉中，总会渗入历史的要素。我读大学时，先生们跟我们讲《史记》，会说其为“无韵之离骚”，又说“文史不分家”。其实在茶的历史中，许多史实都是充满文学性的，尤其是人性。在西湖边喝茶，我把它理解为“可以实现的幸福生活”，而且是终极的日常的幸福生活。所有具备这种幸福目标和体验的人们，都是一类人，我把他们称之为有“茶脉”承传的人们。

中华读书报：小说以吴觉农的出场为引子，体现了民族危亡中的士大夫形象。您如何看待吴觉农这个人物，他是否是理想的中国茶人的形象？

王旭烽：吴觉农先生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家，他早年从事过出版业，做过妇女解放运动的宣传家。我工作过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就是在他九十岁生日时由他倡议建立的。在中华茶界，陆羽是古代茶圣，吴觉农是当代茶圣，代表着民国以来最优秀的中国知识分子，我曾经专门为他写过一部传记《茶者圣》。

中华读书报：小说对话较多，融入了一些杭州方言，如婉罗姆妈常说的“不搭界”“安耽歇落”“贼骨头”“哭竹猫儿”等，富有生活气息，突出了地方特色。您如何看待方言在作品中的运用？

王旭烽：我一直以为，中国书面语言虽然是以一种方言为轴心而演化的。但总体说，是从各民族的方言中诞生、建设和完善的，故西汉扬雄就专门写过《方言》书，那时出现的“采风”，就包括中央政府派往各地收集方言，集中后再进入雅言的使命。经过千百年来的锤炼，文言文已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而白话文还只有百把年的经历，故还在成长之中。我从小在杭州大院长大，一直以普通话作为生活用语，直到年青时在拱宸桥最底层的工厂工作，从工友处学到了正宗标准的杭州话语。以此为参照，逐渐了解了杭州方言集北国与吴越方言的杂交优势，比较后深感兴趣，并一直在文本中探讨这种杭州方言加入普通话语系，使之超出地域进入国语层面建设的可能。至于写作过程中的使用，我掌握一个原则，就是当所用方言不须专门解释就能用书面语言传递出来，使中国人一般都能意会。比如杭州人说“海威”，带有张扬呈现有力等意思，但用“海威”，即使从前没听过此词的人也会理解。汉语白话文还在创新完善过程中，杭州话将为此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中华读书报：叶子、杭寄草、杭盼的爱情在时代背景下都有些悲剧色彩，您如何看待笔下的女性角色？

王旭烽：总体而言，东方女性在数千年传统社会中，经历的不是男女平等的生活，这是小说的文化大背景。但相对而言，两浙沿海地区，人们又有特殊地理环境的熏陶，有着走向广阔世界的更大可能性。浙江码头多，集市多，商人多，女性较内地人稍多了一点点精神生活。另外，我在小说中暗自对男性作出这样一条底线：越尊重女性的男性，越像茶人。因为古代茶的特质中，有一条十分关键：不移，移即亡。古代的茶树不能迁插，不能移，只能种子下地成长。所以订婚又叫下茶，以茶比喻爱情和婚姻的忠贞。这些女性的悲剧，带着自觉和自由，有着独立人格的魅力，温柔而有韧性，是我最欣赏的江南女性。

中华读书报：小说有一个细节，专门写到杭州的茶树花，是属于被世人遗忘的花。但杭嘉和却坚持制造品尝茶树花，茶树花有何特别的喻意？ 您如何看待茶人精神？

王旭烽：我们杭州人明代的高濂写了部养生专著《尊生八笺》，专门讲了冬日茶事杭州茶花，说：“两山种茶颇蕃，仲冬花发，若月笼万树，每每入山寻茶胜处，对花默共色笑，忽生一种幽香，深可人意。且花白若剪云绡，心黄俨抱檀屑，归折数枝，插觚为供，枝梢苞萼，颗颗俱开，足可一月清玩。”我想这就是杭嘉和坚持和继承的茶脉——中国文人对日常生活的艺术化表达吧。因为在温饱之中的生活艺术化，是人性中精神层面的日常呈现，具备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永恒性。所谓茶人精神，应该就是这样一种“对和平的日常生活”的坚守和体验吧。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对于“史”的追求？ 是无意识的吗？

王旭烽：年轻时我曾经有过一个秘愿，要写下一个纸上的杭州。至于杭州的民俗历史等场景，更是我希望传递的内容。杭州作为故都，中国文化符号的重要承载之地，南宋文化一百多年的遗风，至今还保留在杭州的大街小巷湖光山色之中，它迷人精巧深邃悲怆喜悦，有时不免颓唐，瞬间又载欣载奔，朦胧中些许暧昧，情在将许未许之间，隔空传恨，清谷听音，刹那又电闪雷鸣，慷慨悲歌，这些人类精神的珍珠，镶嵌在历史的迷径中，尚有着显现、深挖、诠释和提升的空间。我这样生活着，也想这样书写。算起来，就文字而言，我可能是写杭州最多的人之一。因为杭州是写不尽的，她是一个整理思想的地方，创造美的天堂，容我终身表达。

中华读书报：小说讲述的是杭氏家族的故事，但它展现的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传达的是中国人特有的品格和理念。您想在《望江南》种表达什么？

王旭烽：我想在书中表达，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文化族群，叫“茶人”，他们爱喝茶，更爱茶的精神和它展现出来的茶之形态。人们往往赋予茶许多品质，但在我看来，所谓茶道，就是有关茶的人文精神和相应的规则范畴。而它的核心，正是茶圣陆羽给我们写下的“精行俭德”。我希望我每一本关于茶的书，都能够传递真善美。